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以愛情探索社會翻新，日本時期約會地圖重現：「自由戀愛展」盛大開展
無論單身或熱戀中的你，是否正期待譜出戀曲，或者讓愛情升溫呢？如果你正規劃周末的約會路線，或者正準備在歲末年終前，一起邁入人生的下一個階段？台灣新文化運動館10/16起至明年5/17，由台北市政府文化局與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推出全新特展「自由戀愛：時代製造的浪漫」展覽，帶領大家認識「自由戀愛」的前世今生。
展區共分四大區域：第1展區以1920年代的約會生活作為引子，從熱門約會景點，呈現出台灣社會在進入現代化的過程中，也成為「自由戀愛」出現的環境契機。第2展區則展示了台灣傳統的婚姻文化。第3展區則呈現台灣舊慣記事中及當時出現的西式或日式等多元婚禮樣貌。最後，在第4展區中，透過各國提倡自由戀愛結婚的圖文資料，追溯自由戀愛思潮在世界傳播的樣貌。
開幕記者會現場，柯文哲市長參觀自由戀愛特展
「自由戀愛展」展場入口主視覺
「自由戀愛」，除了是費洛蒙迸發的浪漫情懷，更是個人自主意識的象徵。策展顧問政大台文所所長吳佩珍提到，1895年日軍占領台灣時期，新統治者將帶有「前朝」政治意涵的男性辮法與女性纏足，視為首要廢除目標。並且，為了展示日本帝國的富強康樂，進一步政策誘導，安排台灣仕紳到日本「內地」觀光，獎勵其中勢力者參觀女子師範學校以及女子職工訓練所，讓這些台灣仕紳見識「新女性」形象。台灣仕紳對此「文明」女性形象心生憧憬，轉而尋求台灣內部的「新女性」，這加速了廢除女子纏足的舊習，也促成新式女子教育，催生擁有獨立思考與自主意識的「新女性」誕生。
《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6月24日
▇台中名門私奔故事，曾是各大報熱議話題
本展也帶領觀眾追溯戀愛的起源。「戀愛結婚」的概念來自瑞典女性思想家愛倫凱（Ellen Key），她在《戀愛與結婚》 （Love and Marriage, 1903）著作中，主張戀愛與婚姻必須建構於各自獨立的人格之上，因此提倡兩性應擁有｢戀愛的自由」與｢離婚的自由」。
日本第一波女性解放運動創始人平塚雷鳥創辦的《青鞜》雜誌中，因譯介《戀愛與結婚》篇章，自由戀愛的概念由日本往台灣與中國發酵，引起知識分子熱烈討論，新世代青年男女以激烈手段對抗舊時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婚姻，最引起爭議的是1926年2月的｢彰化戀愛事件」。
當時彰化街長兒子楊英奇帶領潘珍等5名女性，密謀搭船前往廈門，但中途事跡敗露，僅林士乾與楊金環這對情侶成功渡航。這批男女都係出台中名門，且五名女性均為彰化高等女學校畢業生，此事件造成新舊知識分子相互激烈撻伐，1926年2至6月間，《臺灣日日新報》與《臺灣民報》戀愛爭論相關報導達60篇之多。
《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3 月4 日
1899年樺山資紀文相頒布的《高等女學校令》，提及高等教育的目的：「在於養成賢母良妻之素養」，原來當時女性受教育完全是為了成為「賢母良妻」做準備。但「自由戀愛」後踏上的婚姻之路，是否比舊式婚姻美好呢？台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在日本習醫時認識的台灣社會運動家彭華英結婚，後來因為彭華英赴滿州後另結新歡，斷然申請離婚，成為第一位台灣女性自主離婚先鋒。
而台灣第一位女作家楊千鶴其著作《花開時節》，則是描寫女主人公惠英，從女校畢業後，眼見同儕女伴一個個走向婚姻然後生兒育女的道路，對此產生抗拒的心態及自主人生的叩問，可說是台灣「新女性」世代走向下一個階段的里程碑。
「自由戀愛展」展區C 我們結婚吧
▇重現日本時期的約會路線
