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我們並不與苦難截然二分：魏明毅Ｘ胡慕情對談《受苦的倒影》
➤探索苦難從何而來：以書寫作為實踐
曾暫別十多年心理諮商職涯，考入清大人類所，畢業後重回本行的魏明毅，面色紅潤，一身白衣出席對談會場。睽違7年的新書《受苦的倒影》讓人正襟危坐，魏明毅一到場，見到春山出版總編輯莊瑞琳以及現為《鏡週刊》文化組採訪主任的與談人胡慕情，氛圍緊張熱鬧。「你知道嗎？她也準備了逐字稿。」「幹嘛學我啦！我是沒逐字稿講不出來。」彷如下課迫不及待轉身交流的同班同學，表露真性情。
膽敢抬頭凝視背負苦痛與創傷者的人，或許都眼冷手暖心熱，勇於逆風，朝罕有人跡的方向追尋苦難來處。細究兩位對談人走過的路，有些經驗彷彿能隔空映照。
胡慕情最早在《立報》跑教育社福線，後來接觸到樂生保留運動，全心關注社會議題，尤其是環境與土地徵收。這也促使她提筆寫下苗栗灣寶里對抗土地徵收的歷程《黏土：灣寶，一段人與土地的簡史》，在2016年得到第40屆金鼎獎非文學圖書獎肯定。隔年，魏明毅改寫自人類學碩論的第一本書《靜寂工人：碼頭的日與夜》獲頒第41屆金鼎獎非文學圖書獎。
《靜寂工人》出版之際，是國內外大事投石般引起漣漪陣陣的2016年：英國脫歐，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蔡英文成為台灣首任女性總統。土地徵收抗爭方興未艾，華航空服員職業工會罷工。全球時局動盪之際，魏明毅卻藉由書寫，引讀者行至經濟條件不復以往、人口外流、衰弱而安靜的基隆，爬梳、指認全球政經結構的轉變如何劇烈牽動地方，了解碼頭工人從意氣風發到蒼白寡言的生命敘事。
震撼社會的內湖隨機殺人案亦發生於2016年，距鄭捷犯下台北捷運隨機殺人案竟不到700日。北捷隨機殺人事件，正是胡慕情報導轉向探究高度爭議社會案件的關鍵：她的目光從環境、土地議題，往極端深淵去，意圖撼動大眾對於人性之惡，對於生死、刑罰和正義的價值觀。
胡慕情在部落格「我們甚至失去了黃昏」，詳實記載2006至2021年間，報導容納不了的個人省思與批判，恰與《受苦的倒影》遙相呼應。其實更早之前，魏明毅曾於1999年前往921地震災區，協助居民心理重建。2009年，胡慕情造訪受到莫拉克風災重創的小林村，寫下力透紙背的災區筆記系列文章。大規模的苦難對兩人的召喚，可見一斑。
對談現場，胡慕情表示，她對於題目有一套個人的選擇邏輯，也對於報導能造就的影響有所期許：「作為記者，我會希望我的報導是有用的，可以改變一些現實的政策。所以我開始去思考這個重複的受苦的狀態，到底是從何而來。也因為這樣的契機，我才決定我要開始寫書。」2013年胡慕情動筆寫《黏土》，記下張木村、洪箱夫婦耗費16年歲月，成功對抗竹科四期與後龍科技園區的強制徵收案，保留了土地跟家園的歷程。
她意圖透過書寫營造社會影響，讓大眾關注徵收發生的原因，無論是資本主義邏輯下的土地資源分配判準，或者政治經濟結構的發展脈絡，藉以遏止徵收苦難再發生。然而，即便政府迫於輿論進行《土地徵收條例》修法，後續仍有粗暴的徵收憾事發生，如：苗栗大埔張藥房強拆、桃園航空城與社子島開發案。這令她感到困惑也挫敗，質疑「寫環境報導是沒有用的，沒有辦法改變任何事」。
這份自我懷疑，讓胡慕情轉向關心社會案件，展開對鄭捷案為期3年的獨立調查，後輾轉進入《鏡周刊》，在充沛資源下進行深度專題的採訪撰寫。主題一字排開，觸目驚心：台鐵殺警案、日月明功集體虐死兒少案、台南湯姆熊殺童案、長庚醫學生縱火案、華山分屍案。以上題目無不與胡慕情尚未能解開的疑問，欲發展、溝通與探索的潛在設定有關：「我會挑選哪個案件值得我去寫，那一定有我想要跟社會大眾溝通的地方，想讓大家去思考某些問題。」
