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在至痛摯愛各種之間，我們書寫——論安妮．艾諾的文學風格
沒有陰道，亦無子宮。我的身體是座荒涼的空城。它未曾等待，與迎接任何事物。它唯一的作用，是排斥。
讀畢安妮．艾諾作品，我滑開銀幕，在新底稿上敲寫這行字。
電影《正發生》（港譯：《孕育》）原著小說《事件》（l’événement，台灣初版翻譯為《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如此強烈，恍若旱燥沙漠裡抬頭，恰逢直刺雙眼的殘忍陽光，那痛，與切身感受，能讓一個陌路的，相隔無垠大陸幽深海峽的遠岸生理男性，如此哀愁。
身為創作者，貫穿安妮．艾諾作品的最大特質，許是「共感」（l’empathie）。將自我溶解於群體，用串連起的複數經驗感同身受，在不同的生命節點，叩問當時對應的政治經濟，與法律情境。
異秀之人必然無比挑惕，有甚至近乎偏執的完美主義。安妮・艾諾此方特質，或反映在她回覆外界評價其作時所貼上的任何標籤分類。
當人們議論「自我虛構」（l’autofiction）；她強調此生多數創作，近少虛構成分。文學研究者奈莉・沃芙（Nelly Wolf）以為《位置》（la Place）可視作安妮・艾諾的分水嶺，先前的首三部作品《空衣櫥》（les Armoires Vides）、《他們所說的或空無》（Ce qu’ils disent ou rien）、《冰凍的女人》（la Femme Gelée）雖皆以第一人稱撰寫，但可視為「虛構的第一人稱」，內文裡仍有小說式的戲法，風格可與法國戰前的人民文學相提並論。
安妮．艾諾則認為寫作《位置》時，她所摒除的，並非虛構的第一人稱，而是「上演／展演」（la mise en scène）。此後，她所在意的，已屬「事件／事實」（le fait）。
當今評論慣用她當年訪談中，論及書寫時所提供的詞彙：「平面的書寫」（l’écriture plate）。一種無過度修飾的，揚棄隱喻與詩歌般雕花洋溢，如打磨至極薄而利的刀尖，能穿刺，與割裂（「我對文字的想像，是石頭與刀。」安妮．艾諾道）。她的字句化為清水模，灰泥，硬磚與尖瓦，架構出一座後工業時代諾曼第冷調廠房，窗外寒陰。承認自身承襲賽林（Louis-Ferdinand Céline）以來的「暴力書寫」（l’écriture de la violence）傳統，但近年艾諾對舊有定義搖晃浮動，遂複言：文學不可能是平面的，當時她所指，僅為一種手法，以表社會學式的客觀性。純事件，不起任何作用，不挾帶私人特質，與讀者間不存在任何複雜性。「我今天或許會稱之為『事實書寫』（l’écriture factuelle）」。她說。就安妮．艾諾而言，書寫本該走得比文件與報導更遠，其中包含對形式與說話聲音的考量。
人們議論自傳。
「我拒絕歸類於任何一個明確的種類，無論是小說或自傳。」她態度堅定地回覆。
人們議論陰性書寫。她聳起雙肩。
唯獨「自我的社會學式傳記」（l’autosociobiographie），這由她開創的新詞能獲得艾諾認可。其中傳記指涉的對象，是生活中的他者。「活在他者之中」（être au milieu de）對艾諾甚為重要，她曾言與人群的分離與所在間的拉扯，是她寫作的動員支點。
之間是游移，模糊，永遠的進行式。拒絕任何加以綑綁的符號。
之間擺盪的距離總有粗略範圍，那是艾諾政治上的左傾態度。階級、統治與被統治、被剝削的、癖性（l’habitus）。艾諾不諱言受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影響，而馬克思主義亦屬其研究範疇。從務農的文盲祖父，由工廠作業人員轉為開設雜貨咖啡店小本生意人的父親，再至受高等教育的她，所歷經的階級轉移，艾諾以家族書寫回應：父逝後所寫的《位置》，以母親為主軸的《一個女人》（Une Femme），直言叛逃原有階級感受的《羞恥》（la Honte）等皆為此系列代表作。
