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進國際3．觀點》文化是特色不是隔閡，給創作者與出版人的備忘錄
台北書展基金會自2017年起推出「國際出版品計畫」，邀請台灣童書創作者及出版人提出正在發想或進行中的出版計劃，從中遴選具有國際市場發展潛力的作品，並邀請創作者和編輯前往波隆那書展現場接受國際顧問的指導，希望透過聚焦找出新的國際市場出路。
2018波隆那書展台灣館開幕酒會，左起插畫家劉旭恭，台灣駐義代表侯清山，插畫家劉韻竹，唐唐，王春子，鄒駿昇，陳姝里。前排為台北書展基金會董事郝明義（周月英攝）
國際出版品計畫並非一般的出版品獎勵計畫，而是藉由協助創作者與專家諮詢、討論、修改，進而提昇台灣作品的國際競爭力。
連續3年主持國際出版品計畫的資深兒童文學評論者柯倩華，同時也負責策畫於台北國際書展期間舉行的「童書論壇」。她關注的核心焦點一直是：我們怎樣才能把書做好，以及面對國際市場時，我們如何才能展現出台灣特色。
柯倩華指出，所謂台灣特色，並不侷限於台灣主題或素材等表面形式，而是能表現出本土創作者的思考觀點和藝術特色的作品。創作者對於議題展現出獨特且成熟的詮釋思維和藝術想像力，作品才有真正的原創精神。
童書評論家柯倩華於2018波隆那書展台灣館，主持書展觀展心得分享會（周月英攝）
▉不要害怕簡單
法國Actes Sud出版公司藝術總監卡密．巴岱（Kamy Pakdel）兩度擔任國際出版品計畫顧問。他指出，台灣的作品都有同樣的問題，就是太複雜：整個畫面有太多東西想講，以至什麼都講不清。2017年的諮詢會上，他詢問每個創作者的第一句話都是：「你能否用3句話告訴我你的故事？」若無法辦到，表示作者還沒想清楚，才需要用很多很多話來解釋。
法國Actes Sud出版公司藝術總監卡密．巴岱（Kamy Pakdel）（取自台北國際書展官網）
另一方面，巴岱也表示，做童書的人不能只看童書，必須有更強的養分來幫助，因為童書是化繁為簡的作品，若表面簡單、內裡也簡單，就沒有力量可以穿越時空。
柯倩華說：「其實好的點子並非全部都要放進同一本書裡，一個點子說一個故事，不是反倒能持續創作嗎？很多名著、圖畫書，事實上都還滿簡單的。」
針對這點，資深童書作家幾米也說：「我做過非常繁複的《地下鐵》、《時光電影院》，但我做童書《同一個月亮》時，就給自己一個使命：要非常非常簡單，而且一定要在32頁以內完成，絕不能超過。可能我做過太多書了，所以我有自信，因此也不怕簡單。」
他說：「不管作品再怎麼複雜，我都有個主軸，比方《向左走．向右走》，無論故事怎麼變化，都緊緊抓住向左走與向右走；或像《地下鐵》，無論角色如何上上下下，都不會脫離地下鐵這條脊線。但這也不能急，創作就是要不斷練習，你才知道哪些是可以放掉的。」
▉合理性與精確是基本要求
巴岱的指導採取一對一的諮詢方式，接受過指導的創作者無不表示受益甚多。然而這些專業的建議僅有單一創作者接收到，殊為可惜。書展基金會因此改變策略，2019年改採半開放式的「工作坊」，邀請幾米擔任顧問，從報名作品中遴選出3件作品，由幾米提出具體的修改意見，並在創作者與出版社的同意下，於「童書論壇」中公開討論。
幾米的任務是嘗試去理解創作者想表達的意念，用較好的圖像語言或版面設計，把創作者想說的話說得更清楚、更漂亮、更感動人心。
柯倩華強調，文學類圖畫書沒有對錯的問題，然而就文本分析的角度來看，還是可以從主題、情節、角色、場景、風格等逐一檢視。因此遴選的作品著重在「適合討論」，其中的問題或特色具有某種代表性。
在國外競賽或銷售的場合，面對不同文化背景的評審或買家，主題、情節、角色、場景、風格等都是檢視重點。（來源：波隆那書展官網）
幾米是資深畫家，有豐富的創作經驗，能體會創作者的想法，目前作品已售出的國際版權有191種，華文地區無人出其右——這個數字代表的是，他的圖像傳達性與穿透力非常強大。幾米也是很好的藝術指導，他在廣告公司擔任過十幾年的藝術總監，有關注全局、析理全書結構性問題的能力。