她以北捷殺人案為例，「我核心的終極提問，其實是：台灣社會到底是怎麼去看待生命這件事情的？一個對社會毫無價值，毫無貢獻的生命，他是不是值得被愛？」胡慕情在鏡好聽節目「血是怎麼冷卻的」說到：「我就在我們之中，如果冷漠，他人的地獄，最後也是我們自己的。」
回想這系列報導的生成，胡慕情坦陳：「這整個探問的過程，對我來講其實也是某一種受苦的過程。因為你必須不斷地挑戰、也挑釁社會大眾。你在書寫的過程當中，必須要去面對受苦的這些人。」這也對應到她曾在部落格提及吳明益《苦雨之地》摘句：「痛苦是人類結盟的形式，是人類的社交。」
魏明毅則自剖：「我在基隆跑的田野，我所遇到的這些人，他們都讓我再再決定，我要以書寫作為一種實踐。我要實踐什麼？」她停頓了一下，接著說：「既然沒有人是神，所以我就不可能從源頭讓苦難，控制它少發生一些，或是讓大家變得更強壯一些，恐怕沒有辦法做這些事情。」
「我就問一個其實很微小，很卑微的問題——我不敢奢望苦難不要出現，但是有沒有可能苦難可以少一丁點？就是少一丁點就好了，不要那麼苦。」這便是魏明毅察覺苦難一再發生的時候，凡人能如何行動的方案：將寫作視為對話的開端。
《受苦的倒影》以田野備忘錄的形式出版，是魏明毅帶著人類學養分返回本行後，記載第一線「苦難工作者」的反身性思考。莊瑞琳認為，這本新書深刻表現出諮商心理師的工作特殊性，有別於《靜寂工人》的文學感，展現魏明毅穿梭於心理學與人類學的「雙向」性質：「《靜寂工人》裡面，她帶著諮商師的耳朵進去了（基隆）這個田野，但在《受苦的倒影》，我們會看到人類學的東西，就進到她的諮商心理工作領域。」
然而莊瑞琳也提到，《受苦的倒影》作為田野筆記，「既沒有答案，也沒有想要提供答案。」卻有如提供讀者「線頭」，示範如何梳理紛亂、挫敗的情緒與人際關係。她說：「即便是我自己，也從中找到很多思考的入口。」
魏明毅直說：「第二本的書寫，我就不寫故事了。」大幅調整的寫作轉向，所為何事？胡慕情從兩本書都感受到魏明毅對當事人的尊重與保護，以及「寫作者對於未知的敬意」。她好奇詢問魏明毅，決定敘事腔調的背後考量是什麼？
➤寫作設定的轉向：避免生命經驗被廉價化
「在寫《靜寂》的時候，是希望大家能從一個局外人的角色進入局內，看那群碼頭工人的故事。但我後來發現，我好像沒有做到。」魏明毅表示，《靜寂工人》出版後收到最多的讀者感想是「他們（碼頭工人）真的好可憐」，這顯露了讀者並無抹消「他們／我們」的界線，仍固守局外人身分窺視魏明毅所採集的、受訪者真實的生命經驗。
「一旦它被當成一個遙遠的事件、遙遠的故事來看，對我來講，他們的生命故事就會流於廉價化。我不希望我是當中的推手。」也因此，魏明毅在書寫第二本書時，語調有了巨大的改換，這是她為避免重蹈覆轍而專為自己設立的道德門檻。此外，筆觸的轉變則是因為「想要對話的對象，有一些複雜，它是複數的。」魏明毅解釋。
胡慕情對此也深有所感，以「傳播環境劣化」稱之：「我們好像很快地把人的苦難也變成可以商品化的東西。我們把受苦的人的故事變成可以用某種公式出版，或拍攝，或者被報導的狀態。」
身為媒體人，胡慕情也擔憂當事人被快速標籤化，導致「人的面貌變得扁平」的危機：「每個案件應該是不一樣的，但是，當大家想要看這類故事的時候，很容易趕快把它變成一套公式、產出，它就被消費掉了，這狀態讓我非常的不適。」以受苦為主題的寫作者與為之動容的閱聽眾，似乎都因為苦難敘事的傳播讓被書寫者的處境更廣泛地被看見了，便自我感覺良好，彷彿「做了好事」。胡慕情說：「實際上，這些東西寫出來真的改變了什麼嗎？有沒有什麼樣的副作用呢？可能都不是傳播者去承擔的，而是那個被書寫的人。」
