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2019）年底大塊文化推出拉丁文－中文雙語百科辭典《世界圖繪》（Orbis Sensualium Pictus），這是17世紀的哲學家與教育家康米紐斯（Iohannes Amos Comenius）別出心裁編著的拉丁文專書，同時搭配克萊茲伯格（Paulo Kreutzberger）的木刻版畫，是一部圖文並茂的百科圖繪。

此書引介到中文書市後，認為拉丁文早已是「死的語言」的人必然感到狐疑，為何在此時復活；對教授與學習拉丁文的少數學者而言，當是既興奮又好奇，彷彿語言和視覺圖書的文藝復興；而對藝術文化及科學抱持懷古幽情的讀者，則認為古典文化的真諦將更普及平民化。

何以見得這部《世界圖繪》會有此接受度與反應？我們可從尼古拉斯．奧斯特勒（Nicholas Ostler）的《邁向無限》（Ad Infinitvm）和瓦克（Françoise Waquet）的《拉丁文帝國》（Le latin ou l’empire d’un signe XVIe-XXe siècle）的分析，來回顧與前瞻拉丁文的過去與未來，審視《世界圖繪》再現的意義與貢獻。

奧斯特勒著重在西元前到文藝復興，探討拉丁文的歷史與光輝；瓦克則從文藝復興到20世紀，深究已然死亡的拉丁文的式微與無所不在。

拉丁文是羅馬帝國全盛時期的「普通話」，上流社會也精通希臘語，一般人民雖然嫻熟其他母語，但拉丁文已是共通的國語。羅馬帝國衰落以後，拉丁文從庶民的語言和常識，變成金字塔頂端知識分子的標誌。

拉丁文在它不說話卻書寫的幾個世紀期間，扮演著「全知又出席」的絕對優勢。例如，巴黎的拉丁區，源自中世紀即以拉丁文為教學語言，迄今仍是大學殿堂和知名學府薈萃之地。歐美各大學的校訓、校徽也幾乎都以拉丁文書寫。此外，塞萬提斯透過吉訶德的嘴說出兩種經典語言的地位與代表性：

「我對翻譯也有個看法。除非原作是希臘、拉丁兩種最典雅的文字，一般翻譯就好比弗蘭德斯的花氊翻到背面來看，圖樣儘管還看得出，卻遮著一層底線，正面的光彩都不見了。至於相近的語言，翻譯只好比謄錄或抄寫，顯不出譯者的文才。」

又如，達文西因為私生子的身分，被認為「名不正」，當時不被允許上高等學校，也不准研讀希臘文和拉丁文，端賴毅力勤苦自學。知名哲學家培根也曾憂心忡忡，冀望自己的作品能有拉丁文譯本，以確保聲名可以流芳百世。再者，為何羅馬帝國消失了，拉丁文卻仍屹立不搖？其中的關鍵在於天主教會的勢力依然強勢，彼時的宗教與政治猶如斜槓，甚至凌駕其上，主導文字的書寫與印刷。

截至今日，“Urbi et Orbi”（「致全城與全球」）都還是教宗在特定時節從羅馬向全世界發布的拉丁文文告標語。13至17世紀期間，天主教教會主導了世界觀的詮釋權。學校和教會形成孕育拉丁文的搖籃和堡壘，如同今日西班牙國徽及墨西哥兩個州的州徽，左右兩支堅固的石柱寫著「更上一層樓，再進一步」（Plus ultra）的光輝。

拉丁文乍看似乎已遠離我們的生活圈，但是它千姿百態，以各種不同化身環繞我們的日常。當我們漫遊歐洲時，舉目所見，古蹟文化上的碑文和記載，建築物上的銘刻，可說不諳拉丁文者無法解讀識透。奧斯特勒和瓦克都指出，拉丁文就是歐洲的符號，拉丁文的歷史就是歐洲的歷史。換言之，古典、深奧、高雅、學術、至高無上……都是它的代名詞。

到了今日，文學創作或流行文化依然要借用這些特色來吸引普羅大眾。例如，《暴君焚城錄》（Quo Vadis）用拉丁文的Quō vādis（你往哪裡去？）點出了羅馬帝國的暴君尼祿；喜劇諷刺片《布萊恩的一生》（Life of Brian，又譯：萬事魔星）以拉丁文對話，模擬了羅馬帝國時期的假耶穌（布萊恩）傳道與受難的一生。