儘管不將自身與陰性書寫掛鉤，但主題上，擺盪於階級意識另一端的，是艾諾對女性處境的關注。
看似泛泛，《簡單的熱情》（la Passion Simple）與《事件》二作，可明確勾勒出艾諾對這議題的「次擺盪」。
《簡單的熱情》是一本外遇之書。
「這夏天，我第一次在電視頻道Canal+上，看了限制級電影。」艾諾如斯開場。為期兩年。孩子早已離家就學，艾諾與自蘇聯東歐國家的外交官A相遇。A總穿聖羅蘭的西裝，Cerruti領帶，喜愛名車。他說話文雅，不諳粗語。A已婚，為防妻子疑心，他僅於難得的閒暇時刻走長長的路，只為找一架可用的電話亭。
想見你。A說。
待A馳騁遠去，她不洗床單，只為保留他遺下的精液氣息。
思念嚙咬，翻騰。活在等待中（羅蘭巴特般的戀人啊）而不能主動聯繫，艾諾神思恍惚。熱情焚殆理性。若今天能聽見A的聲音，她願捐數百法郎給慈善機構，艾諾祈禱。她接受丹麥學術座談僅為了寄明信片給A任職的大使館（他沒有收到）。她重複所有動作，穿同樣的衣服看同樣的書，預約牙醫，只因A當時或之前之後掛了通電話給她。
寫幽會時當面給予，看完即撕的信。
為他買新衣服新口紅新鞋（她認為在A面前有重複打扮是對這關係的污辱與不敬）。
看所有關於他國家相關的書籍。
《簡單的熱情》如此深刻，帶點極簡主義，是關於激情的炭筆素描。但一如她所有著作，靈肉經驗叩問的，終究是書寫（「妳之後不要寫一本與我有關的書。」A說。）
「我認為寫作必須朝此方向：性愛場面激發的印象，這種不安，驚愕，與道德判斷的懸置。」艾諾另於書中回覆：「然而我沒有寫一本關於他的書，也不是關於我。我僅還諸於那並非為他所撰，他或許也不會看到的文字。這單獨的存在帶領著我。一種禮物的移轉。」
特定情境的瞬息心緒導發共感，召喚群體。
一次，當艾諾在家裸身，朝冰箱走，欲取啤酒之際，她想到了那些女人們，已婚的，未婚的，作母親的，那些在童年午后居住區偷偷迎接男人們的複數群體。
艾諾亦猜臆，一群複數的女性穿越過A的身體。
A離開巴黎後，她決定前往診所作愛滋檢測。在寂靜的診所等待，她憶起60年代自身的非法墮胎經歷。等候區繁雜種族，性傾向的人與身體，流轉成《事件》一書的起頭。
歷經千辛萬苦曲折迂迴，她終於讓一個女子將探條置入體內（她在去程想起逃往英國的科索沃難民們）。
五天。
返校區，和友人O一齊去電影俱樂部看《波坦金戰艦》，席間她下腹劇烈疼痛。她回宿舍房間休憩。她強烈地想要拉屎，快速地跑至走廊另端的廁所，宛若投擲一枚手榴彈，腳下激起的水花噴濺至身側牆壁。
低頭目睹下體垂掛一條紅紅的線，一名小小的浴者。
Mizuko，水子。日文裡的小產嬰兒。艾諾想到。
（從羊水至盥洗廁間污濁液體再到冥河的輪迴？遠岸的我如此疑惑，未有答案。）
她將它捧於手心，沈重地走回房間。她要求O抄起剪刀裁截臍帶。
《事件》描述的肉體疼痛與心靈震盪，不依時間的反覆沖刷而淡稀輕盈。出血過多，墮胎後續入院治療所遭受的待遇，（「為什麼不告訴我妳是名大學生？」急救後，一名夜間實習醫生如此責怪艾諾。）面對墮胎，工廠女工與文科大學生的差別待遇，未婚待產婦女遭受的冷眼，階級內部隱含的微型結構。法國學運前國家機器的不平等與失衡運作，自是眾人討論焦點。
但更令我動容的，是書中許多關於遭受此等重大「事件」後，關於書寫的反思與叩問。
「我不是一個修水管的工人。」（手術房裡，面對艾諾諸多疑問的醫師大聲道）。
「妳需要處方簽。」（出院後，艾諾步入藥局欲購子宮止痛錠，藥師冰冷回覆。）
Formica塑料貼版的牆，裝置探條的盆子右側有一把髮刷。手榴彈。
