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凱薩琳．韋德瑞（Katherine Verdery）的《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和她的祕密警察監控檔案》，有一種分分秒秒都在走鋼索的感覺，搖擺、暈眩、猶疑、困惑，各種不確定，直到掩卷那一刻。

你感覺自己做為一個讀者，無法拿捏與這本書、與作者韋德瑞的經驗、情感、論點，以及與書中所述及的事件與人物之間的最適切距離。這還不是真正的難題，由此衍生的真正難題是：你因為感到自己對於極權國家中負責執行監控的線民，竟然無法明確堅定並且一以貫之地站在批判位置，反而隨著韋德瑞一起猶疑與轉換，而感到焦慮困惑。

如果你閱讀《他們說我是間諜》遭遇這樣的艱困，那才真正讀進這本書，也得以窺見一點點極權國家威權體制的治術，以及這個治術所形構的複雜社會關係與它對主體與自身關係的影響。

1973年，還是人類學博士生的韋德瑞，從美國前往羅馬尼亞的一個小村莊進行民族誌研究，8個月後，1974年3月底，羅馬尼亞國安局正式建立了關於她的監控檔案。2006年，韋德瑞得知這份監控檔案的存在，2007年申請調閱，次年，她拿到超過2700頁的檔案。

以祕密警察檔案為研究素材，韋德瑞先是寫了《祕密與真相：羅馬尼亞祕密警察檔案中的民族誌》（Secrets and Truths: Ethnography in the Archive of Romania’s Secret Police）一書，其後再寫《他們說我是間諜》。後者以人類學者的經驗為主體，大量運用了她自己當年的田野筆記、日記、書信，以及後來循著檔案的線索，訪談線民、祕密警察的二度田野筆記，並且交織國安局檔案內容，形成多視角、多聲部、多線圖的敘事風格。

單就時間線來看，就至少有4個時間同時作用在敘事推進上。一個是她當年在羅馬尼亞進行田野工作的時間歷程（1970、80年代的田野筆記、日記、書信）；一個是國安局監控檔案中對這個時間歷程的複刻與重製（檔案紀錄中，她在什麼時間做了什麼）；第三個，二次田野工作的時間線，是她針對檔案中出現的線民與祕密警察所做的訪談筆記；第四個時間，則是本書敘事推進的時間，透過敘事，貫串4個時間線，也具現了主體與他者（包括線民、祕密警察，甚至更大體制，如國安局、羅馬尼亞國家），主體與自身，不斷溝通、對話、爭辯的痕跡。

這些痕跡，每一縷都寫滿複雜交織的紋理。我們可以讀見韋德瑞身陷學術倫理、田野關係、體制反思、道德批判、情感連帶的難題中，面對曾經在情感上倚賴的親密友人、在田野工作中信賴的引路人，如今成為檔案中的線民，讀著他（她）在報告中所寫的字語，她們所描繪與創造的各種「自己」（韋德瑞稱為「邪惡分身」），甚至面對重新坐在她面前的友人／線民，兩人交換著當年種種，經常前一頁滿腔憤怒，下一頁同情自責。

閱讀這部超過500頁的書，我們所遭遇的困難，無關書頁篇幅與複雜時間線，而是這其中有太多灰色地帶，與一般人的預期未必相合。而這才是此書最有價值的地方。

我想起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做為納粹集中營倖存者，李維早在1948年就出版了集中營見證之書《如果這算是人》（Se questo è un uomo），然而，一直要到將近40年後，1986年，《滅頂與生還》才出版，而這已是他辭世前一年。

《如果這算是人》中的集中營見證，直接指認惡的來源，直接召喚我們的憤怒與悲憫，無論書寫或閱讀都是相對容易的；《滅頂與生還》寫的則是惡的擴散與變形，觸及許多晦暗不明的灰色地帶，包括集中營內部群體關係、加害與被害、妥協與反抗、善與惡……等等，而面對灰色地帶是艱難的，大多時候我們都選擇逃避。

