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將傷痛書寫成驚悚愛戀故事的記憶：概述紀錄片《尋愛小說家：海史密斯》
成功的小說家總是多情的。派翠西亞．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在她的日記中寫道：「當你心中浮現一個念頭卻不去執行，它即會在體內腐爛。」
1921年生於美國德州的海史密斯，這輩子共累積了22部小說。她敘事手法的細膩與驚奇，讓她受到多位名導演的親睞，著名小說包含《火車怪客》、《天才雷普利》，以及女同志經典《鹽的代價》都被翻拍為電影。在1995年逝世後，透過海史密斯的日記與和她家人及愛人的訪談，促成了這部紀錄片《尋愛小說家：海史密斯》—— 寫過無數迷人並高度複雜角色的海史密斯，終於也成為自己電影中的主角。
海史密斯在日記中將自己比喻為「永遠的尋愛者」（I'm the forever-seeking）。即使50年代的美國已有相當旺盛的同志文化，基於政治的因素，同志在公開場合仍被視為道德上的禁忌。不滿於美國的保守和狹隘，她在歐洲大量旅行，加上她對法語、西班牙語，甚至德語的熟練，使她的愛人們遍及巴黎、柏林與倫敦。
紀錄片的訪談中，這些愛人們對於海史密斯的記憶都是相對片斷的，彷彿也透露了她與這些女人們的關係，靠著大量書信與想像在維繫。而海史密斯的本質是一名孤僻、偏執、悲觀、多情，又可尋歡作樂的工作狂：她在人生與愛情的後期，拒絕再與別的女人同居，為了自己與自己的書寫而活。
即便如此，《尋愛小說家》透過與這些前愛人的對談，讓我看到不少海史密斯的迷人細節。
一名同為作家的愛人瑪莉珍．米克（Marijane Meaker）說，初次見到海史密斯時，她覺得驚奇，因為印象中作家總是比較邋遢的，可能只關心自己的小說與貓，但海史密斯卻是相對穿著華麗的，具有獨特個人魅力。海史密斯在歐洲的酒吧與搖滾音樂家大衛．鮑伊（David Bowie）喝酒，並大方地請在場的每人一杯shot，就因為她當天身著三件式西裝。
米克描述海史密斯嗜酒如命，每日早晨都會邊工作邊喝光琴酒混合柳橙汁的飲料，與她預設海史密斯是自律、清醒以至於創作量驚人的狀態有高度反差。米克在紀錄片中說：「沒想到這麼會寫的人，居然會讓自己處境這麼脆弱。」或許米克所說的「脆弱」，即是指涉海史密斯在任何關係中，都無法全然透露自己的黑暗面，這或許也是她一段關係換過一段的原因之一。酗酒成為她逃避情感的模式。
雖然「被她征服的人數多到可以辦女人節」，但海史密斯也曾因為愛上有夫之婦，毅然決然在英國郊區買下整棟房子，就為了能與對方共進早餐。對於理想的愛情生活，她透露過，希望和伴侶同居於無人打擾的鄉村一起生活的渴望：「柴火與樹枝，蘋果和無花果，沒有電話和訪客，只有我們工作、滾床，還有今天誰煮飯的小世界。」海史密斯也為其他愛人寫道：「喜歡妳為我生命帶來的輕盈，輕盈指的是沒有沉重。」顯露她曾盼望藉由愛情得到心靈傷痛的救贖，與不同對象擁有多樣的情感交流。
我們難以評斷海史密斯是否是情場上的玩家，但她這輩子深愛的，卻也得不到的，可能是她母親的愛。紀錄片提及被外婆帶大的海史密斯，長大後發現自己的母親曾經在懷她時想過要墮胎，也因為懷她時與另一名非她生父的男人再婚，日後與海史密斯保持著相對疏離的關係。
這個經典的伊底帕斯情結，當然並非是海史密斯身分建構的成因，卻也使得她在開始尋覓親密關係時，經歷許多痛苦與創傷。包括，在知道母親不接受她的性向時，她也嘗試與男人交往和性交，甚至進行過性傾向矯正治療。
經歷過被拋棄與被拒絕的痛苦，海史密斯下定決心「要把生命中每一個災難變成美好的事物」。成為小說家的過程，即是她用書寫的方式，替代自己無法經歷或擁有的人生。一個人的生命太過微小與局限，創作即是採取自己的生命經驗，並用想像力將它擴充成為文學的形式。
海史密斯曾說：「寫作是唯一能感覺體面的方式。」她對情人的愛難以持久，但對寫作卻十足地忠貞。她能忍受獨居的寂寞，為了達到「全然的安靜」，透過文字將自己的遺憾轉換為一篇又一篇炙熱且細膩的故事。
在解除一段短暫的婚約後，為了支付自己的心理諮商費，在聖誕節的購物旺季，海史密斯到紐約市的Bloomingdale's百貨公司打工。這短暫的工作經驗，讓她寫出了同志文學的經典著作《鹽的代價》，後來翻拍成電影《因為愛妳》，勾勒一名在百貨公司工作的年輕女子愛上有夫之婦的故事。