《哈利波特》的許多咒語，在小說和電影文化裡形塑了神祕和魔幻，一種虛無卻似真的力量，讓全球讀者和觀眾都為之神迷。J·K·羅琳展現巧思，使用了古英文和類拉丁的文字魔棒，成功地擄獲了全球的哈利波特迷。就連戰爭片或間諜偵探影片，也要借用拉丁文來故布疑陣，或隱藏最高機密，《捕手間諜》（The Catcher Was a Spy）主角在棒球員和間諜的雙重身分時，「拉丁文」的暗語展現了最高機密的致勝關鍵與化險為夷。

再看歷史悠久的學術殿堂牛津大學，也以嚴謹的拉丁文作為豐厚學術的基底。英國女作家薇拉・布里坦（Vera Brittain）在她的傳記小說《青春誓言》（Testment of Youth）敘述自己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方醫療的經歷，中輟牛津大學學業，同時失去男友、弟弟和好友的錐心傷痛，繼而醞釀其反戰和女權思維。2014年改編電影中的一句對白，也讓我們看出拉丁文做為學術涵養的必要訓練：

「德文？……也許在妳的家鄉德文等同於拉丁文，但在這裡（牛津大學）恐怕不是。」

流行時尚裡，也懂得借用仍然活用的拉丁文詞語來為產品代言，塑造品牌形象。法國品牌Laurent Mazzone的香水以“Sine Die”（無限期的）命名，先是借重拉丁文的神奇與迷媚（謎魅），繼之是它的涵意撩人：無限的香，香無止境。

這種利用不熟悉來製造好奇，以高級語言來標榜品牌形象的做法，一石兩鳥，是市場行銷和品牌定位的絕佳策略。誠然，這是對歐洲語言之外不識拉丁文的消費者而言，但即便是法國人、歐美人，因為熟悉拉丁文而知道這個產品意義的消費者，將會比陌生的消費者更有購買力和消費慾望。

近幾十年來，後殖民與文化研究、文化翻譯蔚為風尚，專家學者致力殖民、後殖民研究，探討國家認同、民族起源、語言史、詞典學……以及各種議題的歷史與文化研究時，拉丁文成為追本溯源的重要依據。眾聲喧嘩中，它讓只掌握單一語言的人不至於誤判，不至於獨斷，不至於傲慢，在眾多史料文獻中，不因見到自己熟悉的語言便斬釘截鐵認為是該語言，而忘卻可能是同文同種的拉丁兄弟姐妹。尤其這些衍生的語言中，彼此有不少詞彙的寫法拼法是一模一樣的，那唯有「拉丁」才有話語權。

西班牙皇家院士、拉丁文學者璜・希爾（Juan Gil）研究新近發現的17世紀《西班牙華語辭典》時，在琳瑯滿目的西班牙文、漢文、閩南語和拉丁文註解中，以拉丁文破解了編纂辭典的作者身分，拉丁文書寫所代表的教會和時代背景，以及馬尼拉華人和西班牙殖民者貿易的互動，這是最忠於歷史的學術研究。

康米紐斯的時代，他的祖國正受制於西班牙帝國統治，當時的「讀書人」可說必修拉丁文，而昔日的普通話後來變成菁英的語言，拉丁文成為一門博學精深的學問。科技和社群媒體日新月異的今日，新世代對文字的耐心遞減，圖繪變成另一種工具，另一種傳媒，視覺藝術變成文字不可或缺的替身。這是《世界圖繪》立意教改、培養認知能力與學用相輔的初心，也是康米紐斯著眼拉丁文扎根於幼齡學童的苦心：「唯有充分理解形塑事物的美麗圖像，才是真正的認識。」康米紐斯在他的時代就有此真知灼見，不僅洞悉當時的教學弊病，也預言了今日教育會遇到的問題。