正如李維先寫《如果這算是人》再寫《滅頂與生還》，韋德瑞也必須先寫《祕密與真相》，然後才能寫出《他們說我是間諜》。因為關於灰色地帶的艱困思考，無法立刻清晰明朗，必須一再自我辯證。

《滅頂與生還》面對集中營內部、特別是被害者群體內部的灰色地帶，而《他們說我是間諜》中的被監控者與線民，表面看來是分屬內部與外部，事實上卻不然。韋德瑞監控檔案中的線民，在兩種意義上都曾經被她視為「內部」：首先，他們是她民族誌工作的協助者與引路人，是她基於人類學嚴謹的學術訓練所建立的田野網絡；其次，經由共同生活、志趣相投、情感相吸，在日常生活中，他們也已成為相互信賴的親友，是韋德瑞在異鄉生活的情感倚賴者。

然而，檔案揭露，引路人是監控者，親友是線民，他們曾經協助體制窺視她的一切，包含她的生活、隱私與學術，他們再製她的所有，成為如今擺在眼前令人尷尬的國家檔案。對韋德瑞而言，這是一種三重崩毀，包含身為人類學者基於嚴謹學術規範所建立的信賴體系，與身為人所建立的情感信賴體系的雙重崩毀，再加上她在檔案所孵育的「邪惡分身」中，對於自己的認知與理解，對於「我」是什麼「我」的身分認同崩毀。

一切都要從這個崩毀中重建。只有面對崩毀，重建才有意義。

因此，《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和她的祕密警察監控檔案》雖然書名很長，但我們無法省略副標題，它才是本書核心。韋德瑞看見檔案中的自己，看見自己如何被寫，看見自己日常生活的時日分秒都被銘刻，也看見自己做為人類學家，如何連學術主體都被介入，從第一份被蒐集到的研究計畫，到與她討論研究論題、研究取徑與研究價值的學者，目的其實是供輸她「正向影響」，或讓她產生自我懷疑。

最驚恐的不只是日常生活、學術專業都成為監控目標，檔案裡甚至寫著她的性愛關係與親密對象，上級還在報告中批示，可以考慮以性愛為監控手段：「讓一個線民和她發生親密關係，好讓我們更有效控制她。」而她在臥室裡的半裸照片，赫然出現在羅馬尼亞的國家檔案中。

這些都非常觸目驚心。但是，韋德瑞真正要告訴讀者的，並不是她在檔案中如何被寫，而是她如何閱讀自己如何被寫。「一個被建立監控檔案的人類學者」並不是這本書的主題，「一個閱讀自己監控檔案的人類學者」才是。

被曾經信賴的人出賣、背叛，從而產生疑惑、震驚、憤怒、傷心，以及情緒的轉折、觀點的變化，甚至換位思考，為線民的困境設想，這其間種種自我辯證與拉扯，才是這本書的核心。

監控體制最可怕的地方，就在於利用被監控者（書中所謂的「標靶」）的人際網絡與情感連帶關係，這被認為最便宜、最有效，舉世皆然。而對於線民甘為黑暗權力的耳目，不惜背叛親友，摧毀信賴關係，我們很容易、也應該提出批判與指控，但是，韋德瑞身為檔案中的當事人，卻為我們揭露了灰色地帶，包含辨識、指認、對話、辯論、赦罪、和解（或者不赦罪、不和解）的艱難複雜心理過程，從而延遲我們明快的道德批判。

正如韋德瑞所說：「要對被朋友告密這件事建立觀點需要時間。」

同樣的，我們也無法在這本書讀到簡單明確的預期答案。她所寫出的，毋寧說是自問、拋問，更多的是停留在問題和答案的中間地帶。

她寫到摯友瑪麗安娜那一段，讓我非常動容。多年後，兩人面對而坐，韋德瑞聽瑪麗安娜說著自己如何被國安局帶去談話，他們如何以她祖父曾被國安局逮捕並槍斃的創傷為餌，經過長達7小時的凌遲，終於讓她答應當線民。韋德瑞理解了瑪麗安娜在執行告密工作那段時間，態度為何時而親密時而疏離，她感受到瑪麗安娜的情緒轉折，包括恐懼、不願想起、愧疚自責，最後，當瑪麗安娜反責：「妳為我帶來多大的傷害啊」，更是重重敲擊了她的靈魂。