與其說《鹽的代價》是第一部有「圓滿結局」的同志小說，它更是關於年輕女性對於自我的性向探索。書中的年輕女子泰瑞莎，從仰望謎樣的有夫之婦卡蘿，直到全然地愛上她，卻遇到無法迴避的社會因素而分開，經歷過自我成長的過程又再度相遇的故事。在紀錄片中，記者問海史密斯，她是否是有意識地安排這個正向的結局？她說，是的，無論她們最終會不會在一起，至少她們有嘗試想要一起有個未來。
這個嘗試，與能夠想像未來「可能性」的勇氣，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何其重要。海史密斯曾說：「能相遇的都是活下來的人。」海史密斯的大膽，除了她對自己人生的開放想像與不害怕嘗試愛情，也包含她能敏感察覺「罪惡感」的存在如何影響個體的決定。
正由於海史密斯的書寫關注人的執念與原生慾望，因此創作題材經常環繞於性愛、犯罪與死亡的情節。她富饒興味地表示：「正因無法完全了解謀殺，所以才感興趣。」
某種程度上，她筆下的角色都是能夠遊走在道德邊際的人。最明顯的即是擁有多重身分的連續殺人犯雷普利，他能夠執行自己的慾望而毫無牽絆，不需抱持著歉意活下去。而《鹽的代價》中的卡蘿，則是違背異性戀常規化的束縛，以及親權的勒索，選擇追尋自己所愛。這兩個事件當然無法直接類比，但我們彷彿可以體會到海史密斯性格以及書寫的核心：她寧願透露出兇殘的仇恨與越軌的慾望，也不願受制於世俗道德的枷鎖而過著平凡無奇的一生。
海史密斯在她1947年的日記中寫道：「讓所有惡魔、慾望的魔力、激情的熾烈、貪婪的渴求、嫉妒的眼光、愛意的蔓延、憎恨的情緒、奇特的渴望，以及如鬼魅般抑或是現實中的敵人們，那我與之持續搏鬥的回憶戰場——願它們永不賜我寧靜。」無庸置疑，即使是在同志的書寫已經遍地開花的當代，若海史密斯健在，她的作品依舊會持續保有爭議性，因為她對於人性能經驗的情感範疇的探索，毫不妥協，也不畏懼。●
巴別塔學院
文訊40》你的青春，我的啟蒙：白先勇╳封德屏╳楊佳嫻從《現代文學》到《文訊》對談側記
適逢《文訊》40周年，文訊雜誌社邀請白先勇，與社長封德屏對談，分享兩人經營雜誌、文學創作、出版書籍以及和文壇互動的寶貴記憶。
對談由清大中文系副教授楊佳嫻主持，她憶起出版第一本書時，直到《文訊》雜誌專訪自己，才有成為作家的感覺。楊佳嫻首先帶現場回顧《文訊》雜誌的歷史：1983年由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創辦，2003年轉由民間資金持續經營。40年來，《文訊》早已為臺灣文學在文學評論、史料保存、提攜新秀、聯繫文壇各方面留下珍貴財產。
和《文訊》雜誌同年誕生的，還有同志文學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白先勇的《孽子》。白先勇在1960年代就和臺大外文系同學共同創辦《現代文學》雜誌，為臺灣文壇培育出一批優秀創作者，引介西方現代主義思潮，是前衛的文學與藝術實踐。而在同志仍屬禁忌話題的80年代，又大膽書寫出版《孽子》。
楊佳嫻問：1983年出版《孽子》、《文訊》雜誌創刊時，文壇與讀者的反應如何？白先勇直言：「沒有反應！」1983年的臺灣，正在經歷社會轉型期，面對《孽子》這本涉及禁忌話題的「怪書」，當時的讀者不知如何面對，或者說，是採取避而不談的態度。不過，白先勇的記憶中，龍應台先對《孽子》提出文學批評，沒想到文章刊登後，龍應台到白先勇家中拜訪，兩人自此成為朋友。
封德屏分享，她於1985年加入《文訊》團隊，1992年開始擔任總編輯迄今。她翻開手邊的《文訊》創刊號，立即就找到蔡源煌評論《孽子》的文章：〈《孽子》二重奏〉。當時，蔡源煌任教臺大外文系，在《孽子》出版4個月後即發表近7000字書評。
楊佳嫻指出，《文訊》提供書評、作家訪談寬裕的發表空間，實屬不易。除了刊載《孽子》7000字書評，她的個人採訪經驗中，《文訊》刊登的作家採訪稿篇幅甚有彈性，足以提供訪談者充分發揮的空間。封德屏回應：「雖然早期《文訊》隸屬中國國民黨文工會，但還是秉持著『為作家、讀者服務』的初心，刊登出一篇篇扎實的文學評論。即便在脫離國民黨組織後，服務作家與讀者仍然是《文訊》的宗旨。」
緊接著，楊佳嫻請兩位講者分享，在經營、閱讀、編輯《文訊》與《現代文學》兩份刊物的過程中，是否有印象深刻的經驗？
白先勇說，《現代文學》的誕生，是偶然，同時也是必然。《現代文學》是臺大外文系的同學們一起創辦，不過淡江大學、文化大學的學生，或是軍中作家，甚至藍星詩社、創世紀詩社的成員，都在《現代文學》上發表過作品。
