高三那年的國際書展，我站在「前衛出版社」的攤位前面，發了很久的呆。我試著走去別的攤位，但不知怎麼的，總是會被莫名的人流沖回來。吸引我的，是一套精裝硬殼的「台灣作家全集」，總共有52冊、收錄了58名小說家的作品。但對於一個高三學生來說，就算它已打了很深的折扣，也不是可以輕易下手的數字。

那時我剛考完學測，成績還沒出來，但大概知道不會好到哪裡去。然而我也早早暗下決心，不管差到哪裡去，反正有什麼學校我就去什麼學校，絕不再浪費半年，去為了指考而啃教科書。不過，身為一個還算乖巧的高中生，總覺得自己還需要一個大義名分，讓自己能夠理直氣壯地放空整個高三下學期。

眼前這套「台灣作家全集」，看起來就是很堅固的理由。我不是以後想要寫小說嗎？那總要先讀夠多的小說吧？而且這一套還全是台灣小說家的作品，剛好可以探探前人玩過什麼，還有什麼未開發的領地可以去插旗子的？

念頭到此，我立刻鑽出會場，找了一台ATM。一狠心，就把存款裡面僅有的數字全部提了出來，走回前衛出版社的攤位。那是我高中三年，投稿文學獎的最後一筆獎金。錢付出去的瞬間，我就要跟整個寒假的強檔電影說再見了。

老實說，當時的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買了什麼。一直要到很多年後，我才能真正理解這套書不但在物理上很重很硬，在歷史上也是份量十足。這套書的出版計畫於1990年啟動，1993年大致完成，距離解嚴不過2到5年。也就是說，它出版於解嚴寶寶我本人2歲到5歲期間。在解嚴之前，「台灣文學」、「台灣作家」這類冠著「台灣」頭銜的事物，一律都是有叛亂嫌疑的禁忌詞彙。因此，它笨拙的叢書名稱「台灣作家全集」，實際上帶著一種破繭而出的熱情：

你看，我們台灣人可以說自己是台灣人了。

我們台灣人有自己的文學。現在，文學史要列陣而來了。

這套書的召集人是戰後台灣作家的精神領袖鍾肇政。為了這堂堂正正的「台灣作家」4個字，他努力了將近30年。在戒嚴時代，他編了好幾套實際上就是台灣作家全集，但總是要在書名上動點手腳的叢書，以免被滿街晃盪的特務抓走。1965年，他編了「本省籍作家作品」10冊、「台灣省青年作家叢書」10冊；1979年，他編了「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8冊。就像電影《賽德克．巴萊》裡頭的莫那魯道偷藏火藥一樣，一點一點把日治時期和戰後的台灣作家作品收集起來，然後用「本省籍」、「台灣省」、「光復」之類的偽裝網蓋好。等到解嚴之後，禁忌全開了，要編一套堂堂正正的「台灣作家全集」，捨鍾肇政其誰？就算他那時已屆退休之齡，實際上的編輯工作是分由青壯輩的學者負擔，也必須由他掛名召集人。

這是歷史欠他的勳章。

然而，高三的我什麼都不知道，就把3年的投稿血汗通通換成了一疊翹課的理由。為了讓自己可以更理直氣壯地對抗大人的不以為然，我啟動了一個自我訓練計畫：我要在升上大一之前，徹底讀完這套書；每讀完一位作家，我就要在部落格上寫一篇筆記。我不但打算這麼做，還把計畫告訴身邊親近的所有朋友，好逼自己下定決心。我從日治時期開始，一家一家讀，先讀作品、再讀選集中的學者評述，然後把我的想法寫下來。

於是我度過了震驚、怨念和悔恨的半年。

「這是小說嗎？這根本沒有收尾啊！」

「這什麼亂七八糟的文字啊！」

「夠了喔，老梗你們到底要寫幾次。」

「可以不要這麼囉唆嗎？是在寫小說還是在寫新聞稿啊。」

「他們也寫太爛了吧？」

我想像中精實美好，在台灣文學史裡面發憤圖強、獲得啟發、因而在18歲這一年脫胎換骨的計畫全盤失敗。我滿腦子都是：「台灣作家真的寫得這麼爛嗎？」這些人寫得完全不如我的同儕啊，我甚至覺得自己當下的手筆，就可以單挑一半的作家了。但轉念一想，不對啊，我平常讀的那些戰後的小說家都很神，我從他們的作品中學到非常多東西。所以，不是台灣作家都寫得爛吧？