魏明毅回應，閱聽者會直觀地將「苦難世界」進行個人歸因的傾向：「我希望大家能把所有看見的事件都放在脈絡裡頭去理解。看新聞事件，我們可能認為是他（當事人）心理比較脆弱（所以尋死）。但是我們有沒有可能回來想，今天法條或者是政治的不當作為，會如何造成一個個人的死亡？堅決的意念究竟是如何從這塊土地滋生出來的？」
這是她希望透過《受苦的倒影》第一章，第一現場「忽明忽暗的苦難形貌」去對話的：「有些苦難並沒有明顯連結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但我想告訴大家的是，你覺得很自然而然的東西，其實就是苦厄製造的來源。我對話的對象是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我們並沒有像自己所想像的，跟苦難截然二分。」
魏明毅也提到第二現場「藏身於階級與權力裡的平庸」。她透過克制的筆觸，向置身於社會安全網內的同業進行溫和有力的陳述：「今天在所謂專業系統裡面的人，病理性的專業結構之所以會被維持，是因為大家對於改變這件事情有最基本的抗拒。這樣的抗拒，就會導致我們在鬆動結構上有很大的困難。」她希望引發專業者的思考，提升改變的動力。《受苦的倒影》筆觸便是如此透過層層考量而決定的。
魏明毅小結說道：「《靜寂》是我作為局外人進到田野，想辦法讓自己成為局內人，再離開田野成為局外人。所以我只要專心把他們（受訪者）生命的歷史寫清楚。《受苦的倒影》牽涉到的是我相對作為局內人，但我想要出來，我想帶讀者從局外人進到native的世界，轉場就多了一場。這牽涉的考驗是，如何讓局內人願意跨到局外？」
➤受苦的當代性
所有的苦難，都生演自其身處社會政治經濟與歷史文化的根系。當代的集體苦難，反映的是根系（而非個體）的病兆，其集體朝向扁平化與個體化歸因，源於人們的善良天真與跨國商業體、國家的政治經濟性計畫的纏結。
與其期待能人英雄或某一知識領域的解救，蘊含良知正直的政經體系與文化情境，是對苦難的誠實回應；有別於現實苦難工作的個別、療癒與適應，是苦難工作者的大幅迴身轉向——看見專業所深陷的倫理困境結構，以公共事務觀點，站立於既核心又邊緣、見樹亦見林的位置。
——《受苦的倒影》第三現場：生命的多重歷程與開放結局
魏明毅分享，之所以在本書重複提到政經、社會、文化，是由於親身經驗和觀察到「社會性的受苦」難以被簡化為醫學上「神經傳導的問題」。她舉例，在職場上曾遇過一個困惑而年輕的重鬱者，反覆尋短，拋出疑問「人為什麼要活著」，然而身邊的人卻用直接或隱晦的方式，告訴他這個問題不理性、無用且無效。
魏明毅提到，現今台灣社會普遍會用「社會性、經濟性和政治性」的共構，來界定一個人是正常或「異常、失序」：「這是很危險的假定。當我們用單一的經濟產值，去評估人是否符合社會需要的時候，我們就是用工業化的觀點去理解一個人的價值。」她解釋：「受苦究竟從何而來？當我們把市場經濟的假設當成真理來看待、我們被當成勞動物件的時候，受苦跟做為人的存在是不被肯認的，受苦就會是必然。」
胡慕情也回應：「我覺得對我來講，人生下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就是讓我成為我。我們每一個人都很少去問，我為什麼現在是長這個樣子？當某些事件發生的時候，會覺得跟我們沒有關係。對於未知的不好奇，或是對自己為什麼會長成這個樣子覺得理所當然。」胡慕情補充說明，我們可以怎麼面對進而減少痛苦：「不斷跟自我對話，質疑自己是必要的。如果這樣的素質不存在的話，就很難有任何讓苦難少一點的可能性。」
胡慕情且認為，當社會壓縮個人探問「如何成為我」的空間，便形成受苦的基調：「我看鄭捷的時候，他就缺乏這個空間。他想要找自己，他想要知道我是誰，但所處的環境，小自家庭、大自學校，是不允許他去探問這件事的。某些苦難是暫時性的存在，但是根深蒂固、被我視為一直存在的苦難這個東西，跟明毅一直提到人如何被物化、被宰制，背後資本主義的主旋律，其實是影響最深的。」