2019年台北國際書展「童書論壇」的這項新措施，就在創作者與編輯求好心切、奮不顧身，以及柯倩華與幾米一路戰戰兢兢，「靠著互相鼓勵活下來」的狀況下，齊力追求「讓我們一起把書做好」的目標。
幾米在進行細部解析前提到，友人曾到英國跟知名插畫家昆汀．布雷克（Quentin Blake）學藝，一個月見面半個小時。布雷克通常只問「為什麼」：你為什麼這樣畫？為什麼要這樣寫？但這個「為什麼」非常重要，幾米說，當一本書完成後擺放在書店時，作者沒辦法逐一回答讀者的各種為什麼，所以必須在書中就把它解決掉，讓所有人都可以理解為什麼你要這樣畫，你要傳達什麼。
「你要花很多時間來思考為什麼。編輯、插畫者和文字作者之間存在太多為什麼，如果沒有好好解決，這本書就會變成有點怪怪的。」
幾米總結圖畫書的創作，提出兩項要點：
首先是合理性。所有創作都需要有合理性，但很多童書中的合理性常常是被忽略的，彷彿兒童作品要發揮想像力，要給人驚喜，就可以出現各種突梯的情節。所謂的合理性並不一定是現實生活的合理，而是在作品中營造的細節必須合理，否則就會引起困惑，不懂為什麼。
其次是精確。故事敘述時如果不夠精確，就沒辦法傳達真正的意思。不管是文字、圖像或者圖文搭配，如果可以更精確一點，就能解決掉非常多的困擾。
幾米於2019國際書展童書論壇工作坊（台北書展基金會提供）
合理性與準確性也是編輯在面對創作者時，比較容易切入的點。創作者往往天馬行空，有個人的藝術表現，若以合理性與精確做為判準，雙方可以各自後退一步，比較容易得到共識。
幾米並舉大衛．威斯納（David Wiesner）為例：威斯納在《瘋狂星期二》這部經典作品中畫了非常多的青蛙，而在此之前，他先拍攝一隻青蛙，雕塑出立體模型，再用攝影機從各個角度拍攝這隻青蛙，然後才去畫它。
出自格林文化官網
幾米強調，「並不是每個作品都要用這種手法，只是像威斯納這麼重要的人物，也是一步一腳印去完成作品。因為他從這麼認真嚴肅的態度出發，用這麼精密的畫法，這個故事才能打動孩子的心。」
▉文化是你的特色，但不要成為隔閡
自2017年開始，柯倩華在波隆那書展期間，每日於會場與同業及時交流，期待撞擊出「內行看門道」的參展／觀展心得與火花，並協助台灣創作者從中獲得養分與啟發。
分享會的目的，是幫助台灣的參展團隊找出自己的創作與這場國際盛會的關聯。柯倩華說：「每個人都帶著目的來到這裡，我們所看到的東西，能夠為我們的工作帶來什麼樣的啟發與養分，這才是重點。」
雖然台灣館做為推廣平台，努力放大台灣能見度，但最終還是必須靠創作者的「作品力」。柯倩華說：「我們無法強迫別人單純因為喜歡我們，就達成版權交易，重點還是在作品，我們應盡可能從現場知悉國際趨勢，來對應自己未來的創作方向。」
在2018年波隆那書展的分享會上，柯倩華指出，主題區的馬努葉爾．馬爾索（Manuel Marsol）特展十分值得觀摩。
2018年波隆那書展西班牙畫家Manuel Marsol的特展（來源：波隆那書展官網）
馬爾索是前一年國際插畫新人獎得主，特展除了展示他的作品，並循環播放專訪影片。在觀摩之餘，創作者得以反身自問——假若擁有這樣的平台機會，我該如何展現自己？促銷自己的創作？
柯倩華坦言：「我們的創作者通常提供的自我介紹都不盡理想，似乎不知如何在有限的文字裡展現自己的特色。假如我是讀者，看到『我喜歡撿石頭、喜歡看藍天白雲、喜歡散步』這樣的自介，會受到吸引嗎？這類介紹對於認識創作者來說是無效的。專業的作法，最好是以激發對方想與你合作的角度來行銷自己。」
「馬爾索的作品很多源自西班牙的民間故事，他喜歡旅行，接觸很多西班牙傳統地景，那些色彩、線條都表現在他的創作裡，都是他靈感的一部分。但在成書前，他還是會去設想『傳統最有趣的部份是什麼？』然後把焦點放大，並內化成為自己的。」
有文化特色便容易吸引關注，日本跟韓國畫家擅於把自己國家的文化元素放進創作裡，但仔細觀察可以發現，他們並非把文化原原本本搬到畫面上，而是會運用現代的、相當個人化的藝術形式來表現。
