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疫情初起時，羅秀芸（娃娃）以9個月的時間，在蘭嶼親手打造了當地第一家獨立書店「在海一方」。兩年後的秋天，她啟程前往歐洲，踏上「聖雅各朝聖之路」（Camino de Santiago），用37天步行了900公里，完成這趟旅程。今（2024）年8月，她將這段旅程的日記整理出版成書。為什麼她會選擇在蘭嶼開書店？又為何踏上朝聖之路？節目精彩，請別錯過。

【精華摘要】

➤種在心裡的徒步旅行

主持人：你是怎麼知道西班牙朝聖之路的？為何會對它感興趣呢？

羅秀芸：2016年有一部德國電影《我出去一下》，主角是喜劇主持人，因為生病被醫生要求說：你得要休息一段時間，不要再工作了。朋友告訴他有這麽一條路，他很好奇，就出發去走，上路之後有許多奇遇。那時候我看完覺得很有趣，居然有這樣的一條路，還是用徒步的方式。後來也陸續讀到其他走朝聖之路的書，還有《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講的是美國太平洋屋脊，也是徒步旅行。然後徒步旅行就在我心裡面種下了一個種子，覺得有一天我也要這樣子去走。

➤在天涯海角開書店

主持人：講到開書店，或許很多人都動過這樣的念頭，有些人也實際去做了。但是你為什麼會跑到那麼遠的地方去開書店呢？

羅秀芸：我覺得是滿特別的際遇。最初只是想離開台北——我住過南部、中部、台北，只有東海岸沒有來過。剛好當時蘭嶼有個工作機會，就想來這裡工作，換個環境。

想要開書店是後來慢慢萌生的念頭。有一次跟朋友聊到，蘭嶼還沒有書店，朋友鼓勵我不妨試試看。後來很幸運的有一塊空地可以承租，我當時想了想，好像沒有什麼不可以，就租了這塊地，著手蓋這家書店。彷彿一切都是宇宙安排的，沒有自己刻意去選擇。

➤是書店，也是樹洞

主持人：你在蘭嶼的工作是什麼？作為一個遊客去蘭嶼旅遊，跟在那裡生活、工作，有什麼不同呢？

羅秀芸：開書店之前的工作是企劃以及兼任地方記者，那時候做的許多事情，是類似協助保存或延續傳統文化等。

當時我觀察到，蘭嶼雖然有鄉立圖書館，地方團體也有設立圖書館，可是關於蘭嶼的傳統文化方面，我覺得在紙本書的典藏做得還不夠，所以我想如果有家書店的話，或許可以保存一部分的文獻資料，讓有需要的人來到這裡，或者當地的居民有需要的時候，可以去查找翻閱。

主持人：所以書店是比較針對在地人還是外來的觀光客呢？

羅秀芸：一開始是很希望做到在地的閱讀推廣，但也知道居民還比較沒有建立閱讀習慣，這裡有閱讀習慣的年齡可能介於40歲到60歲之間，是比較年長的一輩。他們私下會交流分享，冬天旅遊淡季時也常常會來書店走走。夏天來的還是旅客，或是在這裡打工換宿的小幫手居多。

但我也漸漸發現，來到書店的大部分居民，可能過去不知道什麼是獨立書店，也不一定有閱讀習慣。他只是有點空檔時間、或是有點無聊，需要找個地方靜靜的坐著而來到書店，這裡變成有點像樹洞的地方。之後他們可能會跟我分享說，走進這家書店後獲得什麼，也開始會看書。

➤換我出去一下，尋找自身內在的恐懼

主持人：你是在2022年的秋天去（走朝聖之路），是因為當時有疫情，觀光客比較少，也即將進入秋冬淡季，所以安排這趟徒步旅行嗎？

羅秀芸：我打算離開的時候還在夏季，可是就是那一年，我覺得自己非得出去走走不可。

這8年來我換了工作、到了蘭嶼，然後開了一家書店。可能因為在這裏是很接地氣的生活，也直接面對生存的考驗。我慢慢體會到人跟土地的關係，也在山海映照的過程中終於看見自己，更能理解自己的渴望或需求。