以「新女性」歷史背景為基礎，｢自由戀愛」展覽鋪設了一條時光隧道，穿越粉紅色繽紛浪漫的牆面，耳邊響起台灣第一首流行歌曲｢桃花泣血記」，進入1920年代「新女性」的天地。
頂著俏麗短髮、身著洋裝、腳踏高跟鞋、面上妝容精緻，摩登的樣貌與現今無異，根據女孩兒的個性與風格，可以自由選擇「知識型女孩」、「空靈型女孩」、「運動型女孩」三種不同的約會路線，藉由互動遊戲帶大家走訪當時的大稻埕、圓山飯店、新店溪等年輕人常聚集的地點。除了自由戀愛，中山北路咖啡店的「女給」(女服務生)提供不同的戀愛想像，走進體驗區，在聲光效果中享受溫柔陪伴，彷彿親身經歷20年代男性社交場合。
「自由戀愛展」展區A 約會路線互動現況
除了戀愛，受過教育的「新女性」也開始進入職場。展覽介紹當時女性普遍的職業，包括百貨公司店員、車掌與電梯小姐、接線生等，雖然與社會脈絡慢慢接軌，但薪資與男性有明顯差異，顯示「新女性」的職業生涯是短暫的，仍然以結婚進入家庭為大宗。
但即使如此，各方菁英女性漸漸嶄露頭角，例如台灣第一位女醫生蔡阿信、第一位女記者楊千鶴、艋舺第一藝旦王香蟬以及文學少女黃鳳姿等。
▇以戀愛開啟的社會翻新
｢自由戀愛」展第二區以｢想愛就愛？」為題，呈現｢自由戀愛」對當代社會的衝擊。印入眼簾的是以錄影方式再現當年｢彰化戀愛事件」時，報紙上的新舊知識分子論戰。
接著重溫代表性知識分子杜聰明、鍾理和、張我軍、楊逵等的戀愛故事，雖然｢自由戀愛」好像一時間蔚為新潮流，但另一方面，當時的文學作品，例如張文環《父親的要求》、林輝焜〈命運難為〉、楊千鶴〈花開時節〉等，卻普遍道出故事主角對於婚姻、職業，以至於自我人生道路的茫然，顯示在｢自由戀愛」的粉紅泡泡底下，仍有許多社會面相亟待翻轉更新。
「自由戀愛展」展區B 想愛就愛？那些爭取自由戀愛的故事
左起鍾理和與鍾台妹、杜聰明與林雙隨、張我軍與羅文淑、楊逵與葉陶
婚姻殿堂常是戀愛的下一個里程碑，展覽的第三區也帶領觀眾走入婚姻，展場布置以細密的白紗圍成小圈圈，彷彿在每一位新娘漂亮白紗禮服下的小皺褶，承載著許多不為人知婚姻生活的酸甜苦辣。
舊時婚姻談論的第一個話題是「聘金與嫁妝」，聘金似乎象徵著女方「所有權」的轉換，也在這一來一往的交易中，展現男女祖父輩的社經地位。《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11月16日報導：臺北某女聘金高達 6000 圓，展覽以此篇報導為開頭，並對照當時的物價，如電影票「特等」一圓二十錢、奶粉大罐六圓二十錢、台北地價大稻埕永樂町每坪兩百圓等，討論接受不同教育的女畢業生，聘金的「公定價」。聘金文化受當時新知識份子的反對，認為「聘金等於身價金」是必須改除的舊習。
台灣日治時代的舊習，除了聘金，還有例如童養媳、續妾、賣身契等，在連續劇中的俗套情節，都記載在日本政府調查的「台灣慣習記事」中，展場羅列了真人真事的小故事，增添逛展趣味。｢自由戀愛」風潮衝擊這些舊習，在新舊論戰中，自由戀愛逐漸成為主流。
婚前準備完成後，結婚時可選擇中式、西式或日式裝扮，剪報資料展示一則板橋林家與台中清水蔡家婚姻，新娘身穿中國傳統嫁衣霞披、頭戴珠簾，新郎則是清代長袍馬褂；另一則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的結婚照，有著西裝筆挺的新郎與身穿白紗的新娘，兼以和服或旗袍的其他親友，顯示衣著穿搭也隨著社會風氣處於過度期。
自由戀愛並不等同王子公主從此過著幸福快樂日子的童話，騙婚、悔婚、外遇、納妾等報導此時輩出，台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主動申請離婚的案例，也開啟女性終止婚姻、提倡離婚權的自主意識另一章。
▇百年戀愛史
展區的最後一區重新梳理｢自由戀愛」的百年沿革，並讓觀眾參與，討論今昔的「理想結婚對象」的異同。1939年5月24日《大阪朝日新聞臺灣版》刊出對「理想對象的問卷調查」，對象是200位「臺北高等女學校」(北一女) 的女學生，問卷的類型有：血統、健康、年齡、人物、學歷、職業、收入、趣味、家庭狀況、容貌等十大類。看完百年前女學生的白馬王子，再體驗小遊戲測驗今日女性心目中的理想對象，並從日據時代的文學作品，設計戀愛籤詩作為展覽小禮物，讓觀眾滿載而歸。