柯倩華說，假使台灣的10個畫家都畫很寫實的台南孔廟，這只能證明畫家在技巧上下過苦功，倘若作品缺乏個人特色，在出版市場就很難出線，這是創作者必須加重思考的問題。
「評審有句話，『文化是你的特色，但不要成為你的隔閡』。我們做書的時候，不能只想到台灣的讀者與市場，不管現在做不做得到，至少認知裡必須思考海外市場，把整個世界當成你的舞台，只要有這個目標，機會並非不可能。」
▉台灣提供給世界的觀點或想像是什麼？
柯倩華將創作者比喻為樹，許多國外名家已經結了甜美的果實，帶給人們快樂跟養分。「以台灣近年的成績來看，我們的創作者普遍也都是很好的樹，但尚未結出很好的果實。我們提供給世界的觀點或想像還不夠有力量，所以在國際競爭上相對較弱。」
柯倩華說，想像力是原創的基本，但不是指超乎現實、天馬行空的胡思亂想。以馬爾索為例，他的想像力奠基於過去民間傳說的脈絡，文化是他的養份根源。他對自己有所期待，會自問：「我做的故事將來會不會成為傳說？」他追求的並非「我的書可以教小孩什麼？」這個層次的想像，而是能否成為通過時間考驗、流傳很久的作品。
柯倩華強調她並非否定教育意義，但「可以教什麼？」不是藝術家的思考，若希望圖畫書能有更好的表現，就不該拘泥於教科書般的思考方式，還必須有藝術或文學特色。
2018年波隆那書展會場上，國際兒童讀物聯盟（IBBY）發布該組織在世界各地推行的計畫與成果，例如為難民兒童選書、設立閱讀站；在尼泊爾、印尼、墨西哥、祕魯、紐西蘭等地設計了許多閱讀推廣計畫；在法國推動閱讀計畫獎，更預計在巴基斯坦設立640個圖書館等。
（取自ibby官網）
柯倩華說：「當我聽到這些國家，便想到我們腦子裡可能從來沒想過這些地方的孩子，我們的世界彷彿與他們無關。可是對IBBY來講，這全部都是兒童閱讀的世界。試著想想，如果台灣要挑一些書送到那裡，我們要挑什麼書？這同時也顯現我們創作的世界觀有多大。」
柯倩華說，2017年波隆那插畫展上有句話令她十分動容：「藝術家們、童書的創作者們，你們是全人類的資產，是整個世界的資產。」期許不同國家、民族的人透過童書，彼此減少偏見、互相了解。童書是很好的橋樑，並鼓勵大家一起思考。
▉舞台放大，想像力的刺激也更大
插畫家唐唐回想十幾年前初次踏進波隆那書展會場時，對各國間作品落差的感受十分震驚，但2018年再度訪問波隆那書展時，他發現台灣創作的語彙已逐漸迎頭趕上，即使在雲集的各國作品中，也可以明顯感受到屬於台灣的氛圍。
2018波隆那書展觀展心得分享會，發言者為插畫家唐唐（周月英攝）
「在台灣，創作者的作品零星四散，反而看不到這種凝聚。平時我們只會想到自己身邊的競爭者，但來到這裡，舞台被放大了，想像力的刺激也很大。以前會為了賺錢違背自己風格接案子，現在這種想法再也回不去了。」
唐唐認為，除了創作者，出版社的思維也需要成長與轉化。假如出版社能多給予實驗性作品一點激勵，台灣創作者會更有進步的空間，否則想像力放在每個人自己的口袋，就沒有前進的機會。他並提到，有時編輯與創作者之間還會有過猶不及的狀況，例如編輯害怕提供作者意見，或作者過於依賴編輯意見，認為是銷售保證，這樣的關係都不是很健康。
曾旅居英國與西班牙一段時間的台灣插畫家陳姝里，同意許多台灣並不熟悉的歐洲繪本，實驗性都非常強，包括她自己在西班牙出版的繪本，就是一本非常貼近個人風格的書，或許不適合台灣市場。陳姝里曾比較過英國、西班牙和台灣出版業分工的差異，發現台灣出版社往往一個人要照顧許多本書，工作量大，久而久之產生保守公式，最後造成很多童書看起來都很雷同。
2018波隆那書展中插畫家鄒駿昇（右）與陳姝里簽書會吸引了不少讀者（周月英攝）
「目前我還沒聽說台灣有藝術總監這樣的角色，讓每本書的藝術價值或原創性跳出來，呈現它最原始、最漂亮的樣子。我在波隆那書展會場買了一些書，是所有細節都到位的作品，不管紙張、裝訂、字體設計等，都在幫這些書傳遞它們的主題。如果細節沒有顧到，這邊扣分、那邊扣分，最後得到一本只有60分的書。雖然業界一定有很多現實狀況與考量，但我會覺得很可惜。」●