我想要從現有的生活中拉開距離，確認過去追尋自己的過程中是不是有漏掉什麽？為什麽我一直覺得還有不足？我內在的恐懼是什麽？

當時我最要好的朋友說，他一直很好奇我在蘭嶼生活究竟是什麽樣子，我就邀約他來蘭嶼住，願意的話也可以幫我照顧書店。我們就做了一場交換，他從台北來到這裡生活跟開店，然後換我出去一下。

➤慢慢走，總是會走到

主持人：怎麽去準備這趟旅行的呢？

羅秀芸：那時候有加入網路的朝聖之路社團，主要是看大家出發前會怎麼做，怎麼準備衣服鞋子背包食物、打包行李。

本來有擬了一個步行練習計劃，每天至少走10或20公里，讓自己習慣走路。可是那年實在太忙，我根本沒有練習。在我茫然地想說快要出發了，我都沒有練習，該怎麼辦的時候，就遇見第一個天使。他是當時來蘭嶼的志工，正好前一年剛走完朝聖之路，我趕快追問他事前做了什麼樣的準備。

他說他平常有在健行或登山，不巧在出發前一個禮拜腳扭傷了，還是照樣上路。可能讓自己一天只走7到10公里就好，慢慢地散步，總是會走到。這句「總是會走到」給了我很大的鼓勵。慢慢走也是一種方法，所以我就把機票延期，本來計劃30天完成旅程，決定改為50天，這樣我就不會那麽有壓力。把時間拉長之後，馬上轉換了心態，覺得不要去預設每天一定要戰鬥般地完成計畫，可以上路之後慢慢去感受。

➤路就在那裡，往前走就是

主持人：對於沒有走過的人，一聽到要走800、900公里可能會覺得很驚嚇。可是你真的走上去 ，每天一步步走，就會覺得這個數字好像沒那麽可怕。

羅秀芸：對，而且路就在那裡，繼續往前走就對了。我那時候害怕找不到住宿，後來聽旅人分享說，大不了就是睡在環境比較差的庇護所，或是睡路邊公園吧。之前有聽說西班牙治安不好，但可能是朝聖之路的關係，路上的人相對單純跟和善。

主持人：你準備了哪些東西，背包有多重呢？

羅秀芸：我出門的時候是夏季，當時帶40L登山背包，衣服類選擇瑜伽褲跟短袖，但一些保暖衣物也盡可能都帶上。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睡袋，庇護所只會提供簡單的防塵套，如果沒有睡袋的話，夜裡會著涼，也沒辦法睡得很舒適。

朝聖之路社團建議行李重量最好在體重的1/5到1/10之間。我大概介於這兩者之間，背包裡放了衣物、睡袋、盥洗用品等大概7公斤，再加上水和水果，大概8～9公斤。偶爾貪嘴想要煮飯，買了白米用不完就背著走。

換洗衣服我就是身上穿一套，背包裡一套。每天我到庇護所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洗衣服、晾乾衣服與頭髮。夏季的日照時間很長、西班牙很乾燥，通常都是可以把衣服晾乾的。

➤書寫旅途痕跡

主持人：在路上怎麼寫日記的？都記下哪些事情呢？

羅秀芸：我用手寫。帶了兩本簡單的小筆記本，每天每天寫，一天大概寫個兩、三小時。

路途很長，總共900公里，可能會走40天，我想可能走到目的地的時候，已經忘記第一天發生哪些事；或者路途上可能有些細節我很想要記住，所以我決定用寫日記的方式一一把它們記錄下來。

我寫下包括「今天吃了什麼」這類很破碎的小細節。走著、走著，我覺得這些文字也都好珍貴！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走上一段漫長的旅行，也沒有這樣天天寫日記，逐一去記錄當天的身體感受或變化，半途走了400、500公里的時候，我就決定要把這些東西整理下來出版成書。

➤擊碎自我的玻璃罩，重新平衡

主持人：這種旅行的辛苦程度很不一般，但是它帶來的深刻程度，我覺得也不一樣。走過這條路之後，對於你有帶來什麽不一樣嗎？

羅秀芸：我出發前對於生活有太多的不確定跟憂慮，也缺乏自信。在路途中察覺到，自己是在這些不確定跟憂慮之間，建構出一個很大的玻璃罩。我在路途的善意和交流當中，開始試著把玻璃罩擊碎。我明白了如果沒有這個玻璃罩，還是可以知道怎麽去維持距離或保護自己，找到讓自己舒服的生活形態，而不是永遠的封閉自己。

