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或許以為，外文編輯的工作可以跟外國作家有密切的接觸，不止頻繁地通信往來、一起出席國外書展活動，到國外出差還能跟作家相約吃飯，或是讓作家帶路參觀他的城市……事實上，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外文編輯雖然很想接近心儀的外國作家，卻總是有一些阻隔擋在編輯和作家之間，就像足球選手想射門但一定會有守門員擋著。當我們帶著版權提議書闖入禁區，想要叩門得分，這些守將就會跑出來阻攔，不讓我們為所欲為。

最常扮演這個角色的，就是作家經紀人。記得當時在洽談瑞蒙．卡佛（Raymond Carver）作品版權時，他的經紀人就嚴格把關，從出版概念、公司規模、行銷管道、企劃案、推薦者、譯者背景……無一不詳加審核。我使出渾身解數、拿出十八般武藝，好不容易闖過了他這一關，以為就此安然無憂，沒想到，真正的守門員還在後面——卡佛的遺孀。

卡佛的遺孀不在乎版稅高低，也不在乎跟錢相關的細節，在我們提出媒體的訪談需求時，她甚至爽快地一口答應。不過一遇到封面，這位遺孀卻像挑選媳婦似的東挑西嫌，絲毫不給商量的空間。尤其《新手》這本書，我們想使用卡佛食指和中指夾菸、凝視鏡頭的照片作為封面，便遭到卡佛太太一口否絕。

那我們請美編把菸去掉呢？

不行。還是不行。

那為何國外某出版社就能用這張照片而我們不行？

卡佛太太沒有對此回應，我們只好自己揣測：或許因為卡佛長年抽菸得到肺癌去世，所以他太太才忌諱這類照片出現在卡佛的作品封面上。

就像這樣，常常為了一些想像不到的原因，別說要與國外作家接近了，有時連書都差點到達不了中文讀者的手上。

與這一類型的經紀人或作家遺族交手，確實有些麻煩，但是多經歷幾次，也讓我養成了一些習慣：每次遇到想簽的作家，我總會花點心思調查阻擋在作家身邊的障礙物。遇到那些曾經交手過、讓我屢攻不下的對手，我會費心研究對方的罩門，思考採取何種戰術才能順利達陣；但若真的遇到特別難纏的對手，我也只好忍痛放棄，默默避開。

話說回來，工作本來就是這樣，有些事情，你想躲也躲不掉。兩年前當我有機會洽談以色列作家艾默思．奧茲（Amos Oz）的版權時，竟然發現他不止經紀公司跟瑞蒙．卡佛同一家，還是由超級難纏的經紀人C先生掌握。按照過去的交手經驗，我本來應該立刻投降放棄，斷了這個念頭，但這次我竟無法自抑地又對準他衝過去，因為我實在太想出版奧茲的作品了。

記得十年前讀到《最後一匹人頭馬是怎麼死的》，在裡面發現他的短篇小說〈風就是這樣〉，那是奧茲年輕時的作品，卻毫不遜於其他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之筆，自此便很想把奧茲的著作介紹給國內讀者。如今有機會親手出版他的作品，我豈能因為他的經紀人難搞而放棄這個等候多年的想望？

當時，奧茲的經紀人C先生早已被我視為作家與編輯之間最麻煩的阻隔。尤其在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跟他來回商討，越是熱烈討論，簽約金就越往上加的情況下，更讓我覺得這號人物相當厲害。然而，隨著奧茲的作品在台灣一本接一本上市，在我跟奧茲提出一次又一次的來台邀約而未能如願之後，我才終於知道，原來阻隔在我們和奧茲之間的，並不是守門員C先生……

＊

其實，從一開始動念經營艾默思．奧茲這個作家，就有個聲音不停在心裡響起：我想邀請奧茲來台灣！

在理智的那一面，我很清楚，要邀請這麼一位國際大作家談何容易？首先是他的年紀已近八十。在過去經驗裡，像這樣年紀的外國作家，經紀人會擔心他們的身體負荷不了長程飛機的折磨，大多會拒絕邀請。不過看看奧茲這些年，不是還帶著老婆去了北京出席新書發表會？看來他是個活力旺盛的老人家，所以這方面的考慮似乎可以省去。剩下的，就是經費及邀請理由等等的考量……

就在我苦思無法解決這部分的難題時，以色列駐台經濟辦事處的代表竟主動表示想和我們聯合邀請奧茲來台，因為次年（2018）的台北國際書展主題國是以色列。以色列代表甚至提出了一個點子：邀請奧茲的好友，也就是把《愛與黑暗的故事》搬上大銀幕、自導自演的娜塔莉．波曼（Natalie Portman）一起來台，這必能增加奧茲訪台的動力。