為何「明明是她告的密，卻反過來是我傷害她？」這個問題看似荒謬，但是，在一個美國女性人類學者與羅馬尼亞田野工作引路人兼親友之間，卻非常真實。就如韋德瑞看著檔案中親友們所寫的自己，腦中卻總是浮現他們之間真實友誼的畫面一般。

荒謬就是這件事情的本質。而韋德瑞的思考是：「但我和瑪麗安娜談話的最重要結論（如同她敏銳地揭示），在於國安局運用的方法是如何改變了我們與自身和他者的關係，就像被病毒擾亂的有機體一般，國安局翻轉了正面情感，讓我因為深愛我的朋友但沒有好好保護他們而感到內疚。瑪麗安娜差點說出口的話是，我因為想和她在一起而傷害了她。我對她的感情讓她變成她不想成為的人：線民。在我看來，我們不應該覺得這只是她在拒絕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雖然有一部份確實是如此），這也是國安局蓄意製造的結果。」

特別是韋德瑞是人類學家，她從美國來到羅馬尼亞，她依據人類學的田野守則，以及對人性的信賴原則，與當地人建立了一個可以推動研究、穩定生活、維繫情感的信賴體系，而這一點，恰好為國安局所利用，這個利用的傷害，也確實擴及了她身邊的親友。

韋德瑞在書中埋藏三層反思，一是主體在檔案中如何被撕裂、被重製，化變為無數「邪惡分身」，主體將如何重新面對自身；民族誌學者在一個充滿監控的體制中工作，如何看見它的複雜性與荒謬性，如何建立關係，如何面對你所建立的關係被體制所挪用；最後，就延伸到所有轉型正義都必須面對的，「傷害」與「責任」的課題。

責任容易談，但傷害卻非常複雜幽微，而且必須是創傷主體的自我言說，任何人無法代言。這正是監控檔案的曖昧與複雜，它既具公共性，又非常個人性。如何像韋德瑞這般，勇敢挖掘出、拋擲出我們國家在那個時代所埋下的種種難題，既將它公共化，承接它、面對它、拆解它，又關注檔案中個人主體的經驗、聲音、傷痛，是韋德瑞以她的生命經驗給我們的啟示。●

在臺灣，紀念碑四散於我們日常的生活，就如同《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的副標，當記憶在時間侵蝕下不斷逝去，我們需要具體形狀的物件，將抽象的記憶留下。但紀念碑的存在不只是單純為了對抗遺忘，也是對於在龐雜的過去中，哪些重要的歷史不該輕易抺去，需要在今日反覆重返、從中獲取教訓的宣示。

然而，不管這些紀念碑原本立意多麼良善，一旦融入日常，換來的往往是感覺突兀的匆匆一瞥，或者更常見的，全然的忽略與漠視。

就拿我工作的埔里為例，鎮上的愛蘭橋頭立著一座由南投出身的雕塑家白滄沂，以枯木為發想的銅製作品〈圓而不圓〉，用來紀念二二八事件時，二七部隊在當地和官方軍隊作戰的烏牛欄戰役。這座紀念碑是九二一災後重建工程的一環，不只重建舊稱「烏牛欄吊橋」的愛蘭橋，更希望藉著立碑將這座橋的歷史呈現在世人面前。2004年立的碑石下方，有當時南投縣長林宗男署名的碑文，概略交待烏牛欄戰役的經過，並強調希望藉由紀念碑傳達「全民心靈寄望之和平，與互相依存的族群融合」的理念。

愛蘭橋是埔里連外的重要道路之一，也是暨南大學師生前往鎮上的必經道路，但又有多少人在往返的路程中，對橋旁的紀念碑多所留意？更遑論去理解紀念碑所承載的歷史或理念。

這當然不是單一紀念碑獨有的現象，即使在首都臺北，我們一樣可以追問，有多少人會特意在二二八紀念公園的「中央二二八紀念碑」，或凱達格蘭大道上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前面駐足？這還是在交通方便、車水馬龍的臺北車站附近。我相信不論你身處在哪一座城市，應該都可以找到這類被漠然以對的紀念物。