也是在走了很長的路之後，我才察覺，哇！我真的很棒了！走了這麽多的路，包括眼前的朝聖之路、我的書店，或是從小到大的很多際遇。可能過去身處在其中，只會往前看山有多高，要爬多遠，覺得很多事情都難以企及，難以達到自己追求的高度。我忘記要回頭去理解，自己已經走了這麼長的路了，去理解自己累積的努力。

在這個長路過程中察覺到，真的不用太在意他人的眼光，做好自己想要做的角色。有時候可能太過於置身其中，忘了自己的需求，那就試著去拉開距離，當個旁觀者，去平衡內外在。

➤如星光的指引

主持人：將旅途日記出版成書的時候，跟編輯有哪些討論呢？

羅秀芸：起初編輯先用讀者的角度閱讀，跟我分享想要再多看到什麼。比如這段文字你的悲傷來由是什麼？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折？他希望我多寫一點、清楚一點，而不是用幽微、含蓄的描述遮眼過去。我就讓自己再感受一次，把當時路途中只存在腦海的murmur也寫出來，穿插在日記當中。

我覺得編輯給我最棒的提醒是：一個動人的作品，作者本身是藏不住的。這讓我發現，不僅是人際處理，我連寫書都躲在玻璃罩裡頭，可能只有認識我的人才看得懂，但出書是要走出去，面對廣大的陌生讀者。

所以寫書的過程，我又重新梳理每一天的日記，把我的視角切換成對一個完全不認識的人說話。我想讓他認識怎麼樣的我？我想讓他如何理解這路途中遇到的事件、人甚至蘭嶼的這家書店？

編輯從讀者角度切換到編者角度，給了我很多支持與幫助。在我茫然的時候給出一道如同光的提點，讓我順著光走到下一個段落。

主持人：講到光，光也是聖雅各之路的象徵之一。傳說耶穌有12個門徒，其中大雅各被斬首之後，傳說屍體被人用小船穿過了整個地中海，最後到西班牙西北角，將遺體埋在這裡。

過了數百年之後，一個法國主教在星光指引下發現了這個耶穌門徒的埋骨之處，於是很多人前往去朝聖，這條朝聖之路已經有千年歷史了。●

從描寫移工的非虛構作品，到長篇小說，作家顧玉玲近日甫出版的新書《一切都在此時此刻》，記述多年前在工傷協會任職時，經歷勞安議題、工傷事件、性別族群與階層等不同面向的人與事。顧玉玲以近年寫下的三十餘萬字，與編輯一同揀選、增刪、打散、調動，完成這本散文集。秋涼微雨的星期五夜晚，在奎府聚書店舉辦第一場新書分享會。

本場活動邀請到作家吳曉樂與談。開場時吳曉樂分享，她讀到新書的〈楔子：我們承擔痛苦的能力，也許比想像的，多很多〉時淚流滿面，感覺彷彿是為自己而寫的文字——關於承擔他人痛苦經驗的紛雜感受，她深有共鳴，特別是結尾寫到的「放心示弱，不要低估他人分擔的意願。」

談到分擔他者的痛苦，顧玉玲說，如同詩人藝評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所言，很多痛苦其實是怎麼做都無法分擔的；但是分擔痛苦的意願，是可以被感受到的，光是這個感受即已足夠。顧玉玲希望這次能帶著新書到各地獨立書店，與在地的組織者或不同領域的田野工作者對話，召喚不同的經驗。她也回應吳曉樂，認為吳曉樂的敘事一向銳利，但在銳利的敘事之下，因為鑽得深而體認到人的為難，那種因為為難而顯現的溫柔，特別動人。

➤打開左眼，挪動自身，從傷口長出力量

「最初並不是想要去承擔別人的痛苦，本來完全都是為自己。」顧玉玲說，她20歲那年，台灣解嚴了，在那個時代，80年代末、90年代初，整個社會普遍的感覺是：「我們之前太保守、太威權、太受壓抑了，所以我們什麼都要想盡辦法試試看。性的解放、人的解放、階級的解放，各式各樣嘗試了很多亂七八糟、後來也不一定有成果的事。」

大學畢業後，顧玉玲心想：「我喊的那些進步口號，說出要跟全世界無產階級站在一起這樣的話，我真的相信嗎？」於是，她加入任職的《自立晚報》工會並擔任祕書，就為了想搞清楚「無產階級長什麼樣子？」