天啊，邀請國際明星娜塔莉．波曼！這不是越玩越大了嗎？不管了，只要能讓奧茲踏上台灣的土地，這些都已不在考量範圍了。我立刻向C先生提出我們高規格的邀請方案，希望他能協助轉達。果不其然，這位守門員東阻西攔之後，便久久不見音訊，直到幾個月後，才傳來奧茲的回覆：

「……很感謝來自台灣的邀請，但是醫生已經對我提出嚴正警告，以我目前的身體狀況，他不會准許我坐飛機……我正在試著服用草藥……」

奧茲這次來不了台灣是肯定的。但未來還能不能來台灣？其實，在這封信裡已經有了暗示，只是當時我們被熱情矇蔽了眼，仍然試圖尋找各種方式，增加他與台灣讀者接觸的機會。

因此到了2018年秋末，在奧茲的《朋友之間》即將在台上市之際，我請C先生詢問奧茲，是否願意接受台灣媒體的越洋採訪。結果完全不出所料，接下來我和C先生又進入了編輯與經紀人之間不斷地射門與阻擋的模式：去信不回、實問虛答、投以熱情卻換得冷漠……

直至12月快近尾聲，這位被我視為生來就是要修練編輯耐心的人物，終於給了回應：「奧茲的採訪，要等過一陣子才能給你確定的回覆……」什麼！我都等三個月了，竟還要再過一陣子才能回覆！有什麼重大問題讓奧茲這麼難以親近？我不理解，整個人快氣炸了，心裡百分之百肯定這絕對是C先生在搞鬼。收到這樣的信，讓我無法回信預祝他新年快樂——這次換我已讀不回，卻在心裡回了他一堆OOXX。

我花了點時間才把心情調整回來，將討厭的C先生放在一邊，和所有人一樣準備展開跨年一連四天的連假。當全世界都在倒數迎接2019的來臨，我也待在外地的旅館倒了一杯威士忌歡慶，才喝下第一口酒，電話就響了，那一頭的人跟我說：

「奧茲不會到台灣了……」

「我知道。」

「不，我意思是，奧茲今天過世了。」

我一手握著酒杯，一手拿著手機，默默地聽完對方講完這不幸的消息。電話掛斷後，我把酒杯放在桌上，發現自己的手在微微顫抖。我想到奧茲來不及收到繁體中文版《朋友之間》的贈書，想到他感謝我們繼續經營《愛與黑暗的故事》卻無法看到新版的模樣，想到我們還在等他答應的越洋採訪。

當我想到奧茲傳來的那封信，想到信上他提過「正在試著服用草藥」時，我突然明白了。原來奧茲早在一兩年前，就已經在和病魔對抗，所以他才無法坐飛機，更沒辦法接受我們的任何邀約。是我誤解C先生了，本以為他是阻擋在我們和奧茲之間的主要障礙，但直至那時我才明白，其實還有一個更巨大、更厲害、更無法抵抗的阻擋者，身披斗篷手執鐮刀，早已悄悄擋在奧茲與所有喜歡他的讀者之間了。●

簡伊玲
文化大學法文系畢。曾任譯者、擔任出版社外文編輯多年。以譯介好書為志趣，主編過唐．德里羅、瑞蒙．卡佛、約翰．齊佛，以及艾默思．奧茲、佩爾．派特森、羅曼．加里等多位名家作品。

彼時世界的樣貌對我還很陌生。

18歲之前的我所能觸碰到的還是巨大體制架構起的小小宇宙，我走不出去，看不到外面。

直到進入大學，舊世界的牆快速倒塌，我開始慢慢看見面向過去與指向未來的光。而除了因為與夥伴和自己內心的無數辯論，幫我打碎那些牆上腐舊磚瓦的鎯槌，就是書本。

當然，整個新舊世界轉換的場景不只是我的內心小宇宙，也是整個台灣。

那是1990年代初，我們剛告別威權時期的森冷與殘酷，80年代的社運浪潮剛衝撞了整個社會的價值與秩序，新的文化革命從新台語歌到小劇場正在激烈的爆發。

知識青年們焦急地探勘思想的世界，尋找理解台灣現實的新姿勢與新知識，從老馬到新馬，從葛蘭西到傅柯，因為舊體制與思想的陰影仍然漫長黑暗。

我們需要政治與文化批判來清理毒素，更要尋找新社會的想像並重建島嶼的新價值。

90年代初甚至不只是台灣面臨典範轉移，全球都是：半世紀的全球冷戰已然瓦解，學者福山樂觀地說歷史已經終結，對西方左翼的挑戰更是如何在共產主義破產之後，提出新的左翼路線。

