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是，也才2014年。有很多更久以前的記憶卻似乎昨天才擁有──2012年的秋天走進成功嶺，2013年在澳洲遨遊等，凡此種種都是。可是，我們量度時光的近遠，從來不是像用手拂過塑膠尺的邊緣，一公分一公分那樣嚴格、清淡、客觀。我們對時光的感知，比較像是小時候玩的那種多彩彈簧，它自動上下、上下著樓梯，在展開的一瞬間，坦裸出斑斕的花紋。

2014年，出第一本書《崩麗絲味》的回憶，好像很久很久了。像有一雙手從記憶的櫃格中將它抽了出來，往後放、再往後放。

不是應該宛如昨天嗎？就跟大多數的寫作者日後撰寫回憶錄時提到的那樣。他乘著他第一本書的翅膀──我想像一本大大的書俯低了身子、愛憐滿滿地垂著頭，寫作者怯怯地翻身上書，跨坐它的書脊像跨坐一匹馬。騎士與他第一匹馬的夥伴關係正如寫作者與第一本書的夥伴關係，你還不曉得怎麼掌握牠，牠已經來到你的眼前──飛進了文學的地界。

「我永遠記得那一天，就好像昨天一樣，我收到了最後一間出版社的回信。那位偉大的編輯說，你幾號幾號有空嗎？我們必須聊聊。」作家在他死後出版的回憶錄裡寫到。「我的第一本書初版第一本送到了我的手上。它還是熱的，印刷廠的餘溫。於是我希望，所有的書店都能有書的保溫裝置，陳列架下是溫文儒雅、近近遠遠燉著的炭火，這樣一來，每位讀者手上的書都是熱的。」另一位作家對著電台的麥克風說。

也像第一個孩子，每段成長過程都烙印心中；直到孩子自己也放飛了孩子，作家仍記得如今盛年或初老的孩子，當初躺在羊水中的模樣。

可是，我的記憶不斷後退。後退，不是模糊、遺忘。用心想，仍如臨眼前。我與它的距離卻不斷擴張，超過了客觀的時間：5年。彷彿是20年前的事。

仔細思量。發現，我第一本書的記憶，它透明的鋼骨，原以為是永恆而堅硬的鑽石，日後，卻發現它們是更纖細、更淡薄，放在手上變化進指紋中的冰，遇到人生的大熱，就化成憂傷，向心靈的土中隱遁、天上蒸發。

我在後門咖啡都點玄米抹茶冰拿鐵；蘇品銓的綽號也跟冰有關。

當時的後門咖啡蔚為台大大後方一盛景。可以說是，在時間的閃光中乍明乍滅的，當代的春風得意樓。因為是一間理念清晰的咖啡廳，許多的文化活動在此走馬燈般旋轉。匯集進來，散播出去；思想進來，行動出去。柚木書架上陳列著台灣文學的作品，擦得乾乾淨淨的同樣木料的小圓桌上，兩人對坐討論著如何起造國家。

那是2014年，種種運動繁榮，盼望一個更美好社會的集體意念到達了高峰，我在這一切的美滿中摔傷了腿，一瘸一拐硬氣著自己搭捷運去急診，遇見了時任住院醫師的高中同學，疼痛中還是笑鬧一番。9月，我開始天天用拐杖拄著自己，往後門咖啡報到。沒人時，就坐靠外最大張的四人桌；人多時，就坐內側正對直登天花板的台灣文學書冊的兩人圓木桌。也寫稿，也讀法文。

我就是在那裡等蘇品銓的。不，這樣說倒有點反客為主，因為正是蘇品銓第一次帶我來到後門咖啡。這裡也聚集著他中文系與社會所的朋友，他們深深連結著議題與土地。許多人在我還在讀書的時候已經互相側身說借過、說不好意思了無數次，從來沒聊過。有些人就是這樣，生命中看見了無數次，眼耳鼻嘴身量髮色的形象鮮明，心中有隱隱的敬意與敵意，從來沒有機緣說一句話。蘇品銓帶我來到後門咖啡，讓我有機會將這些空心的人形非常立體、非常深邃地塗滿了。之後就成為好朋友。

其實，蘇品銓是為了要跟我討論《崩麗絲味》的書封，才帶我來後門咖啡的。我很早就跟編輯聊到我想請蘇品銓設計封面。他當時已經是人文社會書封界的超新星，那幾年出版的相關書籍，尤其前衛、群學等出版社，很多都有他清透慧亮的手筆。《崩麗絲味》作為一本色相華麗的書，其實與他昔日的風格微有不同。記得我還跟他開了玩笑：「拙作的封面，該不會也是群學風格？」但他仍笑盈盈推開後門咖啡鈴鈴啷啷的玻璃門，長髮晃浪、身形搖擺，先點一杯咖啡，再抽開我面前的椅子坐下來。他暢談閱讀《崩麗絲味》書稿的心得，「我讀到的是……」、「會給我這樣的感覺……」。