然而，選擇成為工人的工人，不表示就能輕易地站在一起。「當然後來有痛苦，經常後悔、經常哭——倒不是工人的問題，而是你會不斷的照見你自己，你的格格不入。你真的要做你所相信的事嗎？」顧玉玲說，辨識自己、辨識關係，是經過一個漫長、複雜並且不快樂的過程。

之後，顧玉玲到工傷協會任職，這是由工傷致殘者、職業病患者、工殤亡者家屬組成的協會，每位成員都帶著生命中的挫敗與傷痛，不時互相調侃比慘。顧玉玲說她很榮幸也很慶幸，在長期與工傷者緊密共事，貼近理解各式傷痛來歷的過程中，深刻體會到缺損不只是缺損，傷口也會長出承載他人苦痛的能耐。

「回想起來，我在工傷協會9年多，其實哭的時候不多，經常看到的是力量、是想盡辦法。我們不一定是打贏才去打，我們經常是明知會輸，還非打不可。但是在那打的過程裡頭，人就長出力量來了。」顧玉玲說。

➤傷痛的性別差異

《一切都在此時此刻》書中，顧玉玲寫她在報社工會與工人「站在同一邊」的經歷與啟發，更多篇幅則述及在工傷協會的見聞。分享會上，她延續新書的寫作策略，對過往所見所聞不多加詮釋，讓「記憶表層隨招即來切片般的故事」，召喚讀者的共鳴。

在工傷協會，顧玉玲不只接觸到傷殘職病的工人，也需要面對工殤亡者家屬。「我見過最大的痛苦，是小孩出去打工死掉了，他父母絕望的背影。我完全說不出話來，太痛苦了。」但是，顧玉玲觀察到，工殤亡者的妻子，反而不是這樣，因為她們還有很多的責任，可能小孩還小，有好多事情要做。

工傷協會曾舉辦談心會，邀請傷者、亡者家屬參加，希望透過敘說舒緩傷痛。有的工傷男性來到談心會的時候，總算可以卸下義肢，說出內在特別的感觸。例如有一次，一位會員得意地講了將近半小時，他覺得自己真是太聰明了！怎麼會想到可以用這個特殊的角度去把毛巾擰乾——毛巾擰乾是什麽意思呢？就是他可以自己把自己的臉擦乾凈了。

「可是這些事你在外面、甚至在家裡要說給誰聽呢？沒有人覺得這是一件重要的事。」顧玉玲說，這就是他們窮盡所有努力，去適應新的、殘缺的身體，跟社會重新打交道。

而女性會員談心時會聊到傷心的事，卻不一定哭哭啼啼，也許三言兩語就講完了。之後呢？她可能會說：「我死掉老公的哥哥，他們公司還缺一個會計要找我去，可是我不想去。為什麽？因為大伯在那邊，大家都知道我死了老公，那我怎麽好意思穿花衣服去呢？」

顧玉玲說，她們的悲傷很真切，有的人直到現在過了20幾年，老公的碗還是放在餐桌上；但另一方面，她們又生機勃勃，充滿生命力，講出了很多有趣的事。

➤憤怒與快樂並存的真實人間

聽到這裡，吳曉樂感慨，也許那件花衣服是老公生前送給她的呀。有時候是人的想像力太少了，以至於常會有種成見，認為一個人如果遭遇了什麼不好的事情，就只能夠長成某一種樣子。她問顧玉玲，把人寫成受害者可能更為簡單，也相對快速、容易獲得認同。在書寫的過程，要如何去跟這個便捷的認同感對抗呢？

「好像不是直接對抗，而是要把更複雜的多元性說出來。」顧玉玲說，有一次她帶台大新聞所的學生去採訪關廠女工，學生們很困惑：「怎麼她們講得興高采烈啊？」

這些女工講起從前在工廠裡常常一天工作12個小時，也沒有加班費（當時還沒有勞基法）。工作到半夜的時候，工廠會給她們一杯牛奶。因為她們連續十幾個小時都待在有機溶劑的環境裡，太危險了，牛奶解毒。「她們當時有牛奶喝，就很高興了。去採訪的學生們很難理解，要怎麼去記錄這麼悲苦、殘酷的事情，卻講得如此興高采烈？」顧玉玲提醒大家想想看，這些女工當年才16、17歲，那麽青春啊，她也許是從鄉村到這個工廠來，總算可以自食其力。