圖繪的功能還能幫助我們在閱讀中理解時空的差異。語言與詞彙常會與時並進而改變其意或衍生轉義，隨著社會發展而有新的寓意時，透過繪圖我們可以回到當時的時空，探尋先人的遺跡。《世界圖繪》概括150個各行各業的拉丁詞彙，天文地理古今中外，延伸的文字敘述透過張張圖繪，輪廓既現，一目了然。例如水資源的演變（從沼澤到水庫）；例如天體的推論，地球與太陽哪個才是宇宙的中心？還有宗教神學的信仰，醫學的進步，讓我們理解人類的進程與演變，從17世紀到21世紀，科技和知識的原始與文明。

當今時日，強勢國家儼然已讓英語形成語言帝國，但在多元文化的發展與呼籲下，也讓其他語言普及擴大，學子同時學習一、二種基礎歐語的趨勢也越見普遍。《世界圖繪》將拉丁文的學習化繁為簡，從圖繪刺激想像力，把法、西、葡、義、羅馬尼亞等語連成一隻手，用拉丁文破解語言的巴別塔。●

佛洛依德曾問：「女人到底要什麼？」女性主義論者茉莉．海斯科（Molly Haskell）回答：「我們只不過想要和男性一樣多元又豐富的選擇罷了。」然而在父權社會下，女性的想望談何容易？百年多來，為了爭取那「多元的選擇」，街頭的抗爭成了一場不停歇的盛會。

最初的濫觴來自1857年3月8日美國紡織女工對惡劣工作條件和低薪的抗議，而1908年，「Bread and Roses 麵包與玫瑰」抗爭活動，則成了早期最受矚目，也最具影響力的意識行動。慢慢地，這些試圖突破父權體制，為女性爭取話語權的行動，被泛稱為女性主義浪潮（Feminism movement）。時至今日，全球正在經歷第四波女性主義浪潮，如MeToo 和Time’s up運動。

國際婦女節在「Bread and Roses 運動」隔年開始陸續舉辦，一直到了第二波女權運動興起之後，聯合國才正式訂立每年3月8日為國際婦女節。今年的三八婦女節的口號是 “ I am generation equality -realizing women’s rights for an equal future” （我是世代平等：實現女性權利以求平等未來。）這個口號點出了這百年多來，每一世代女性主義浪潮的價值。

不論是以公民權利為目標，避免女性持續受到集體式壓迫，或是私領域的自主為訴求，倡導女性文學、身體、思想等等的覺醒，這些主張都在無數世代女性的接力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性別革命。

▇打破男性掌權的王朝

20年前，女書店出版《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一書，讓國內讀者第一次有機會全盤理解每一世代女性主義浪潮的論點，以及其歷史背景和演變。這本書由長期在台灣婦女界耕耘，並熟悉歐美女性主義脈絡的學者們領軍，爬梳數世紀以來的女性主義史，也省思論述和實踐之間的相連性。例如，「Bread and Roses 麵包與玫瑰」抗爭活動、18世紀末期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如何領先挑戰男性體制和社會習俗。 最可貴的是，書中也探討不同流派間相互激盪的效應性。

「世代平等」同一時間也提醒我們在傳統父權體制不斷變形傳播的同時，女性主義也有滾動式修正的必要性。新的情況，需要新的應對方式，20年後，本書重新編修再版為《女性主義理論與流變》，並增加了「國家女性主義」一章節，聚焦於女性進入公領域後的政策變化。

近幾年，「性別主流化」已成為許多國家的重要政策，而全球越來越多女性領導人的出現，也慢慢打破一直以來由男性掌權的王朝，走入革命性的時代。然而，社會和媒體依然充斥著性別歧視與言語霸凌，從梅克爾（Angela Merkel）到蔡英文，女性政治家似乎永遠無法擺脫他者從外形到私生活的品頭論足。像這種充滿「有毒陽剛氣概」的公領域，理解當代女性領導人所面臨的巨大挑戰成為必要。個人即政治，也唯有透過因應當代局勢的女性主義新論述，我們才有機會從中找出更多方法論。

現在，我們再回頭想想「實現女性權利以求平等未來」的意義。要走向充滿願景的未來，必須先回顧歷史，方能從經驗中獲得教訓。可是當我們再進一步思索就會發現，女性是被歷史遺忘的一群人。

▇創造女性歷史（Herstory）才能決定自己的過去與未來

在女性無法享受教育權與工作權的年代，是誰撰寫歷史？在掌權者皆是男性的時代，歷史又受惠於誰？在「男性凝視／詮釋」下的文學、電影、甚至大眾媒體，女性被塑造成什麼「不是自己」的模樣？