魏明毅接著分析，面對年輕一代的身心狀況，常會有家長問：「我們的孩子到底怎麼了？」事實上，這無助於解決任何問題。「如果你探到底去問，不是我們的孩子到底怎麼了，而是我們怎麼讓孩子的痛苦在這樣的環境裡頭滋生出來？挑戰的是，擁有政治和經濟權力的成年人，願不願意去看見自己所餵養給孩子，心理上跟身體上的東西會是什麼？在這個結構裡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魏明毅時刻提醒結構的存在，因為受苦不僅是一個人的事，而造成受苦的結構，也不是恆久穩固、不能動搖的：「很多人會說既然社會情境或是文化結構這麼龐大，那我們作為個人怎麼辦？各位不要忘記，社會跟文化是我們，你、我、他組成的。」
這跟魏明毅想透過《受苦的倒影》傳達出「人是能動的主體」的強烈訊息有關。
➤人寓居於世，是能動的主體
「我們總是可以想採取什麼樣的方式去回應，不管後果是不是如我們所願。你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你就去做你覺得你可以做、應該要做的事。」魏明毅如此詮釋「能動性」，並說這是人可貴的地方。
此外，她也極力呼籲不應使用「助人工作者」的職稱，建議應以「公共事務參與者」替代。魏明毅認為「助人工作者」隱含了上對下的視角，也將帶來耗竭。改換職稱，就有機會重新改變工作者的觀點、任務和角色：「所謂的助人工作者，他其實是在暗示我們就是做最低階的承接。對方有情緒，我們就勞動。助人要手心向上。因為你就是苦難的終點，要把苦難全部都收納到自己的口袋裡面。手心向上，所以會有承受不了的時候，一定會夭折。作為公共參與者，你是一個通道。今天事件或是暫時受苦的人，因為跟你交會，有機會用不同的觀點、用不同的尺度去看自己跟苦難的關係。」
魏明毅延伸說明：「我都很鼓勵一線工作人員不要再用助人工作者去稱呼自己，我們可以這樣去期待、暗示、假設自己就是一個公共事務的參與者。公共事務的參與者，我們以充權（empower）去理解工作對象，反而越工作，能力越增加。就像醫療單位，我們以此謀生，但是我們並不意圖盡可能快速地去積累無限量的經濟資本。」
對談活動結束前，莊瑞琳分享她對書名的理解：「對我來講，書名《受苦的倒影》的關鍵其實不是苦，也不是受苦，可能是倒影。因為倒影同時有反身的意思在裡面——你可能看到的不是別人的受苦，很多時候是要去看自己、看身邊的現象。表面下的影子，我們是否都有看到了？我們怎樣在明毅的書裡，找到一個凝視的方法？」
此外莊瑞琳也提到．《受苦的倒影》責編莊舒晴與作者討論時，令她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是：「不要害怕受苦。」莊瑞琳笑著說，「可是她不想要把這句話輕易的寫出來，所以你們不會在這本書裡面看到這句話。」
魏明毅在全書最後、第三現場「生命的多重歷程與開放結局」，以〈那些灰階的意念與行動〉揭露自己面對痛苦的經驗。那是2017年底，魏明毅為了直面《靜寂工人》書寫後產生的灰色狀態，工作喊停，離開台灣。這方法被她命名為「偶爾死一下」或「偶爾死一死」。
「當我想盡辦法讓自己能往前，找到的方式是在這個世界先『死一下』。這帶來了無限生機。在那個地方偶爾死一下，你可以暫時到這個世界再活一活。生命大概就是這樣組合起來的。」魏明毅接著說：「當你願意去相信自己可能會遇上一些不可預期的時候，才會知道所有的結局都是一個暫時的結局。為什麼？你現在的痛苦、你現在的不舒適、你現在的苦厄，是此時此刻，你不知道下一刻你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樣「死一死」的哲學，讓人不禁想到《成為一個人：一個治療者對心理治療的觀點》作者卡爾．羅哲斯（Carl Rogers）的這段話：