一旦紀念碑成為尋常，它所傳遞的記憶也必然流失，擁有形狀，並非就能確保存在。在一時熱度後，更多的是漫長的冷漠。有形的記念碑僅是在現實之中，具體演繹著無形的記憶如何被遺忘。

鄭安齊的《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正是透過德國戰後紀念碑的演變，試圖去回應為何理當讓記憶得到彰顯的紀念碑，最後竟成為日常無感的存在。

書中提及的紀念碑各式各樣，以首都柏林為中心，擴及全德國。鉅細靡遺的介紹，甚至讓本書帶有另類旅遊書籍的意味，類似《叛民城市：臺北暗黑旅誌》、《翻轉首爾：叛民城市議題漫遊》那樣，讓人可以按圖索驥，在德國進行一場不義遺址的考察之旅。

一座座紀念碑的介紹，只是本書開展論述的例證，作者最核心的關切，在於藉由對德國二次戰後迄今各大紀念碑的考察，強調紀念碑／物的設置，不單是為了哀悼過去，更是面向現代，並進一步能形塑未來的文化工程。正因為具有這樣積極的意義，紀念碑／物的價值絕不只是靜態的存有與否而已，而是藉由設由紀念碑／物的出現與存在，開啟一連串動態的對話和實踐。

「轉型正義的工作並不因建碑設牌的完成而終止，即便從規劃到揭幕也不免要經歷相當長的一段過程，然而，自揭幕的那一刻起，轉型正義或處理歷史的工作，可能才正要開始。」

作者在〈序言〉指出，紀念碑並非為了追求蓋棺論定的歷史評斷而設，它絕非終點或句號，而是「需要動態地，即不斷改變、刪減及增補的工作」。以「有形」的藝術手法，賦與記憶固態的形體，替人們開啟重新省思過去的「無形」場域，讓不同的權力與主張，在其中論述、爭論，持續謀求歷史共識的可能。只有當紀念碑／物持續動態的運轉，才能將人們從當下帶入過去，真切認清不公不義，打造公義的未來。

《不只哀悼》共分為三部，第一部「轉型之長路」占全書最大篇幅，順著時序，扼要介紹從19世紀以來，德國紀念碑設置的歷史。最初紀念碑是官方用來頌揚民族的勝利，至納粹崛起當作政治宣傳的工具，突顯紀念碑在最初所具有的政治意涵，是由上而下的權力體現，紀念著掌權者的榮光。二戰結束後，以納粹對猶太人和其他少數族裔的種族屠殺為起點，紀念碑意義開始轉向，成為對苦難的凝視和銘記。不只紀念的對象和性質改變，設置過程中的權力運作也逐漸變化，由下而上的民間力量，逐漸在紀念碑的討論中浮現。

雖然冷戰的對峙，帶來全新的政治動員，東德又在蘇聯遙控下建立獨裁體制，東西雙方多數紀念碑，依舊體現著官方的意志。但越來越多的學者、藝術家走入民間，由大眾的視角針對相關議題發聲。倘若官方立碑追求的是封閉的結論，打造宣傳的樣板，那麼來自大眾的觀點，尋求的則是開放的討論，期盼多聲道的永續對話。

在第一部的基礎上，第二部「記得的方法」和第三部「今日，未盡的總總」則以特定案例，進行專題式的分析。第二部聚焦於當紀念碑和反省歷史畫上等號，在這樣的社會共識下，該如何實際運作。作者列舉的實例，突顯紀念碑可以是去中心化，不需政府主導或認證的動態實踐。

如藝術家鈞特．丹姆尼科（Gunter Demnig）發想的〈絆腳石〉計畫，以10公分正方形的黃銅片，上面標示著集中營受難者，最後居住、出現或被捕的地點，四散於城市的街頭。藝術家的發想，受到民間的推廣和挪用，至2019年已有7萬5000塊，並出現相似的仿傚。這項非官方的計畫，引起了正反的爭論，經由這些爭論，更加深刻了這些微小〈絆腳石〉象徵的意義。