「是日治時期特別爛。」

我找了一個讓自己安心的答案。但最初的雄心壯志已全然消磨，筆記寫到十多篇就停了，接下來順手翻過去而已。

上了大學，我有好長一段時間都沒再去動這套書了。除了第一印象不佳之外，也是因為我初次接觸到社會科學，開始一頭鑽入了新的興趣裡面。「台灣作家全集」沒有讓我脫胎換骨、功力大進，反而是每週跟著課堂進度硬讀的理論書，那些談論階級、性別、族群的論述，讓我覺得自己徹底抽骨換髓，成了一個全新的人。

大約兩年後，某個無事可做、電動也打膩了的下午，我順手從書架上抽了《蔡秋桐集》下來。蔡秋桐是我高三做筆記時，最不喜歡的作家之一，會抽到他，純粹就是因為它比較近而我的手比較短。然而當我眼睛掃過書頁的時候，突然有一股顫慄的電流通過了脊椎。

等一下。我看懂了。

那一天，我把「台灣作家全集」一本一本抽下來，隨便翻一篇就開始讀，特別是挑那些我印象中「寫得很爛」的作家。我的腦袋沸騰如滾水，無數氣泡全被攪了上來：原來這裡是在講「現代性」，原來這裡是「後殖民」，而那些我覺得老梗的，是台灣一世紀以來從未解決的農村問題、土地問題、性別問題、身分認同的問題……

他們當然老梗：因為他們是第一批指出問題的人啊。我們現在熟極而流，就是因為有他們先開始大聲疾呼。

18歲的我覺得他們寫得很爛，這本身就是歷史的傷口。因為在1945年之後，他們的存在被抹消了三十多年。一種完全不同的文學風格，從中國強制移植到台灣來。那些讓我敬若神明的「戰後」作家，在我眼中之所以好，是因為我從一開始就受到他們的影響，口味完全被帶走；讓文學少年如我讀了皺眉的日治時期作家，也並非本質貧弱，而是他們的文學成果完全被斬斷，沒辦法從源頭培育出頻率相近的讀者。

於是我讀歐美的現代主義感到親切，讀台灣的寫實主義反而隔閡。我那時已讀過一點全球化的理論，琅琅上口「越在地的，越國際」；但真讓我讀到在地的東西，竟真的陌生猶如異國了。家鄉成了異鄉。在自己的土地上，心靈仍然流亡。

我1988年出生，解嚴寶寶。直到20歲那年，我才發現解嚴不是一個轉身就過去的事，而是大病之後的緩慢復健。在我們沒有注意到的血管裡，戒嚴的病菌始終未除，就連最純真的文學少年，也不能免於被感染。

後來，我就成為了台文所的學生。再更後來，我出了書。我給自己一項新的自主訓練計畫，並且一樣告訴身邊親近的朋友，好逼自己下定決心：我要寫一系列的入門書，從最初階的閱讀教學、寫作教學，談到進階的文學史和文學理論。然後，通通都使用台灣文學的案例。書寫完了，我就開發成演講教材。單堂演講不夠，我就做成系列課程。

那套花了我所有文學獎獎金的「台灣作家全集」並沒有白買。至今，我幾乎每個禮拜都還要去把某本集子抽出來，再次確認細節。有時，我會瞥到自己什麼都還讀不懂時，所留下的那些帶有怨念的記號。有些記號甚至蠢得讓我心裡的那個高三的自己，都要害羞得抱頭鼠竄了。

沒關係，我會努力讓每一個人都能讀懂的。●

朱宥勳
1988年生，畢業於清大台文所，現為專職作家。著有小說集《誤遞》、《堊觀》，評論散文集《學校不敢教的小說》、《只要出問題，小說都能搞定》，長篇小說《暗影》。與黃崇凱共同主編《台灣七年級小說金典》，並與朱家安合著《作文超進化》。目前擔任奇異果版高中國文課本執行主編。