書封初稿成形了。我問品銓能不能自己題字。不曉得為什麼當初我會這樣神來一筆。我已經快十年沒有寫書法了。也許是天雷擊中了我，要讓我把這即將在我生命中澈底消失的才藝做最後一次的發揮，寫出最後一次的代表作。然後，就可以澈底忘記書法。

品銓答應了。他是上天派來的使者。於是，我買了墨筆，在那一個下午來到了後門咖啡。我展開了空白筆記紙，揮了幾筆，覺得味道不臧，又一個心念電閃，洽店長要了一整疊印著「後門咖啡」的餐巾紙，用空白的那一面，凝心如凝冰地揮毫起來。

那是一個很美的下午，我一個字、一個字燃燒著童年時鍛鍊、成年後毀滅的技藝。潔白的紙上一次次彰顯「崩」、「麗」、「絲」、「味」四個字上下左右的組合，它們在每個版本間依偎著彼此移動，像定時被水流拖起漂浮，稍稍移動後墜回原位的鵝卵石。對後門咖啡的記憶就像時間的大水沖刷的河床，每次都消失一點點，這四顆鵝卵石卻每每在水體之中轉動，轉動完又穩穩壓住記憶的紙角。那個下午的氣味，光影，店裡人的形貌，店外人的掠影，帆布沙發雅座散發的布與肉的芬芳，布表的咖啡漬，桌邊溼透的正方形杯墊卡紙。

可是，還是第一張最好。幾個小時過了，店長親切地跟我說他們要關店了，我才從一整桌撇捺了「崩麗絲味」四個字的餐巾紙中醒悟過來。閉上眼睛，緊緊從上而下掃一次，還是第一張最好。我用手機拍了字給品銓。封面非常美。

《崩麗絲味》順利出版，後門咖啡變成了流星。又過了幾年，後來，品銓也變成流星。

大概是因為他們吧，因為後門咖啡和品銓，我的記憶就一直把《崩麗絲味》的出版印象往回拉，往更早的、更無有憂傷的時光中拉過去，固定住。是以我雖然記得每個細節，感覺它卻退得愈來愈遠。永遠在，不泛黃，反而日子很亮──做為一種生命綁著浮球出海後，永遠的標定。●

林佑軒
寫作者、翻譯人。臺灣大學畢業，巴黎第八大學文學創作碩士修業中。
曾獲聯合報文學獎小說大獎、臺北文學獎小說首獎、臺大文學獎小說首獎等項，入選《九歌年度小說選》、《七年級小說金典》、《我們這一代：七年級作家》等集，並獲二○一四年文化部藝術新秀。現定期為《聯合文學》、《幼獅文藝》執筆法語圈藝文訊息。著作兩種：小說集《崩麗絲味》（九歌，二○一四）、長篇小說《冰裂紋》（尖端，二○一七）。譯作一種：《大聲說幹的女孩》（聯合文學，二○一九）。有個人網站：請點我。

近幾年IP產業成為熱門關鍵字，鏡文學是積極推動影視授權的推手之一。在「全版權營運平台」的定位下，鏡文學以產業的視野與規模，串連從文學到影視作品的產銷鏈。

鏡文學成立以來，積極網羅各方好手，嶄露在文學上的野心，已簽約的作家包括伊格言、成英姝、陳思宏、吳曉樂、吳億偉、張國立，而長年在印刻出版發表作品的駱以軍、陳雪的加入，更是備受矚目。就在各方嚴陣以待，觀望著來勢洶洶的鏡文學將對出版及創作生態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時，原在鏡文學網路平台連載的《巨蛋》，近日授權由印刻出版。令人好奇，鏡文學在創生與出版的規畫上究竟如何定位？與作家之間又有什麼樣的火花？

▋靈活的「全版權」公司

談到與傳統出版產業的競合關係，鏡文學副總編輯鄭建宗表示，鏡文學一直與其他出版社保持合作，譬如先前授權時報出版《祈路之夏》、《勇者不再》、《我們不能是朋友》等，鏡文學與出版公司不只是競爭、挖角的關係，也是出版路上的戰友。他強調鏡文學作為「全版權」公司的靈活度，不只在簽約、行銷、與外部公司合作等模式上，即使在文本創作與出版的這個環節，運作原則也迥異於傳統出版社。