也因此，女性主義思潮和歡慶婦女節的重要意義，就在於創造女性歷史（Herstory）——女性作為一個群體，必須能夠描述自己的經驗、記錄自己的故事，才能進而決定自己的過去與未來。

那麼在台灣，我們有屬於自己的Herstory嗎？顧燕翎在《台灣婦女運動：爭取性別平等的漫漫長路》一書中，以「理論」、「經典」和「臺灣婦運」三個角度，回顧自詩經時代，歷經班昭、清代、日治、戰後到現今的台灣婦女傳承的歷史。本書也同時爬梳台灣婦運和女性意識的發展過程，例如70年代的台灣，如何呼應當時歐美盛行的第二波女性運動。

書中也舉出像是鍾肇滿殺妻事件、保障「男性名額」等等台灣社會發生的事件，讓我們得以更理解當時社會的問題。對於那些藏在我們記憶中難以抹滅的悲傷，像是彭婉如命案和鄧如雯殺夫案等等事件也多有著墨。諸多的討論讓我們更理解，悲劇底下台灣社會獨有的性別不平等結構。書中亦舉例臺灣婦運、《婦女新知》期刊的產生，以氶家庭暴力防治法的推動、消費者運動等等歷史行動，在在都是創造平等未來的重要範本。

呼應Herstory的重要性，英國歷史學者瑪莉・畢爾德（Mary Beard）在《女力告白：最危險的力量與被噤聲的歷史》中，從「在公開場合發聲」和「自身經驗佐證」，觀察女性聲音在文學與歷史中被消抹的情況。書中更精闢地評論暗藏在社會中，以憤怒與正義偽裝的權力不平等，於是我們發現，「政治正確」成為操弄女性主義的手段。

這本書還可以呼應上述的「國家女性主義」，並同時驗證「國家女性主義」和「女性歷史」之間的關係。什麼樣的歷史，讓女性一旦掌握權力，便注定握緊天生性別的原罪，和對命運的憤怒？書中亦藉此舉例政治歷史上的許多知名人物，分析前女性主義時期，女性掌權時被迫承受父權壓迫的荒謬現象。

女性走向職場、步入政壇，自由地上街頭闡述自身想法，但性別的壁壘始終存在，而且以更多樣、更幽微的方式潛藏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是誰在厭女？厭女的作法有哪些？

從歷史角度回頭看當代文化，《女力告白》也探討了當代全球女性主義共同面臨的最新課題——厭女文化（Misogyny）。在女性主義已經具有影響力之後，反而引發厭女網絡的反撲與懲戒。是誰在厭女？厭女的作法有哪些？厭女文化是性別歧視的產物嗎？為何這道牆比我們想像的更牢不可破？

近年來討論厭女文化的書籍相當多，結構最有力，也最具開創性觀點的著作是哲學系教授凱特・曼恩（Kate Manne）的《不只是厭女：為什麼越「文明」的世界，厭女的力量越強大？拆解當今最精密的父權敘事》。本書以哲學角度出發，大量討論知名的社會與政治案例，將許多曖昧難辨的厭女現象解析得更為透徹。

書中解開了我們對於厭女定義的諸多困惑，例如「性別歧視」與「厭女情結」的差異、女性族群厭女的程度不亞於男性，以及「後父權」國家看似平等，卻更加厭女等等情況，都有完整的論述。這本書不僅翻新社會大眾對「厭女」一詞的既定刻板印象，更指出過往相關解釋的偏狹與不足。

不管從畢爾德的社會政治，或曼恩的哲學角度著手，我們從上述兩本書中得到的結論就是：厭女不僅存在，而且更為頑強，儼然成為百年世代平等之路的一大打擊。

曼恩的其中一個論點也勾勒出亞洲社會許多女性的處境—— 「當厭女結合了社會陋習，女性被迫分為好女人與壞女人：『不合格』的妻子、『失職』的母親、『不孝』的女兒、『未婚不生』的女性，都應該被以愛之名進行懲戒 」。