在社會中打滾，我們勢必難逃一個經驗：總是有人逾越專業界線，以指導性的語氣，界定什麼是對、什麼是錯，而我們湧現被教導、被指責的感受。面對這些突襲，我們經常這樣告誡自己：對方這麼專業，這麼友善，我們應該坦然接受，甚至感激對方。直到有一天，這樣的模糊感受，才有可能顯出輪廓，對方看似理性、合宜的言語，遲早會洩露出隱藏在內心的厭惡、甚至噁心的感受。

「我就是覺得同性戀很噁心」、「我就是討厭母豬」、「我就是覺得女性比較不行」，這些都是人的感受，而說這些話的人訴求著：既然是感受，就不該受限制，應該被尊重。這些人彷彿在說：尊重別人的感受，這就叫做自由民主，自由民主你懂吧，不懂意味著不夠文明。

▉噁心與厭惡，是學習來的

《從噁心到同理》這本書重新看待噁心這種情緒，首先要翻轉的就是，噁心並非自然產生，也非天生如此。相反的，人們會覺得噁心，往往來自於一種區分「正常」、「不正常」的主流規範，以及基於此主流規範的偏誤認知——同性戀就是不正常——是這樣的偏誤認知，讓人產生同志使人噁心的感受。

同樣的，許多人厭惡女人的不理性、無法合作。《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告訴我們，厭女這種情緒的背後，潛藏著區分「好女人」、「壞女人」的主流規範，其中預設了聖女與妓女的二級向度，女人被評價為非此即彼。於是，人們就在「我是為妳好」、「只愛一種家」的保護之名下，掀起任意評價女人的道德聖戰——女人就是不該如此——是這樣的偏誤認知，讓人產生對女人的厭惡。

同性戀噁心，以及厭惡女人的情緒，絕非僅僅是個人的情緒，而是社會特定道德標準之下的集體感受，源自於一個區分「正常」、「不正常」或者「好女人」、「壞女人」的規範結構。換句話說，噁心、厭惡的情緒並非只是稍縱即逝的個人心理活動，而是人與人之間一座無形的阻隔之牆。這座牆，你可以說它是保護，但它更像是一種禁錮，是一種透過社會主流規範與認知框架所展演的道德二分評價系統。

▉人們口中的真實真理，就是對著厭女道德二分系統所說的話

問題在於，噁心、厭惡的感受，會表現在日常生活的人我互動，透過言論、行動，直接對我們品頭論足。如果已經形成欠缺論據的指控，那我們還要尊重嗎？尊重的限度在哪裡？尤其這些人甚至會更進一步，義正詞嚴嚷嚷著：因為你的存在讓我痛苦，所以你有義務接受我的評價。於是，生活裡面自然出現了以下的真實真理：「同性戀就是離經叛道」、「女兒本來就不應該跟媽媽頂嘴叛逆」、「女人不像女人，應該不會被性侵害吧」。

有一天，我們會發現，我們以為自己在陳述事實，其實只是受制於道德二分系統的指揮，說出了一個道德二分系統所期待的人我關係。《這是愛女，也是厭女》這本書在第6、7、13章都提到了《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這本書。當房思琪告訴自己「愛」上老師的時候，像是在述說一件事實，卻又更像是一種回應厭女道德二分系統的主體行動。「愛」上老師的事實就是在努力抵抗，追求一個成為好女孩的自我。房思琪彷彿在說，事情不是你們想像的那樣，事情應該就是大家都認為正常不過的男歡女愛，這些都是房思琪對著厭女二元道德系統所說的話。

為什麼我們一邊在主張性別平等的同時，另一邊只要遇到社會文化回到日常家庭生活時，所有的人都自動歸位，重新返回坐在刻板印象下的「性別分工、性別角色」的位置，彷彿性別平等只需喊出口號，平等就會實現。或者也可說是，行動主體無法把性別平等的思潮與價值，在日常生活進行生活實踐與落實，只要一遇到障礙與窘境，就自動放棄價值，形成主張、價值與行動三個層面不一致的落差。

——姜貞吟，《這是愛女，也是厭女》

當我們在認知事實時，通常將厭女情緒結構，設定為說話對象，而我們說故事時，往往將敘事指向逃避或抵抗道德二分，以免自我遭到懲戒。試想，如果我們是兢兢業業的同志，受制於這個摸不到卻也扳不倒的城牆；如果我們想像自己是自由人，面對排山倒海、固若金湯的「應該」，可以怎麼回應它？我們的選擇性很少，最最簡單的，就是犧牲自我的完整性，這使得自我主張、價值與行動之間形成不一致。於是，自我不一致，竟成為賴以生存的必要條件。