完整專題，請點下圖：
前進國際1．借鏡》從門外漢到IBBY主席，中國童書界如何攻下安徒生大獎
【編按】台灣原創圖畫書的創作與專業人才在華文市場向來居領先地位，亦擁有一定的國際能見度。譬如幾米的作品，啟蒙與影響了許多中國出版人與創作者。然而近年來，兩岸童書出版前進的腳步，卻出現了顯著的消長。
2015年10月，中國資深兒童出版人海飛提出3項「預判」：中國童書出版正從數量規模的增長，轉向品質效益的增長；中國童書出版正迎接第二個「黃金十年」，兒童文學出版將繼續繁榮、圖畫書時代到來；中國童書出版正迅速國際化，安徒生獎（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將走向中國。
最後一項預判在隔年即已實現，象徵國際兒童文學桂冠，素有「兒童文學的諾貝爾獎」之稱的安徒生獎，於2016年頒發給中國作家曹文軒，這是華文世界的第一人。
中國作家曹文軒獲得2016年安徒生獎
近幾年來，中國童書也確實朝著3個預判的方向發展。2018年11月上海國際童書展與波隆那童書展主辦方結盟，對業界知情人士來說，此舉正式宣告：中國童書打入國際市場的進程，已達到新高點。
這些發展固然與全球經濟的態勢有關，另一方面，中國官方有意識地進行推廣，更是不容忽視的主因。
在中國原創圖畫書積極尋求立足國際的過程中，官方在政策的執行、專業獎項及研究中心的擘建、國際合作及推廣模式的樹立等各方面，如何扮演幕後推手？而台灣又能如何借鏡？Openbook邀請資深童書評論者柯倩華帶領讀者爬梳解讀。
柯倩華是香港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顧問，近幾年更為台北國際書展策畫「童書論壇」，為波隆那書展台灣館推行「國際出版品計劃」，多年來，她對童書大獎的國際局勢，具有相當深厚的理解。本文是她綜觀全局的匯整解析。
▉這不僅是童書推廣，而是目標明確的文化外交戰
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童書的發展有個特殊背景：出版社背後可看見官方的支持。如出版曹文軒作品的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或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這些出版集團背後均有官方支持，故中央意志一旦下達，便會直接成為業務目標。
當目標確立後，就是一以貫之，所有策略和計畫都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所有資源、經費和人力都朝目標靠攏，且幾乎在全國童書界上下均形成共識。
中國童書發展，直接是屬於國家級的事務，並不只是一家出版社想要把某個作家的作品推出去如此單一、個人的事，也不只是純粹屬於民間文化交流的事。
左起：安徽少兒出版社社長張克文、CBBY主席海飛、前明天出版社社長劉海栖（周月英攝）
這場文化的外交戰，有兩大特色：
首先是持續性：它訂定的目標是長期、可行的。它有耐心地舖線，做長期的規劃，持續，不曾間斷。
其次，它可以跨部會整合。
一般來說，一位筆會會長出國開會，不過是單一民間組織參與國際文化活動，即使有出版計畫，也得再去張羅出版社。而海飛是國際兒童讀物聯盟（IBBY，安徒生獎便是由IBBY設立的）中國分會（CBBY）的主席，同時是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總社社長兼總編輯，背後直接是中央，當他一聲令下，出版社便立刻動起來。
對岸有個機構叫「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辦公室」——假設出版社想做翻譯、想辦活動但經費不足，要跟中央拿錢也相當簡便。這種整合聯繫相較於台灣更為容易，因為目標設定明確，資源整合快速，計畫容易持續。