鄭建宗說，過去的出版模式是把改編的相關權利與書本綁在一起，但出版社通常不會觸碰改編的部分。而鏡文學平台上的作品則不一定會先出版書籍，甚至可能直接跳過出書的程序，在出版前就已售出影視版權。他指出，出版只是鏡文學面對市場的方式之一，他們不只在意作品有沒有人讀，也著重改編後的影視作品是否能吸引更多觀眾，而他相信這可以反過來帶動出版產業。

除了以影視IP推廣為核心，而非以出版為第一目的的本質上差異之外，鄭建宗也坦言，鏡文學雖有出版部門，但簽約作家及作品數量龐大，難以面面俱到地為每一本書規畫出版機會。「我們會評估作品的屬性，選擇與不同出版社合作。譬如這次《巨蛋》授權印刻出版，便是認為作者祁立峰與印刻出版的屬性符合，一加一能夠大於二。」

那麼，鏡文學如何規劃作品以何種形式面對市場？什麼情況下會將出版擺在第一？鄭建宗說明，判斷基準仍是在讀者。「知名度較高的作家會優先考量出版，這可能是讀者最先認識這部作品最好的方法。例如陳雪和駱以軍是知名作家，他們在創作與銷售上都有能量，有紙本（出書）這件事，可以讓作品更穩定，讓大家更認識。」

▋單一作品約及作者約

鏡文學與作家的合作模式，可粗略區分為兩種：合約內容僅限單一作品的作品約，以及作者約。而作者約，又分成完稿付與月付。「有些人適合單本經營，有些人適合把他簽下來。」這樣的差異如何取捨判定？鄭建宗表示，主要還是考量作者的創作潛力與創作能量。

「我們喜歡跟創作能量很足，有更多可能性的作家合作。」假若是產量不高、十年磨一劍的創作者，可能就以作品約為主。不過這都只是大原則，「每位作家的狀況不一，他們也會有自己的考量，也是有創作能量豐沛，卻無法簽作者約的情況。」

作者約的具體內容是什麼？鄭建宗表示與每一位作者的每一份合約都是協議出來的，簽約的商業條件各不相同，但大致不外乎「把作家簽下來，幾年之內，小說作品要給我們。」以駱以軍與陳雪兩位作家為例，鏡文學會固定支付月薪，兩位作家則承諾一年交出一部作品。

又譬如，鏡文學也簽了插畫家Blue流的經紀約，「我們內部有經紀人，我們也會協助安排工作。」從知名服飾品牌的聯名到衛福部的文宣，甚至是MV、動畫，將插畫家推介給各個單位。

在作家總是苦哈哈，單靠文學創作難以維生的現實條件下，「支領月薪」為創作舖墊了安穩的基礎。談及簽訂作者約對作家生活的影響，鄭建宗滿懷信心道：「我們不是慈善事業，可是我們存在的目的確實是讓多數的作家、有潛力的作品擁有更多變現的機會。通常作家不懂銷售，不熟悉商業模式，鏡文學有很多產業裡的人，包括編劇部、業務部，我們努力的目標就是讓自己獲利，因為我們的獲利就是作家的獲利。」

與鏡文學簽下作者約，9月同時推出新作的駱以軍和陳雪，對這點的感受特別深刻。

駱以軍回顧自己與鏡文學簽約，是在董成瑜擔任《壹週刊》副總編輯時種下的緣。當年董成瑜找他寫專欄，「護了我寫了十年，相較於台灣這個時代的創作者，我真的幸運。」那段時間，駱以軍交出長篇鉅作《西夏旅館》。後來專欄取消，駱以軍為了生計，接下許多講座、活動和評審工作，因為過度操勞，健康亮起紅燈。「我的身體就爆掉了，幾乎每年進醫院動很大的手術，前年心肌梗塞，今年則是嚴重的糖尿病。」

鏡文學成立後，總編輯董成瑜再度與駱以軍合作，在作者約的制度下，每個月能有固定的收入，駱以軍又開始能穩定創作。「對我而言，當然是他媽觀世音菩薩再度降臨，對一個寫小說的而言，能有比這更童話的嗎？他願意一個月一筆生活費，像月薪，你不用倉倉皇皇的。」

對駱以軍來說，在原本的身體狀況與寫作的節奏下，可能需要5年才能交出下一部長篇小說，但鏡文學的合約規定是：一年必須寫一本。這項要求會不會太艱難？

鏡文學並不會每個月催稿，出版社給予作家的空間相當大，也並沒有嚴厲的要求。或許現實的荊棘一經斬除，創作路上即可暢通無阻，駱以軍信心滿滿地認為，要滿足契約上規定的一年寫出一部小說，對他來說一點都不是難事。他將自己比喻成職業運動員，必須對收到的酬勞作出交代，他甚至感嘆說，如果這件事早來十年該有多好。