▉性別政治核心在這裡：鍛鍊直視情緒結構的能力

個人的即政治的，這是女性主義的基本信念。過去所追求的，集中於挑戰制度與資源分配的不平等，而今日所面對的，應該要直視厭女道德與情緒結構的不公平。人們的情緒可能是真實的，也可以找到合理的主流認知框架來源，這些都需要我們停下來，體會它，然後就可以思考，厭女情緒是否已然決定了我們如何認定事實、是否已然侷限了我們的性別互動、以及是否已然滲透到家庭與工作的制度設計，而這些，是否很有可能就是不公平的。

《從噁心到同理》將過去因為覺得同性戀噁心，而設立的禁止同性婚姻、懲罰同性戀性交的法律，稱之「噁心政治」。

的確有些極受尊敬、甚具影響力的人，卻擁護以噁心感作為立法準則的作法。

——納斯邦，《從噁心到同理》

至於「同理政治」，《從噁心到同理》是這樣說的：

要做到真正的尊重，必須能夠想像，並且對其他人的人生在感情上有所參與，這是必要的。唯有這種能力是達到尊重的關鍵——要把別人看作終極目的，而不只是工具或手段。因此，同理的政治既包括尊重，也包括想像力，而想像力是尊重之中絕不可少的要素。

《這是愛女，也是厭女》所倡導的「多元協商」類似於「同理政治」，目標在於讓弱勢團體、邊緣群體被看見，懷著尊重與想像，讚揚她們以有限的資源突破關係中的主體困境，肯認她們在二元對立間的敘事結構間講出具脈絡的主體故事。如果噁心跟厭惡的情緒是學習而來的，那我們也可以透過學習，直視這些不正義、排除他人的情緒，因而得以鬆動道德二分的情緒結構，促成互動與制度的改變。

▉性別政治練習題：個體比集體重要

個體面對情緒結構，如果不想被道德二分系統宰制，如果想要多一點自由，有個關鍵因素，那就是，在個體與集體之間，個體永遠比集體重要。集體所煉造出來的故事，往往就是套用既有的道德二分法，而無法充分反映個體的真實。《這是愛女，也是厭女》提到：

生活在厭女網絡的人，經常欠缺適當的語彙、理論以描繪自身經驗，於是，社會各界難以辨識權勢性侵、無法理解慰安婦的多元主體、欠缺反思社會汙名惡女的傷害，許多人被困在愛厭交織的控制與保護之中，欠缺能動性的資源與行動指引。此時，受困於厭女網絡的人，很容易會產生自我困惑，甚至折損，以致於無法做出突圍的思考與行動。

當個體試圖抵抗情緒結構時，經常因為集體形象凌駕個體，個體被吞沒於集體之中，而只能在集體中感受到自我。例如，個體有時會為了追求集體連結，在情緒下抓取道德二分二分法的道德觀，在創造集體感的同時，也產生了扭曲的事實想像，從而複製了道德輾壓的人我關係。

政治並不必然意味著要透過集體才有可能，集體還是要有一個又一個獨立自主的個體，才得以鬆動既有的評價系統，且避免複製既有的壓迫關係。

閱讀這兩本書之後，還需要牽引出下一步的動力：同性婚姻合法、同性性行為除罪化，只是一個開端；只是看穿這世界拉攏與懲戒女人的兩手策略，絶對不足以造成改變。在拆穿情緒結構之後，我們還需要促發更多主體以其自身利益，持續挑釁、越界、敢於奇異與誇張，才有可能真正撼動主流規範的偏誤認知。

這兩本書提醒我們，必須對「情緒、感受」有更加警慎的覺察。當我們有能力看穿情緒結構認知偏誤的拉攏與懲戒，並且拉開我們與這世界敘事模組的距離，我們才有可能看見這世界複雜的面貌，也看見自己在語言的世界如何被擺放，又如何可以在其中自我協商。至少，當下一次突襲來臨之前，我們要有心理準備，千萬不要在驚嚇中不知所措，我們要直視這些懷疑、貶低、挫傷、厭惡、噁心感受，理解恐同與厭女的情緒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