又或者像是悼念納粹時期，遭強迫絕育和安樂死受難者的「灰巴士紀念碑」，亦是由民間所發起，挑戰著政府的猶豫和缺席。設計者以當年負責運載的巴士為藍本，打造成一座從中間對剖的水泥塑像，置於施行迫害的療養院舊址門口，形成一條必經通路，還原當時押解受害者進入療養機構的意象。其後更複製了另一座可拆解、搬遷的〈灰巴士紀念碑〉，移動至當年其他執行滅絕之地，藉由這樣暫時性的樹碑，引起各方的討論，直到當地形成共識，建立常態性的紀念或保存機構，〈灰巴士紀念碑〉即動身離去。

類似的「反紀念碑概念」，不僅讓紀念碑避免「再度樹立、或是協助建立某種絕對的權力象徵」，更進而藉由動態的爭論，創造出批判暴政暴行的語彙和論述，落實紀念碑所欲達成的警示效果。

書中還有許多值得深思的紀念碑案例，打破對紀念碑僵化的刻板印象，開啟更多想像的可能。誠如藝術家約亨．蓋茨（Jochen Gerz）所言：「當人們都能透過記憶之不可見的圖像而保持警醒時，終有一天，我們將抵達一個不再需要任何反法西斯紀念碑的地方。」當代以反省歷史為出發的紀念碑，終極的理想，是希望促使世上不再有需要紀念碑悼念的暴行。

然而全書第三部顯示了，不管是19世紀以來的殖民問題，再到90年代的新納粹團體，以及日後對難民的攻擊，德國社會總是有著各式新舊交雜的問題等待解決。或許，只要人性中的「惡」存在一天，就必須不斷以紀念碑去激起「善」的力量。如果這些暴政惡行都來自於專制與獨裁，那麼紀念碑就必須以「民主」來與之相對。最後一節〈紀念碑的設置程序〉雖然篇幅不大，卻整理歸納了德國紀念碑設立的歷程，特別強調讓民眾的聲音和力量，從發想、競圖到完成，都必需全程參與其中。

以民主打造的紀念碑，才具有對抗專制暴政的力量。對於記憶的留存，每個人都有詮釋的權利，紀念碑設置的民主化和公共化，是紀念碑由設置到建碑後的應用都應守護的原則。這當然蘊藏風險，但危機亦是轉機，意義的浮動反而更能引領人們深入歷史。

「門一旦被打開，往後便是意義鬥爭的時代，隨著社會、政經背景之轉變，對於不義的紀念也勢必再度調整，透過一次次的論辯，對歷史進行再一次的評價，甚至是將碑推倒或補述，都是可能的。」

倘若只是期待以「規約」心態，試圖凝固紀念碑的意義，如作者直指為「民主的怠惰」，紀念碑也將會在無法新陳代謝，獲取和當下的意義連結，成為漠然以待的存在。

《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中文版問世後，有一系列對談活動，其中一場在飛地書店舉行，由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長平、飛地書店創辦人張潔平，與作者鄭安齊對談。最後的現場問答階段，在熱烈的討論後，作者總結道：「歷史是要連結，而不是繼承。」意即紀念碑甚或歷史，都必須要不斷地和人們產生連結，人們才能理解或感受過去，而不是將某些記憶，固化成為教條，生硬地要後人接受。

強調民主化、公共化的「連結」，而不是邏輯和暴政相仿的強迫「繼承」，正概括了全書的要旨所在，也回答了本文一開始所提出質問。

身處臺灣的我們已擁有為數不少的紀念碑，每一座碑都應該扮演一個連結歷史的起點。當有形之碑完成的當下，關於無形記憶的討論才正要開始，需要生活在這片土地上不同背景、立場的人們投入，經由無數次的對話，深化對過去的認識，思索我們想要的未來。

這不只是為了紀念碑的活化，更是為了守護我們得來不易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