不論你曾經談過戀愛、正在熱戀中或期待下一場戀情，｢自由戀愛」展提供了豐富有趣的故事，值得一遊。●
▇「自由戀愛—時代製造的浪漫」特展活動資訊
- 展期：2019年10月16~2020年 5月17日
- 地點：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87號)
-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上午9時30分至下午5時30分（週一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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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
書．人生．莊靜君》在巴黎和昆德拉相遇：非如此不可嗎？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2000年，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完成了《無知》（L'ignorance），一本關於流亡與回歸對話的小說。捷克人說他已經不是捷克作家，但法國人也不覺得他是法國作家。昆德拉拒絕這本書在法國出版，因為法國人不懂得欣賞他的作品，所以《無知》史無前例地先在西班牙出版，彷彿是對法國文學評論界和讀者的抗議。然後這書在全球出版了三十幾種語言版本之後，終於在2003年回到法國出版。
2000年，楊德昌的《一一》剛好在法國上映，聽說是因為他覺得台灣人不懂他的電影，所以拒絕在台灣上映此片。楊德昌選擇先在法國上映，然後這部電影到世界各國輪番上映，而台灣這一等，等了17年。
也許是種對鄉愁的叛逆，兩位創作者在同一年做了相似的決定。而2000年，我在巴黎的秋天看了《一一》，見到了昆德拉。
其實在1999年時，我就希望可以見到昆德拉，但彷彿是需要先被面試般，昆德拉太太薇拉和我約在Lutetia Hotel，這間曾經歷過兩次大戰、巴黎左岸最知名的五星級飯店。我們兩個坐在飯店的咖啡廳，薇拉問了我為什麼非見到昆德拉不可的原因。
17歲高二那年，第一次看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那是唯有文學小說可以心靈相通，大量啃食著世界各國文學作品的年紀，遇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是種無以言喻的狂喜。昆德拉以第一人稱的方式進入小說本身和讀者對話、分析、討論主角的想法。他善於把同一個場景，用多線角度來敘述，像是哲學對話般討論生命中的輕與重的問題，又大膽描寫兩性關係的衝突與矛盾。對我來說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書寫方式，在在震撼著我。
同時，透過他的文字，回到了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蘇聯入侵捷克之後，主角托馬斯徘徊在是否要放棄工作回到布拉格找特麗莎，還是留在蘇黎世恢復單身當他的醫生？他多次引用貝多芬的四重奏最後一個樂章，說著：「非如此不可嗎？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2000年的秋天，參加完法蘭克福書展之後，我再度搭火車前往巴黎。那時候我並不知道，此後自己會遵守每年相見的約定，一次又一次在春天或秋天抵達巴黎，和我最愛的小說家見面。