我的體驗之流極其錯綜複雜，但當我能在其中載沉載浮，而且還能同時一直嘗試去瞭解那變動不居的複雜性的話，那麼，其中不會有任何定點讓我停留。當我能在如此的過程之中時，很顯然的，我不會持有一個封閉的信仰體系，也不會有一套永遠不變的原則。能引導生命的乃是對於體驗能不斷瞭解、不斷闡釋的那個過程本身。所以生命就是一直在形成（becoming）的過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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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魏明毅 |
書評》近代日本的「敗者」與上野公園：讀柳美里《JR上野站公園口》
2018年，日本各地舉辦紀念明治維新150周年的活動。日本政府的相關機構宣稱：明治時期以後日本開始打造近代民族國家，推行多方面的近代化措施，創造出近代國家的基本框架，此次紀念活動的旨趣，即在「為下一代的人們傳承明治以後的歷史」、「學習明治精神且為讓國家飛躍創造政策」、「醞釀紀念明治150年的氣氛」。
「明治150年」活動的背景，明顯是當時擔任首相的安倍晉三之意向。安倍、岸一族的選舉區位於山口縣，江戶時代末期，當地的長州藩出現許多「尊皇攘夷」派的「志士」，後來與九州南部的薩摩藩一同領導倒幕運動，經營明治新政府。安倍時常強調自己的長州背景，並對此引以為傲。
不過，在「明治150年」名義下各地進行的活動中，有些其實與政府的國家主義意圖並不一致。例如福島縣會津地方的民眾高舉的是「戊辰150年」，表現出不接受明治維新的氣慨。
福島出身的日本近代史研究者中野目徹指出，由於戊辰戰爭時以會津為首的東北地方諸藩曾被視為「賊軍」，迄今為止，當地民眾對於明治維新的反感仍然根深柢固。此外在東日本大地震和福島核災的傷口尚未癒合的狀況下，民眾對「明治150年」感到憤怒。
➤藏在文學裡的舊佐幕派
日本歷史學一直以來給予明治維新正面評價，不過現在已有許多歷史學者對此提出反駁，學界中相對化明治維新的觀點已變成一個有力論述。日本思想史研究者子安宣邦表示，明治維新並非歷史潮流必然帶來的、擁有唯一正當性的革新，而只是薩摩、長州所進行的私人權力鬥爭。明治政府利用天皇權威進行專制政治，其思想相當「封建反動」，甚至引發了日後破滅性的侵略戰爭。
事實上17-19世紀期間，日本列島都進行了各種近代化。江戶幕府將朝廷、貴族、佛寺等古代權力、權威去政治化，將從前由這些勢力獨占的學問文化開放至一般民間社會，同時整治全國性交通系統，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網絡相當發展。而「開國」後，幕府積極地推行西洋化，不少官員的思想先進開放程度，毫不遜色於薩摩、長州。
雖然如此，明治時期以後的「另一個近代」一直未受重視——「舊佐幕派」和其後代，在近代日本以「敗者」身分求生。值得一提的是，創造出日本近代文學的重要文學家中，許多人士擁有這種背景，並從獨特視角書寫近代日本。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夏目漱石，在他知名的中長篇小說《少爺》中，明顯可看到此傾向。
《少爺》的主角是典型的「江戶兒」，個性單純直率，冒失莽撞，幼時就常打架，卻是個富有正義感的年輕人。他的家庭從前屬於旗本（幕府將軍的臣下），卻在維新以後沒落。學校畢業後，他前往四國鄉下擔任中學數學教師，但他無法習慣鄉下生活及當地人的作風，也始終厭惡奸詐虛偽又崇拜西洋的同事們，最後因為與和他一樣耿直頑固的數學主任「豪猪」一同揍了那些人，而辭職回東京。