生命中，微小，看似不具任何重要性的碎片斷語，為何在三十多年洪荒滌洗後，依然頑強存在？那意料之外的堅硬事遺，成了艾諾用於拼湊「真理」（la vérité）的標記與符碼。
描繪真理，是書寫的唯一使命。
除理念上的緊密契合，《事件》於我，更似劃開一道裂口，屬於記憶，疤痕越擴越大，深埋著疼痛真理愛與迷惘。疤痕擺盪，在安妮．艾諾與我之間。
多年後為了重返現場，艾諾搭乘地鐵回到巴黎十七區（那名為她安裝探條的女士居所）。
她在 Malesherbes 站下車。（那是我居住巴黎時，每日通勤至研究所就學的唯一座標。）她經過卡赫汀涅通道（那是巴黎索邦外語學院斜後側一條窄仄小巷。）。
她在那裡被生死穿越（我在那裡被生死穿越。）
「之間」幻作水紋蕩漾，漣漪。記憶與共感跨越時空，種族，性別而來。
但不似安妮．艾諾與同她相連的諸多女性群體。
我的身體無能生育，它唯一承接的，僅有書寫與死亡。●
（文章授權轉載自「虛詞」，原標題與連結：〈【2022諾貝爾文學獎】在至痛摯愛各種之間，我們書寫——論安妮・艾諾的文學風格〉
報導》在剛強的反面，見證時代的孤獨與連帶：川本三郎談書、生命與創作
在311大地震屆臨12周年之際，日本藝文評論家川本三郎睽違3年再次造訪台灣，除了與作家朱天文進行《悲情城市》專場的映前對談，另一行程則是在紀州庵展開個人座談會。
持續筆耕逾40年的川本，出版過至少50部作品，引進台灣的雖然不到10本，但每一部都受到讀者熱愛及好評。當現年78歲的川本身穿米色西裝外套緩步走進座談會場時，現場雲集的藝文人士無不眼神發亮。本活動口譯者是太台本屋的黃碧君，由擔綱主持的新經典文化副總編輯梁心愉，引介川本身為藝文評論者的職業生涯及在台出版的代表作，川本則藉此機會回顧東京生活、與妻子的旅行及飲食回憶，以及311災變對日本社會的影響種種。有溫馨有歡笑，有傷感也有知性的評論。
➤只評論喜歡作品、首位推薦村上春樹的藝文評論家
身為藝文評論家的川本說自己「只評論喜歡的作品」，他最廣為人知的事跡即是率先公開推薦村上春樹。
川本與村上最初是在爵士酒吧Peter Cat結識，後來在報上看到他得了新人獎，才開始讀他的小說。川本說，「不過，當時最知名的芥川獎作家不是村上春樹，而是村上龍，也是戰後出生的作家。村上龍得獎後，年輕作家就像雨後春筍冒出來，其中一位就是村上春樹。」
川本表示，1970年代末日本正處於世代交替，二戰後出生的人口數超越二戰前出生人數，這也反映在寫作形態的轉向。從前作品「濃稠、現實」，著重探究個人、政治與社會的關係，而村上春樹的作品雖然也奠基在庶民生活和現實世界，卻有著奇幻、魔幻的描寫，川本認為「這指向社會的轉變。」
川本僅年長村上5歲，不但興趣相似，還因為容貌相仿，不時被人認錯。「去出版社，年輕櫃檯人員會對我說：村上春樹老師您來啦！還有去居酒屋的時候，也會有店員跑來問：『您是村上春樹老師嗎？』」
不過，川本40歲後，轉而關注1920年代大正時期的作家，如佐藤春夫、芥川龍之介、谷崎潤一郎的作品，評論匯集為《大正幻影》。他尤其欣賞永井荷風書寫生活的作品，將其定調為「軟性的文學」，內容有著「美好舊時代的憶念，撫慰現代人疲憊的心」。
川本也相當關切台灣文學，曾將吳明益、洪愛珠等人的作品推薦給日本讀者。他表示，日本人對台灣的憧憬大多來自侯孝賢、楊德昌的電影，近年才看到較多台灣文學：「這兩年，幾乎每一兩個月就會有台灣書出版。東京神保町有家書店還設有台灣書專區，表示台灣作品受到一定程度的歡迎。」
➤遇見老東京：向後走的散步學
川本回憶，當年新經典文化希望譯介《遇見老東京》時，他訝異也擔心：「這些地方是觀光客不會去，也沒什麼人知道的，有些風景甚至已經看不到了，台灣讀者會對這本書有興趣嗎？」這份擔心顯然是多慮了。《遇見老東京》在台出版後，廣受好評，而後更接續出版《川本三郎的日本小鎮紀行》。