她進一步分享，最近她的學生拜訪罹患潛水夫症的台北捷運工人後，覺得自己天天搭捷運，都不知道原來捷運害這些工人一輩子都要承受刺痛的潛水夫症之苦，從此有了一個新的視野去看待捷運。

但是，這些工人大哥講起捷運時，他們真心誠意地覺得捷運很漂亮、很乾淨、看起來很安全，他們打從心裡感到與有榮焉。這跟主流說法「他們是為捷運工程而犧牲的無名英雄」是不一樣的。

捷運工人們並不是要為了偉大的成功而去犧牲自我，「當時被不當的對待導致罹病，終生得背負著這個病，骨頭都發黑了……」這件事情的受害跟痛苦，他們心中是清楚知道、是有憤怒的。可是他看到捷運完工，這麼多人在使用，而自己曾經是貢獻勞動的一份子，這個勞動的尊嚴跟驕傲感也是確實存在的。

「事實就是這麼複雜，又愛又恨，我們自己也是這個樣子吧。如果弱勢團體只有『受害者』這個面向的話，太不真實了吧！」顧玉玲嚴肅地說。

➤紀實與虛構相互滲透，他者與自我的生命交織

座談近尾聲時，有讀者提出紀實與虛構寫作的問題，好奇顧玉玲如何將經歷擷取為書寫的養分？顧玉玲認為，當代書寫一再翻新與證明，紀實與虛構的界線已經愈來愈模糊，兩者是互相滲透的。

「但散文的好處是比較任性，我寫下我覺得珍貴的，經常是一個切片、一個畫面，不一定需要因此完整說明某件事。」她說：「這是『我』的視野與記憶，是調動『我』的記憶，有時改寫、有時做了很多『我』的詮釋，這怎麼會是全然的真實呢？但它對『我』又是這麼的真實，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吳曉樂也提出一個關於書中「尾聲」的疑問。她讀完一篇篇情感豐沛細膩的故事後，感覺到〈尾聲：藝術生產是政治的，也是民主的〉這一篇似乎突然轉向，談到了「創作的政治性」議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安排呢？

顧玉玲解釋，這篇文章原本是應報紙副刊的邀稿，寫站在大師的肩膀上，她選擇的是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用工傷協會的繪畫班和他們的創作來談。與出版社討論書稿時，顧玉玲也覺得這一篇文字似乎與前面故事性的敘事格格不入，打算刪掉。不過最後編輯還是建議留下，並且將它放在結尾，讓整本書的架構像串珠一樣串起來。

「我覺得這一篇文章有被放在一個適合的位置，很高興它能收進來，」顧玉玲說，以前抗爭時常自嘲是討債公司，「斷一隻手老闆給10萬塊，我們就去抗爭，希望可以要到50萬。」雖然明知道工人的階級文化裡有很豐富的東西，包括專業、自信與創造力，但是除了經濟性的抗爭，工人的社會位置還是被看不起。

過去工傷協會舉辦了很多活動，諸如工人合唱團、工人繪畫班、工人寫作班等，讓工人的文化也能被看到。然而與此同時，顧玉玲總難免有一點罪惡感，彷彿作為知識分子，身上的文化優勢不能放得太前面，應該組織工人一起發聲，才是重要的事。

顧玉玲寫第一本書《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的時候，已參與工運18年，「我覺得這18年對我來說，是長出一點自信。」什麼自信呢？自信作為一名組織工作者，也有想說的故事，而且不是幫工人代言。顧玉玲說：「是他們滋養、挑戰了我的生命，交織在我的生命裡頭，我不是在寫他者的故事，是我的故事。對，這本《一切都在此時此刻》就是我要說的話。」●

一切都在此時此刻 作者：顧玉玲 出版：印刻出版 定價：35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顧玉玲 北藝大人文學院副教授，「台北捷運潛水夫症工人戰友團」召集人。專書獲金鼎獎、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台北文學年金首獎等。著有非虛構作品《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與《回家》、長篇小說《餘地》，並主編《木棉的顏色：工殤顯影》、《拒絕被遺忘的聲音：RCA工殤口述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