日本近代文學研究者平岡敏夫在許多著作中指出，《少爺》反映出作者的「舊佐幕派」背景。因為夏目出身江戶的小吏家庭，即屬於明治維新的「敗者」一方。故事中充滿著對於老派「江戶兒」的同感，以及對崇拜西洋的新時代知識分子之厭惡。不僅如此，和主角結交的同事「豪猪」出身會津，這是明治維新時被視為「賊軍」且遭受悲慘經驗的土地。
夏目從英國留學歸國後擔任東京帝國大學講師，但後來辭職投身於民間報社，成為其專屬作家，終生與官方保持距離，連博士學位都拒絕了。
除此之外，成島柳北、福地源一郎、栗本鋤雲等文人本來充當江戶幕府的官員，維新後在民間媒體開展書寫活動。而「言文一致體小說」的鼻祖之一二葉亭四迷也出身佐幕派武士家庭，他的代表作《浮雲》的主角内海文三是個幕臣子弟，長大後做官卻遭到不正當的解雇，故事中詳細描寫了他的「敗者」心理。
也就是說，日本近代文學可謂始於明治維新「敗者」的視角。
➤匯集在上野公園的「輸家」
從這個角度來看，柳美里的小說《JR上野站公園口》繼承了這項文學傳統。柳美里本人是在日南韓籍作家，其家庭背景與江戶幕府當然毫無關係，但在作品中，她書寫的是在近現代日本社會中被邊緣化的民眾。
小說主角是在東京上野火車站口及上野公園一帶徘徊的街友。1933年，主角與明仁天皇（現上皇）同年同月同日出生，而且他兒子的生日也與德仁皇太子（現天皇）同日，不過其人生道路與皇室形成鮮明對比。他是生於福島縣相馬的貧農，於1964年東京奧運的前一年離開故鄉赴東京，之後大半輩子都在外地從事體力勞動，如建設奧運相關設施等。
小說主角十分勤勞節省，為養家一心一意工作，不喝酒也不賭博，但由於很少回故鄉，和家人的感情愈來愈疏遠。60歲時他終於回到福島相馬，期待歡度晚年，卻在沒多久後失去老妻。孫女擔心祖父孤單而願意與他同住，不過他認為不應該讓年輕孫女綁在老人旁，有一天突然離家出走前往東京，在上野公園開始流浪生活。
小說敘述者藉由主角一生的故事，講述日本近現代史上的諸多事件，如明治維新、關東大地震、東京大空襲、1964年東京奧運、311大地震、籌備2020年東京奧運等。而值得特別留意的是，為了書寫這些歷史，柳美里特地挑選JR上野火車站及上野公園，將其塑造成具有象徵性的空間。
讀者若看過2005年的日本電影《ALWAYS幸福的三丁目》，也許還記得，電影開頭講述一群帶有濃重鄉音的少年少女坐火車到達東京，他們從車窗看到大都市模樣就歡呼雀躍，流露出對於新生活的期待和憧憬。這是一群為「集團就職」，從東北地方來到東京的年輕人。
高度經濟成長時代，大都市需要大量勞力，以東北地方為首的農村地帶則尚未發展工業及服務業，因此大量勞動者從東北移動到東京，《JR上野站公園口》的主角也是其中之一。自福島、宮城、岩手等地前往東京的勞動者們，大多搭乘「常磐線」、「東北本線」等鐵路，在上野火車站下車。也就是說，在近現代日本史中，上野站是來自東北的打工勞動者進入東京的入口。
在上野站下車的勞動者們，不僅勞動環境相當辛苦，他們的東北口音也常被視為典型的鄉下腔而遭受嘲笑，因此不少東北人在東京變得沉默寡言。1990年代後，泡沫經濟破裂導致長期經濟停滯，許多勞動者由於失去工作和住處，聚集在代代木公園、新宿中央公園、上野公園以及荒川、隅田川的河邊等地點。尤其上野公園更如同街友城市般，公園內到處密集可見以紙箱、防水布搭建的「小屋」，其中相當多的居民，便是如同小說主角般的東北人。
日本社會中血緣關係往往較為稀薄，加上「不應該給人添麻煩」的觀念相當強烈，因此在外地失去工作的勞動者往往變得孤立無援，無家可歸，其中不少人淪為街友。《JR上野站公園口》主角最後在公園內變成流浪漢的背景，也有這種社會文化脈絡。