陳雪的新作《無父之城》是由鏡文學的編輯部與出版部兩隊人馬聯手合作，「鏡文學人力滿充足的，也沒有因為小說最終要影視化就忽略作品本身的內容。他們有專職的人把編輯工作做得很好，也有相當的人力，把行銷這本書的各個層面做好。」陳雪認為，這與她過去和其他出版社合作的經驗很不相同。傳統出版社人力吃緊，每位編輯要身兼宣傳、行銷、業務甚至社群小編，實在難以全面兼顧。

▋寫作是種專業，作家以職人態度面對工作

相較於創作本身所含帶的自由想像空間，「簽約」的形式難免引發是否最終須向商業靠攏、為五斗米折腰的疑慮。問及成為簽約作家對創作的影響？駱以軍堅定地說：「你們可以看《明朝》，我不覺得有誰能說這不是純文學。」他再度以職業運動員譬喻，表明自己在技術上的操練已經爐火純青。他反過來安撫讀者不用擔心、不需疑慮，「我做為一個純文學創作者，沒有覺得這件事（與鏡文學簽約）有任何船跟船之間的擦撞。」

駱以軍直率地說明，與鏡文學的合作是互相、對等的，「如果他們不愛惜我，我就停掉。這不是講帥的，是真的。」甚至，他希望作為表率，能激發台灣創作者得到更多重視與資源。「如果連駱以軍這樣重武裝的名字，都可以成功過渡成某種文化品牌，加以推廣，為什麼不可以呢？」他期許著台灣能長出自己的生態系，投擲到未來，為年輕創作者走出一條路徑。

陳雪則自陳「我是雙子座，我本來就喜歡改變文體、改變行文方式、語言風格，這是我的興趣，我覺得我沒有固定的文體。」她表示與鏡文學簽約時並沒有被限制創作方向，「我是什麼樣的作家，出版社是知道的，他們並沒有暗示我要變成東野圭吾。」

在創作《無父之城》時，陳雪主動加入了「懸疑、解謎」，「這是我能夠做的，讓它有一個元素是更可以被閱讀的，但是我也沒有因此把它變成完全的類型小說。我覺得，可以寫類型小說的人很多，鏡文學找我也不是要我們寫類型小說，而是想把文學最大化。」陳雪指出，自己的強項是說故事，而鏡文學的核心是IP的推動、經營，「這樣的搭配蠻好的，能夠吸引一些本來的文學讀者跟非文學讀者，這對台灣文學也是好的。」

不管是駱以軍或陳雪，兩人不約而同都提到台灣環境對於作家的不利。陳雪表示，自己從2002年開始專職寫作，為了寫小說，除了拿補助外，還要做各種工作，當評審、接演講，甚至當影子寫手，才能養活自己，寫作只能在工作之餘的時間，對身體與健康有很大的損害。陳雪認為，這其實是一整代寫作者的共同經驗，「我覺得台灣寫作者真的很悲催。」

也因此，兩位作家對於與鏡文學的合作都充滿信心。駱以軍舉佛羅倫斯與文藝復興時期為例，他認為台灣若不自己長成一個多元、商業蓬勃的形式，最後大家就只能在文青的幻覺中，吃泡麵，最後餓死。他認為，台灣有一批非常好的小說家，可惜沒有被影視圈看到。這些小說做到了「感覺的發明」，在彷彿針尖前端的蕊上，做各種妖幻的變貌和展開。

陳雪則指出，台灣的小說家其實很強，這是她出國開會得到的感想。但是台灣注重文學名聲，這反而成了作家的雙面刃，「作家好像不能談錢，連拿演講費都有點不好意思。現在只是回到原來的狀態，寫作就是專業的事情，以職人的態度面對我們的工作，不用低聲下氣，還怕讓人覺得你很在意錢。」陳雪說，但作家就真的很窮啊。

「希望大家對作家能合理看待，這是一份專業，作家付出了專業的時間。」陳雪期許與鏡文學的簽約合作，能促使台灣的環境更健全、正常，讓更多寫作者能發揮所長。「我們可以不用賣命寫作，可以健康寫作，不用變成悲慘的人。讓年輕人看到我們做起來，看到寫作者的尊嚴是能夠被好好對待的。寫作者可以有機會讓作品實現，不管是在讀者、銷量，甚至是整個作品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