來源：中國圖書對外推廣網
這當然是因為中央集權，然而，共識也很重要。在民主國家，民眾的反映、社會的氛圍一定會影響到執政者的決策，但在中國就沒有這樣的問題。他在1996年接任CBBY主席時，心裡就想著要得獎，這一直是他的目標。
中國官方在背後扮演什麼角色呢？
設定目標，然後長時間投資與努力，一步步達成。首先，積極加入各種國際活動，其次，廣邀產學專家赴中；這些投資的背後，不僅是參與，也不只是需要被看見──他就是要得獎。
這場文化外交戰，謀定而後動，一呼而百諾。
海飛小檔案
■戰略一：創作者是重要的資產
推銷產品，除了怎麼賣，「產品」本身也非常重要。在中國原創圖畫書試圖進軍國際的歷程中，曹文軒是個重要的里程碑，我們不妨從他來理解。
中國兒童文學作家曹文軒
華文世界首位獲得安徒生獎的圖文作家曹文軒，自1979年開始發表作品後，便是各大獎項的常勝軍。1998年他的代表作《草房子》出版後，囊括華文童書的諸多獎項，至今已300刷，銷量超過1000萬冊。其他作品《紅葫蘆》、《青銅葵花》等同樣獲獎連連。
他的作品無論品質或數量，甚至是銷售量，都極具份量。他同時也是一名學者，北大中文系教授，有許多學術論著。
若官方將「獲得國際童書大獎」視為展現國威的兵家必爭之地，那曹文軒無疑是最重要的資產，他是一張非常重要的王牌。
在國際場合上，與會者使用不同語言，要彼此深入了解其實頗不容易。這時候，數字很關鍵。如果有相關資料，專業人士只要看到數字，即使沒有仔細評估與閱讀過完整的書，也會覺得投票給你應該不會太失禮。
▇曹文軒的安徒生獎獲獎之路
文化外交戰本質上也是一種行銷，講究戰略。曹文軒做為一張王牌，本身已具有夠醒目的特質，很容易讓人感受到他的份量。然而中國對外推銷曹文軒的過程，依然很值得玩味。
早在2004年，曹文軒就曾被安徒生獎提名，是年功敗垂成。2006年，中國爭取到IBBY在中國主辦，邀請許多國際相關人士前往中國。2013年，曹文軒與巴西插畫家羅杰．米羅（Roger Mello）合作出版圖畫書《羽毛》。米羅除了是一位很好的畫家，他深受安徒生獎青睞，更是為人所知；他曾在2010和12年兩度獲得安徒生獎提名，2014年正式得獎。中國在為曹文軒選擇搭配的畫家時，這一定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將曹文軒與安徒生獎相互扣連。
《羽毛》英文版
2015年出現了更重要的事：《青銅葵花》由英國Walker公司出版英文版。Walker是國際上具指標性的出版社，這本書出版後產生很大的效應：在此之前它只賣出法文、越南文跟韓文版權，英文版推出後，當年8月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中國安排曹文軒跟外國兒童文學家對談他的作品。11月的上海圖書展又安排類似活動，找許多名家來討論曹文軒的作品。
曹文軒當時在北京書展上說過：「中國對世界的兒童文學非常了解，但世界並不瞭解中國兒童文學。」這句話也頗具指標意義。它強調「我是一個重要的作家，然而你們都不理我，過度忽視我。」那個氣氛被營造出來，國際出版人皆覺得中國可能真的被疏忽了。隔年，曹文軒得獎了。
《紐約時報》報導曹文軒獲得安徒生獎消息
IBBY的評審是由會員國提名，再從名單中選出10位評審委員。2016年，中國把IBBY安徒生獎評委會的主席亞當娜（Patricia Aldana）找去擔任顧問。那年的評委會也首度出現中國人：冰心的女兒吳青。她是北京外語大學教授，也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她是學者，也具有官方身分，顯然可以在評委中為曹文軒做說明。
那一屆全球共有28位作家角逐安徒生獎，評委中有巴西的出版人，有阿根廷的編輯，有伊朗的幼教專家，有美國人。評選的時間其實很短，在這麼短的時間裡，如果有人可以有條有理把某個作家清楚地介紹給大家，這多少會讓大家安心——也許不能說他比較好，可是選他應該是沒問題的。這對曹文軒來說，是很大的優勢。