白先勇講述起往事，彷彿還歷歷在目。當時，發表文章的作家大多才十幾二十歲，有外省、也有本省，相處起來非常融洽。那段時期，戰後第二代作家正處於尋找文化認同的階段，而《現代文學》便成為他們實踐的場域。受到時任臺大校長傅斯年的影響，《現代文學》成員滿懷理想辦起雜誌，即使經費與稿件短缺，卻興致高昂。常常幾個人推著腳踏車去送雜誌，或是寫兩篇文章用不同筆名刊登。
封德屏拿起《文訊》創刊號，封面有兩位作家：王詩琅與蘇雪林，一位是日治時期臺灣作家，另一位是外省作家。她表示，從前自己是從歐陽子所編輯的《現代文學小說選集》認識《現代文學》。這兩冊小說選集，選錄了曾經刊登在《現代文學》的小說，許多作家現在都是知名大家了。
封德屏對白先勇所說的亦深感認同，編輯刊物時，內心總懷有大寫的「文學」作為理念基礎，個人的族群和政治立場，都不能左右刊物編輯與人際互動。主編《文訊》時，封德屏盡量留意讓不同政治立場的作家、團體都有發聲空間。
楊佳嫻補充，《文訊》創刊號將兩位作家同置於封面，即便在當時可能具有政治目的，不過卻仍能看到文學「善」的一面被彰顯出來。更重要的是，《文訊》一直以來致力經營的文學工作，成為現在臺灣文學研究的重要資源。
楊佳嫻追問，編輯刊物過程中，兩人是否有令自己很得意的成就？
白先勇說，《現代文學》主要是由臺大外文系和中文系同學經營，他們一方面有系統的翻譯西方重要的文學評論和作品，另一方面也從新的角度，審視中國傳統文化，將中、西融貫。這兩方面，當時都出過幾個成功的專輯，編者們也從中吸取新的創作養分，影響了一代人的文學創作。
封德屏則提到，最近《文訊》從40年來發表的2000多篇書評中，精選出40篇出版成《時代之書：《文訊》40本年選書評（1983～2022）》。主編鴻鴻向她抱怨，好的書評太多，選入太少，少選一篇都是遺憾。由此可見，《文訊》雜誌40年來為臺灣書評做出的巨大貢獻。
她也說到，大約在2009年左右，各家報社的副刊就停止接受手寫稿件，導致許多不擅電腦操作的前輩作家苦無發表園地，因此，2009年1月《文訊》開闢「銀光副刊」，限收65歲以上創作者的文學創作投稿，就算經濟拮据，仍堅持讓「銀光副刊」使用彩色印刷，希望為前輩作家的創作增添色彩。此一舉措，為前輩作家旺盛的創作熱情，開闢發表園地，展現《文訊》對作家的溫暖關懷，也讓《文訊》搜集到許多作家的珍貴手稿。
此外，白先勇特別強調，近幾年臺灣文學館委託文訊負責策畫的「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計畫，是艱難卻極為重要的工程，對臺灣文學研究有很大的幫助。不過，現在這個計畫暫停了，白先勇希望政府或民間的資源可以持續挹注，讓這個計畫得以延續下去。
談到遺憾，白先勇提及當時原本規畫出版書籍，也確實出版了少數幾本，不過資源太少，沒有辦法持續。後來他創辦晨鐘出版社，卻經營不善，最後倒閉。封德屏認為，出版書籍的影響力比雜誌更大一些，不過《文訊》選擇將資源投注在資料庫、作家研究上。「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計畫停止後，《文訊》也規畫將過去40年刊登的作品集結出版。
活動最後，楊佳嫻將目光拉回當下的文學環境。
近年來文學環境變遷的速度與幅度都提升，新的AI技術也影響到文學發展。楊佳嫻請兩位談談：目前文學雜誌面臨的挑戰是什麼？
面對電子化的挑戰，封德屏坦承她也擔心紙本雜誌的銷量與訂閱。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文訊》不僅僅是一本雜誌，更肩負建立資料庫、進行作家研究、史料搜集。她將《文訊》視為「以雜誌為本，發散出去的種種文學工作的整體」，持續在新的時代和文學並肩前行。白先勇則表示，他還是保有對紙本書的情感，並認為文學攸關民族情感教育，這個時代更應該重視文學、文化，以面對AI時代的挑戰。
文學創作是孤獨的過程，然而，透過文學雜誌，創作者之間得以維繫起跨越族群、世代、地區的情感連結。這樣珍貴的經驗，令兩位講者銘記。演講中，也讓聽眾、讀者看見，原來創辦、經營文學雜誌是一件不容易，卻深具意義的時代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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