那天，也如同後來的每次相見，我在約定時間的一小時前抵達，先在巷口的咖啡廳寫東西，然後在十二點半準時赴約。按了門鈴後，昆德拉會到社區門口接我，我們走過長廊，坐著電梯抵達他家。我們有時會先喝一小杯餐前酒，有幾次是我從台灣帶去的金門或馬祖高粱，或是噶瑪蘭威士忌。之後我們一起散步到昆德拉最愛的法國餐廳Le Récamier（後來他們夫妻都說這是Emilie最愛的餐廳），吃完午餐之後，再回到他們家聊天直到傍晚。之後他們夫妻會陪我走到地鐵站和我擁抱說再見。有幾次，我們一路散步到Le Bon Marché才擁抱說再見。
為了和昆德拉直接對話，和他約定日後不透過薇拉翻譯，2003年我開始學法文。或許是因為需要和昆德拉對話，我對於法國當代文學的了解，甚至超過很多歐洲編輯，也出版了很多法文翻譯小說。有一年昆德拉的法國出版社加利瑪（Gallimard）的版權經理Anne-Solange Noble來台做短暫的演講交流，她指定和我見面，因為我是台灣出版最多法國翻譯小說的編輯。從那次見面後，她對我就像大姐般的照顧，後來我被選上耶路撒冷書展出版研習營的學員，主要得謝謝她的大力推薦。
每次和昆德拉見面，聊的話題天南地北，但總會有幾個他特別關切的主題。其中一個是關於中國、台灣和香港的議題。記得第一次見面時，我們從繁體中文和簡體中文的變革聊到文化大革命和兩岸關係。經歷過時代革命的人、經歷過流亡的人、經歷過身分認同的人，這樣的主題似乎是他們永遠關注的課題。
昆德拉每次總會好奇問我，這一年出版了哪些小說？最近閱讀了哪些小說？和他見面前，我會像學生交學期報告般，試著去想像他會問什麼問題，而我該怎麼回答？
昆德拉也和其他知名小說家一樣，會收到很多新人小說家的作品，請託他推薦。有一次他知道我出版了某部法國暢銷的私小說，皺著眉頭說那不是真正的小說，小說是需要有想像創造的過程，是得去想像你沒經歷過的事，再將它發展成一個完整的故事。他說私小說的創作者並不能稱為小說家，只能稱為作家。他說自己是「小說家」。
Le Récamier餐廳位於法國出版社匯集的七區。和昆德拉吃飯的時候，常會遇到法國的作者和編輯。有一次竟然巧遇桑貝（Sempé），我說自己是桑貝的粉絲，薇拉馬上拉著我的手去他的桌邊，驕傲地介紹我是昆德拉來自台灣的編輯。桑貝問我最喜歡他的哪本書，我回答「《瑪塞林為什麼會臉紅》」。他聽了後，馬上在我的筆記本畫了紅著臉的瑪塞林。沒想到多年之後，愛米粒出版了這本書。
又有一次，遇到了比諾．杜特荷特（Benoît Duteurtre）。昆德拉很興奮地說了杜特荷特最近出版的《小女孩與香煙》，這本黑色幽默的作品如何用一根香菸嘲諷批判社會。後來我也因此出版了這本書的中文版。
不知是否巧合，4月1日愚人節出生的昆德拉，從第一本作品《玩笑》到最新的《無謂的盛宴》，小說大多有戲謔與玩笑的設定。昆德拉在90年代之後就幾乎不接受採訪，他說他已經把想說的話，都寫在書裡面了，這我完全認同。我透過一再反覆閱讀他的作品，從第一次見面時就像多年的好朋友般，直接進入彼此關切的問題核心。看著他的作品，可以了解他在每個時期的所思所想。
2009年時，他跟我說《相遇》是他的封筆作，一個小說家一輩子寫15本，又不愧於自己，便已足夠。2011年他的全集收錄在「七星文庫」（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出版。加利瑪的「七星文庫」自1931年開始刊行，主要出版經典法文作品，是該出版社最具知名度及地位的文庫集。記得那時在巴黎的加利瑪書店看到了昆德拉的七星文庫海報，我像個奇怪的書迷一樣，貼在書店的櫥窗前看了很久，後來鼓起勇氣去詢問是否有多的海報可以送給我。店員帶著奇異的眼光看著我，搖搖頭又揮著手要我離開。見到昆德拉後，我跟他說了這事。沒想到他請加利瑪的編輯用國際快捷寄了海報到台灣給我，又請英國的經紀人寄了一套他的七星文庫版給我收藏。
昆德拉的七星文庫海報（莊靜君提供）
負責了昆德拉在台灣的全部作品，像是完成階段性任務般，我在2012年心無旁騖地離開了皇冠出版公司。2013年，他完成了真正的封筆作《無謂的盛宴》。這是很多很多年後，我再度恢復成純粹讀者，閱讀著他的小說。故事由一個關於癌症關於死亡的謊言開始，這是八十幾歲的昆德拉，面對死亡的思索。再度，他試圖用一個玩笑開始這樣的故事。闔上書後，我流下了理解的淚水。