《遇見老東京》封面的路面電車是昭和30年代東京的象徵，卻在1964年東奧運後地下化。川本感慨兒時景物不復當年：「東京這個城市經過了很多次改頭換面，起初是明治維新，接著是1923年東京大地震、1945年的東京大空襲，戰前的景物幾乎都被削成平地。1980年代泡沫經濟，又遇到一次更大的更新跟轉變。我想把熟悉卻已經快要消失的地方記錄下來。」這是他巡訪94個消逝中的東京景物，寫成《遇見老東京》的初衷。
說起東京散步，川本認為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派是「路上觀察學」，另外一派則是「眼前看到新風景，但聯想到曾經存在過、被文學家描寫、被電影拍攝過的舊印象」的「後退的東京學」，他屬於後者。
如果去東京，川本建議讀者沿著河流散步，比如夏日有花火大會的隅田川跟荒川：「隅田川如果是主要門面，荒川就是『背後』、『不知名』的河川。」他鼓勵在座體力好的人，可從隅田川跟荒川交界的赤羽往下游走：「一路上都是下町區域，觀察這些應該非常有趣。」
梁心愉一聽到「體力好」這個關鍵詞，馬上發難：「千萬不要相信他！他體力比我們好太多了，我們跟他走過路就知道完全要追著他。大家量力而為。」所有人聽了捧腹。
➤摯愛與回憶同在：少了你的餐桌，依然想念
1992年，川本第一次來台灣旅行，距今已30年。當時他與妻子惠子在日本一起看了侯孝賢的電影，尤其對《悲情城市》印象深刻，憶起日本戰後艱苦的成長歲月。此外，惠子發覺侯孝賢跟川本長得像，感到十分親切，倆人於是決定來台灣旅行。
初次旅途中，親切的餐館老闆娘請兩人寫下姓名，夫妻分別「冒名」寫下文學家「澁澤龍彦」和「與謝野晶子」的名字。川本眉飛色舞地回憶：「本名筆劃很少，這樣太不酷。台灣是漢字的國家，名字筆劃很多，大家應該會嚇到！」老闆娘看了果然問：「原來日本人會取筆劃數那麼多的名字？」訝異的反應正中夫婦倆的下懷。
在《現在，依然想念妳》書中，川本記錄了惠子認為一生中最棒的旅行，就是一起到台灣。「這個回憶對我們來說，很特別也美好，新經典出版了我的書後，每次來台灣都像見老朋友。可能也因為台灣經過了複雜、讓人難過的歷史，對於外人的包容度、親切感都跟日本人很不一樣。」後來，川本夫婦如願見到侯孝賢，川本與侯導後來更成為意氣相投的好友。
《少了你的餐桌》彙集了惠子癌末時，川本接到邀約的專欄文章。梁心愉說：「川本原來想寫跟太太之間生活、做菜的種種，但寫著寫著發現，關於飲食的回憶，充滿不只一位重要的人，所以推出中文版時，我們故意用了不是女字旁的你。」
這本書的前言提到：「吃與回憶同在。」戰後出生的川本，成長時物資條件相對匱乏：「一塊可樂餅就是很奢侈的享受。比如說像納豆切碎的咀嚼感，對我來說是飲食生活的基本。」現場還談起夫婦倆為納豆爭執的小故事：「惠子會做很多新穎的異國料理，可是我每次都不太吃，最後還是拿出納豆來吃。惠子就很生氣，為什麼我要學做那麼多菜？」川本微笑。
遺憾的是，與川本相伴35年的惠子，2008年不敵病魔逝世了。此後川本搬到從前夫妻倆經常在清晨散步的善福寺川沿岸附近，迎接老年。至今，每逢亡妻的月命日，川本就會到惠子的墳前探望，一面吃帶去的便當。
➤面對喪偶與311災後日常：明天繼續下去，創造秩序與和諧
《然後，明天繼續下去》記錄了摯愛妻子離世後川本的一人生活，也談到311事件。
那天，剛結束座談會行程的川本搭地鐵時遇到地震，大眾運輸停擺，人們盡可能彼此支援，川本花了4小時才到家。川本寫道，「地震奪走人命、文化等一切。311以前和以後，世界完全改觀。身為寫作者的我變得若不想到那件事，就無法再談些什麼。」
川本現場表示：「311算是二次大戰後日本經歷了一次很大的國殤。」感謝台灣援助之餘，也對於日本政府重啟核電廠的政策感到失望：「為什麼還要重蹈覆轍？」回顧近年的天災人禍，他以「物哀」（物哀れ，もののあわれ）回應：「物哀就是指人生非常無常。日本地震與天災非常多，因此懷抱無常的人生觀。」