呼應曼恩提出的說法和西方概念，《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如何看穿這世界拉攏與懲戒女人的兩手策略？》讓台灣每個女性看得心有戚戚焉。這本書集合了當代10位台灣性別研究學者，針對台灣社會矚目的議題，例如你我熟悉的反同運動、PTT母豬教、林奕含與《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等等當代事件，理解與拆解厭女現象。

《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在台灣造成不小風潮，是近期最完整反映台灣獨特厭女網絡，以及其成因與運作機制的著作。原來厭女與愛女是兩面鏡，女人勇敢走上街頭爭法律爭制度，卻依然敵不過社會上根深柢固的習俗問題。尤其在台灣社會，女性已經被冠上太多無罪之罪，我們發現厭女文化並非只是男性針對女性，更是女性與女性之間、女性與習俗之間等等的壓迫，從上個世代複製到下個世代。如何反抗以愛為名的厭女機制，或許是你我最難處理的課題。

▇當代女性生活遇到的挑戰與枷鎖

除了愛女，厭女的模樣也有如變形蟲，就算我們早已聽膩了敗犬、剩女，卻發現污名化女性的詞彙不斷在增生。檢視當代亞洲社會，我們發現女性不管在年齡、美醜標準、身形、生育能力或工作領域上，無處不被限制與歧視。

舉日本的「厭姥心態」為例，歷史學家田中光從年齡歧視問題下手，在《年齡騷擾：「阿姨」、「大嬸」、「歐巴桑」為什麼被討厭？》一書中探討熟齡女性面臨的困境。年齡增長明明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可惜在社會偏見和媒體的過度渲染之下，「阿姨」、「歐巴桑」、「老女人」和「大嬸」漸漸變成厭女的代名詞之一。原本單純的稱呼如今淪為帶有貶意的用語，不僅間接貶低了女性的存在價值，更在無形中鼓吹年齡騷擾與歧視的風氣。另外，田中光也提到女人的價值被生育期限切割成分水嶺。熟齡女性已經被攻擊得體無完膚，若再不努力永保青春，又無生育能力，那更是厭中之厭。如何擺脫既有的年齡歧視、不斷衍生的主流抗老文化，以及被迫綑綁的「母性」包袱，已經成為新女性主義的挑戰之一。

近幾年，當代亞洲女性主義思潮和厭女文化並行高漲的另一個國度，非南韓莫屬。長年籠罩在極度父權陰影下的南韓，正在經歷一連串的新女性主義運動。這波前所未見的思想風潮，在藝術和文學中，展現令人驚豔的力道。《致賢南哥》就是這波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的最完美見證。

這本書由7位女性主義小說家撰寫7則短篇小說，個別陳述南韓女性在社會中所感受到的一連串恐懼、疲憊、錯愕、驚嚇、混亂與挫折。7個文本分別探討「男性凝視」與第二性、處女情結與情慾羞恥、兩代女性的價值衝突、厭女文化與職場嫌惡等等女性遇到的日常和枷鎖，融合魔幻與寫實，精闢又內斂地剝開女性內心的吶喊。

這些女孩不是我們熟悉的韓劇女主角，也逼得我們不得不直視投射在自己身上的千百種現實。然而，南韓社會對於這幾年強大的女性主義力道的抗拒，亦是極為激烈的。女性被攻擊身亡的頻率逐年升高，例如「大田隨機攻擊事件」和「江南隨機殺人事件」，皆源自對女性的厭惡和仇恨。南韓厭女情結的高漲，追根究柢出自男性對「父權社會的危機感」。性別平權意識高漲的今日，女性教育和社經地位漸漸提高之時，過往男性固有的「地盤」日漸被女性入侵，繼而表現出對女性的憎恨，形成更激烈的厭女情結。

三八婦女節成了年年的節慶，但也許我們都忘了這個節日的得來不易。本文希望讀者能藉由上述7本以不同時空、形式及動機構成，卻有共同核心與愛憎的書籍，一起重新體會三八婦女節的獨特價值。本文也希望藉由這7本書，從政治體制走到個案討論，從西方觀點對照東亞實況，從理論流派導入實踐，從歷史洪流看見當代文化等等面向，一起看見多姿多彩的女性意識，以及世代平等的意義。也唯有持續突破新舊型態的父權關卡，女性才有迎接多元平等未來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