《印刻雜誌》在2010年時，發行了台灣唯一一次的「米蘭昆德拉專題」。昆德拉也為此寫了封信給台灣的讀者。那時的主編蔡逸君看到信後，興奮地打電話給我：「靜君，昆德拉的信有提到你耶！」
每次在Le Récamier時，他總是很驕傲地把我介紹給餐廳的老闆和服務生以及遇見的每個法國作家或編輯。他會說：「這是我台灣的編輯，我的全部作品都翻譯成繁體中文在台灣出版了。」他們會開玩笑說：「真的嗎？台灣人可以理解這麼遙遠的歐洲的故事嗎？」
我跟昆德拉說，很多台灣人是因為看了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而去了捷克、去了布拉格。而多年後，我也成了其中的一個。2002年，我計畫在法蘭克福書展後去捷克旅行，他們夫妻興奮地幫我規劃了「昆德拉路線」，一個向他們前故鄉致敬的路線。但那年布拉格遇到了五百年來最劇烈的洪災，我不得不取消行程，一直延宕到2006年才成行。那次薇拉特別打電話給在布拉格經營Hotel Hoffmeister的學生Martin，要他好好招待我們。Martin的父親是捷克著名的畫家Adolf Hoffmeister，他的畫陳列在飯店的各個角落，包括昆德拉的畫像。
有一次我突發奇，想要昆德拉畫幾幅畫給我，因為我注意到英國faber and faber的系列封面都是用他的畫來設計。沒想到他馬上答應了，要我給他一天的時間，隔天我去取畫時，他一口氣送了8張小圖給我，然後像小孩子一樣跟我說：「Emilie，我的職業是小說家不是畫家啊。我認真地畫了一整天，我都以為我轉行了。」那次，他用了我的名字「Emilie」畫了兩張圖，其中一幅成了我的愛米粒出版社的logo原型。
昆德拉手繪圖（莊靜君提供）
1985年昆德拉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他在受獎演說中，提到了自己身為小說家而非作家的身分。也因此，我在2013年第一次前往耶路撒冷，參與了「耶路撒冷文學獎」的頒獎典禮，主要原因即是希望看看昆德拉領獎演說的地方。
很多人因為《追憶似水年華》而去巴黎品嚐瑪德蓮的滋味，我則因為昆德拉和他的作品，走過巴黎、布拉格和耶路撒冷。我在Le Récamier第一次嚐到了舒芙蕾鬆軟、入口即化的美妙滋味，回台後念念不忘。沒想到公司附近竟然有間以舒芙蕾聞名的「瑞華餐廳」，驚喜地帶著同事和朋友前去，一次又一次和他們分享著我與昆德拉共同擁有的味蕾記憶。
2002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受邀到巴黎書展參加亞洲與法國出版人的研討會。出發前我得了重感冒，咳得厲害，但一到巴黎後，感冒的症狀頓時消失，如期展開繁忙的座談和會議。活動結束的隔天，我發著高燒，一個人在飯店無法下床。當時住在巴黎的法文譯者邱瑞鑾燉了雞湯來看我，後來另一位譯者楊孟哲接我到他家住，那晚他們夫妻下廚做了我最愛的谷司谷司（couscous）。半夜我吐了一地，在昏昏沈沈中，做了和昆德拉見面，又見不了的夢。
正在夢裡傷心時，孟哲敲著房門，呼喚著我：「靜君、靜君，快起來，妳今天中午不是要和昆德拉見面？」我從夢中驚醒，跳了起來，快速梳洗後衝了出去。然後像是不藥而癒般，我和最愛的小說家見了面，一點病容都沒有。
你問我為什麼非要和昆德拉見面？對我來說，與昆德拉的相遇，正如同貝多芬的四重奏最後一個樂章。「非如此不可嗎？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莊靜君
愛米粒出版社總編輯。喜歡閱讀、看電影、旅行、跑馬拉松、騎單車和潛水。旅行三十多個國家，足跡遍及兩百多個城市。行走於出版與世界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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