柳美里不僅從街友視角生動地描述上野公園的街友們和到此處遊玩的男女老少之模樣，也將上野公園書寫為，近代日本天皇制與反抗它的記憶交錯之特殊空間。
由於公園裡有東京國立博物館、國立西洋美術館、國立科學博物館、東京文化會館等許多文化設施，天皇有時訪問上野公園，那時警察權力便以迎接天皇為藉口取締街友。而為了籌備2020年東京奧運，更將他們的「小屋」強行撤去。
但另一方面，柳美里也再三強調上野公園的另一個面向，亦即此地本來充滿著明治維新「敗者」的歷史記憶。
故事中主角結交的一名有學問的街友「阿茂」，為他解釋上野公園的相關歷史：站在公園入口的西鄉隆盛銅像，本來計畫樹立在皇居旁，但由於西鄉是明治維新後引起西南戰爭與政府交戰的「逆賊」，因此遭到反對，最後才建造於此地。
西鄉銅像後面有「彰義隊士」的墓園。墓園所葬之人，乃是江戶幕府向薩摩、長州投降後，仍在上野抵抗到底的陣亡武士們。同一年，東北、北陸諸藩組織「奧羽越烈藩同盟」，持續對抗新政府，在福島會津爆發會津戰爭，造成「白虎隊」等犧牲。
此外，上野公園一帶本來屬於江戶時代負責管理徳川家墓園的佛寺寬永寺之土地，寬永寺的開山祖天海也是福島會津人；上野公園裡更有來自福島的櫻花樹。
➤關注顯而難見的邊緣
近代日本史上，在東京中心主義之下，福島等東北地方的民眾始終是支撐日本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但他們在社會中經常被邊緣化。
1960年代以後，日本政府積極推動核電政策，但其建設地點都是沒有產業的僻地。福島相馬地區有許多民眾從事為東京提供電力的相關服務，但這些地方自身卻如吸毒般地依賴核電，無法自己創造獨特的產業，最後更由於政府和電力公司的無能無策造成空前核災，付出無法挽回的代價。
不僅如此，為了爭取2020年東京奧運舉辦權，日本政府標榜「復興奧運」，但由於相關施工都集中在東京，反而阻礙了東北地方的災區重建工作。
《JR上野站公園口》日文原版是2014年出版的，而在2021年東京奧運結束後，如今我們該從不同角度重新閱讀這本書。
以福島為首的東北地方民眾，再三為日本國家犧牲。在《JR上野站公園口》這部小說中，柳美里藉由出身福島而徘徊於上野火車站口的街友視角，相當巧妙地書寫此段歷史。由此可說，她確實繼承了夏目漱石、二葉亭四迷等近代日本「敗者」的文學傳統。●
作者：柳美里
譯者：立場寬子（章蓓蕾）
出版：聯經出版
定價：38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柳美里
韓裔日籍的日本知名作家。1968年出生於日本神奈川縣。16歲從橫濱名門高中退學，不久進入劇團擔任演員並開始寫作，1993年以小說《魚之祭》獲第37屆岸田國士戲劇獎，創造了該獎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得獎紀錄。1996年以《家夢已遠》獲泉鏡花文學獎、野間文藝新人獎；1997年以《家族電影》獲日本純文學界的指標芥川獎，成為日本極少數30歲之前即獲得如此重要獎項的作家之一。其代表著作包括：《命》、《魂》、《生》、《聲》、《口紅》等，作品也曾改編成電影、舞台劇等。
2011年福島核災後隔年，她因接受南相馬市電台邀請，主持震災廣播節目和東北結緣。之後，以行動支持無懼返鄉的居民，2015年舉家遷往福島南相馬市，後遷居小高區，開設複合型書店「Full House」（フルハウス），持續在地深耕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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