於是，大部分時間，與其在課堂上聽那些與現實無關的知識，我們更熱愛啃噬那些讓人一知半解、晦澀生硬的左翼的社會學或文化研究翻譯書（抱著就比較帥），當然台灣學者們的二手介紹，更是帶領我們進入知識迷宮的導遊。

其中民間學者南方朔的寫作就是關於反抗知識的重要燈塔，尤其是他的《反的政治社會學》比較系統地介紹新左派思想家和人物的著作。與此書同一系列的另一本著作是關於60年代學運的《憤怒之愛》（這指的是萬象出版社版本，但這並非此書最早的版本）。

本書講述的是1960年代這個20世紀最激情與反叛的年代，尤其是介紹新左派學運與黑人民權運動。當我看到試圖提出一整個世代改革議程的「休倫港宣言」時，對其理想主義與氣魄深深震撼。他著名的第一句就是：「我們是屬於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我們在舒適中成長，在大學就讀，但是卻不安地凝視著這個環繞我們的世界。」

其中的「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理念更讓我們真正認識民主的真諦：民主不應該只是一套投票的程序，而是在於能夠主宰自己心靈的公民的日常生活實踐，個人要能參與決定他的生活方式的各種制度，但既有的民主體系卻只是捍衛寡頭利益的制度。

更進一步來說，民主不能只是政治場域中的選舉，而必須落實在社區、工作和外交政策領域的參與。在這觀念背後是對人類能力的堅強信念，期待個人成為更自主但也彼此互賴的主體，社區能成為一個更具公民性的社會。

這是正走向民主的台灣的最重要指引。這個理念讓我們認識到，不只是要改變台灣的政治體制如憲政，也要推動校園民主運動，因為校園就是我們的社區。改變校園中的權力關係，鼓勵學生參與校園權益的爭取，就是一種參與式民主。另一方面，我們仍然需要鼓舞同學來關心「國家大事」，不論是民主化或者關於核電，因為這每個議題都影響著作為公民的我們，我們不能把決定權力白白交給政治菁英，成為被他們控制的臣民。

事實上，整個「60年代」就是一個充滿浪漫想像與神祕氣息的巨大迷思，一整個世代青年們起來反對一切體制，而一切都在崩解，一切都在重建。黑人們用身體、用勇氣、用道德去抵抗種族歧視與壓迫，青年們追求物藥物解放、性愛自由、另類生活，或者示威抗議甚至做起炸彈反對不義的越戰。

那是一個夢想的激情的解放的烏托邦——關於那個時代的每一個形容詞都是青春的春藥。一個20歲的青年怎麼可能不為之震動、嚮往？（更何況那個時代嬉皮們真的就是實踐自由性愛，這更讓我們為之神往。）

如果遠方的60年代鼓聲讓我亢奮與高潮，那麼另一段啟蒙的歷史，是讓我憂傷與低吟的台灣的過去。有太多我不知道的事情讓我陌生到羞愧。

在發現自己被矇騙了這麼多年後，18到20歲的我瘋狂地尋找關於過去的真實，影響我最深的一本是李筱峰的《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一次補足從228到自由中國到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到美麗島和80年代民主運動。

除了我能找到的關於台灣史的有限書籍（90年代初這類書還真的很少），我也迷戀上幾本關於「學運」的文學作品。由於這些書不只訴說體制的壓迫，更是青春的理想與苦悶，所以和我的內心更是緊密地連結起來。

甚至，我發現這幾本小說剛好可以串起一頁台灣戰後政治史。

藍博洲的報告文學作品《幌馬車之歌》是戰後初期的理想主義青年如何消失在白色恐怖中；

劉大任的《浮游群落》是50年代文藝青年的困境與鬱悶；

張系國的《昨日之怒》是保釣運動的熱情與失落；

楊照的《大愛》應該是80年代的學運場景，這本書我還買了好幾本送人。（當時楊照的文化評論結集如《流離觀點》，同樣是我重要的啟蒙書籍。我也在中時人間副刊讀到他第一次發表的「迷路的詩」系列散文，因為我也參加了同一個高中校刊社，只是沒有他那些精彩的反抗、詩與愛情……）

如果這些「學運文學」串接起的是我之前一代代台灣的青春之歌，那接下來就該是屬於我的90年代的故事。

如果我寫的關於美國60年代的書《想像力的革命：1960年代的烏托邦追尋》是對自己年少啟蒙時光的回應與召喚，也許更重要的寫作任務是寫下我們與島嶼的青春時代，屬於我們的「憤怒之愛」。

或許這篇文章，就是上路的開始。●

張鐵志
1972年出生的天秤座。大一就糾葛著要做文藝青年還是抗議青年，然後不小心就中年了。現任職於文化總會並兼任《Fountain新活水》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