《然後，明天繼續下去》前言引述對梅．薩藤 （May Sarton）的《獨居日記》：「我能做的事，說起來不過是繼續活在每一個瞬間，每一個小時之中——餵鳥、整理房間……就算無法在內心建立起什麼，至少能在我生活周遭，創造秩序與和諧。」川本深感共鳴表示：
「對一個即將70歲的人來說，『創造秩序與和諧』是一件多麼重要的事情啊！我不太想在這裡主張什麼，只想在獨居中繼續挖掘微小的喜悅。日本311事件之後，我也以這樣的心情持續寫作著。好像是費里尼的電影吧，有句話意思是說：『比起生活不如更喜歡回憶。雖然，那終究是同樣的事。』」
無常的不只有環境災厄。兩位曾對川本雪中送炭的重要前輩，井上廈與丸谷才一，也在兩年間相繼過世。
川本在《然後，明天繼續下去》中記載：「1972年，我因公安事件被逮捕時，四面楚歌，只有一個人還在週刊雜誌上幫我說話，那就是井上先生。辭掉朝日報社工作之後，很多人認為『你切斷與朝日的關係，就等於切斷我們之間的關係』，只有井上先生依舊不變地和我來往（還來參加我的結婚典禮），鼓勵我繼續寫作。」
丸谷才一分別在惠子的葬禮與井上廈的告別式致詞，沒想到2年後也撒手人寰。平時嚴厲的丸谷，在《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出版後率先寫書評支持，讓原先擔心被圍剿的川本感念再三。丸谷評述：「怎麼看都是愚行和失敗的紀錄，然而正因為如此，是文學性的。」
什麼是公安事件、失敗的紀錄？這跟50年前的事件相關。27歲，時任《朝日新聞》記者的川本，秉持著新聞倫理，不願對警方供出行刺自衛官的受訪者，並將受訪者提供的犯罪證據，透過朋友處理，犯下刑法104條湮滅證據罪。
「1972年我被埼玉縣警察逮捕，因湮滅證據的嫌疑。前一天的八日，某報紙刊登對《朝日雜誌》記者發出逮捕狀報導了。」《我愛過的那個時代》這麼寫。
➤50年後依然淚流：我愛過的那個時代
現場播放的《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影片，出現了1960至1971年間最具標誌性的日本社會運動或大事件影像：安保抗爭、三里塚鬥爭、全共鬥東大安田講堂、三島由紀夫切腹自殺、朝霞自衛官殺害事件。看著螢幕上撲面而來的歷史寫真，川本三郎不禁哽咽落淚，一句話也說不出。
在讀者上前遞出面紙時，主持人梁心愉低聲說：「這些畫面川本老師看到一定會覺得非常難過。畢竟他從那個時代走來。這幾年，我們看到日本也好、台灣也好，很多人為理念行動。這本書在台灣出版至今10年了，一直都有新的讀者，一直打動不同世代，這是川本老師給我們非常好的禮物。」
川本緩和情緒後，抱歉地說：「過了50年，我回想起來還是覺得非常揪心、心痛。」1960年，東京反美、反戰學運浪潮興起：「那時覺得要盡量跟學生站在一起，一心只有這樣的信念。」記者身分使他僅能待在安全處旁觀、記錄抗爭，內心充滿掙扎：「我覺得記者這個職業，應該去揭露社會的不公平，應該站在反對權力跟體制的位置。回顧那時候，至少我是很熱血地去做這件事……」川本說到落淚，現場響起同理的掌聲。
川本曾寫下觀看自身經驗改編電影後的心情：
川本曾說過：「事件之後，我只看失敗者的故事，因為失敗者的人生不一定是失敗的。」梁心愉對此回應道：「這是老師自己的人生經驗，也是給我們後輩非常大的激勵。謝謝老師當年做的事，他今天的眼淚、難過，我想大家都感同身受。」期許台灣讀者與川本之間，也持續有著這樣的連帶。在溫柔的悖論中，選擇真正的溫柔。●
作者：川本三郎
譯者：賴明珠
出版社：新經典文化
定價：280元
【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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