▉戰略二：翻譯品質是獲得國際注目的重要關鍵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2017年英文版《青銅葵花》獲得專門獎助優秀翻譯作品的英國Marsh Christian Award兒童文學翻譯獎。獎項公布時，評語裡提到這本書文筆優美且具有詩意。2017年陳伯吹兒童文學獎也把年度貢獻獎給了本書的譯者汪海嵐（Helen Wang）。
汪海嵐（右）以《青銅葵花》英文版獲Marsh Christian翻譯獎。（取自官網）
汪海嵐是約克郡出生長大的英國人，從小就對異國文化很有興趣，大學在倫敦亞非學院研習藝術跟考古，大二到中國學習漢語，一年裡大江南北遊歷了十幾個省份，包括敦煌莫高窟等等。她非常喜歡中國文化，後來更與中國人結婚（汪即是來自她先生的姓）。
大學畢業後，汪海嵐進入大英博物館工作，在東亞古錢幣館擔任館長。整體來說，她不是一名普通的譯者，她是個漢學家，文化造詣很好，具有文學和文化的底蘊。她先生常到中國出差，帶回很多童書，她像故事媽媽一樣，常為兩個小孩讀中國童書。她對中國童書十分熟稔，不僅理解兒童，也理解童書語言。
她也是一位資深譯者，譯過余華的小說，也譯過沈石溪、林滿秋的《腹語師的女兒》、《安的種子》等等。她還找了跟她一樣把中國童書譯成外文（包括瑞典文、丹麥文等等）的譯者組成俱樂部，常聚在一起討論中國童書。
2012年汪海嵐成立網站Chinese Books for Young Readers，不只介紹書，也介紹中國作家、中國畫家，以及留英、留美的中國兒童文學相關人士。曹文軒受到國際注目，《青銅葵花》的翻譯影響重大，最大關鍵是好的翻譯品質。
擷自汪海嵐設置的Chinese Books For Young Readers網站首頁
▉戰略三：問對地方，找對人，海外版權商是一大關鍵
江蘇少兒出版社其實早就有意對外推銷《青銅葵花》，但一直賣不出去。後來他們找來版權代理人姜漢忠，他讀了覺得不錯，而且多少帶有為國家爭光的心理——國家意志的氛圍是有具體影響力的——便接下這項任務。
對外推銷需要許多文件，包括作者和作品的介紹、銷售數據等等都需要翻譯。通常這類文件的翻譯都是由版代負責的，但出版社極力促成，甚至同意由出版社來負擔翻譯費用。這些操作已超出一般商業機構的成本考量了。
姜漢忠找到英國著名的版代，對方讀完資料後的回應是：故事似乎很有趣，角色和背景都不錯，但作品風格太過簡略。這是個委婉的說詞，意思是譯文太過普通一般，還不到優美、吸引人的地步。因此江蘇少兒出版社又出錢，尋找專業譯者重譯，並特別選譯最能吸引人的段落，絲毫不敢大意。
英國版代拿著這些資料去找試讀者，做成推薦報告，開始往外推銷。試了9家出版社，最終Walker表示興趣並提出報價，但要求中國補助一半的翻譯費用（另一半翻譯費則向英國筆會申請）。從2011年開始尋找國外買家，到2015年正式出版，這場前哨戰為期4年。
2016年《青銅葵花》得獎，2017年同時登上《紐約時報》跟《華爾街週報》的暢銷排行榜。
這段過程中有幾個關鍵人物，比如英國的版代，他會索取適當的資料，他知道要準備什麼資料給別人。我們可以相信，中國在這裡開始學習到：該準備什麼樣的資料；要尋找知名的出版社，在行銷操作上才容易打進主要市場。
中國為曹文軒的舖墊，包括找國外得獎插畫家合作、讓眾多國際專業人士來討論他的作品，得到肯定與推崇，這對信心是有幫助的。這樣的信心，同樣反映在集體的中國創作者身上。當你越來越覺得這件事情是理所當然、應該要這樣做，你就不會畏首畏尾，對外推銷時就可以理直氣壯，認為我們是有資格可以得獎的。
■戰略四：進口童書及圖畫書數量的設限
2017年初，中國官方下令給各出版單位，要對進口童書，尤其是圖畫書進行數量和比例上的限制。這顯然是有點保護主義跟國家主義，台灣社會可能一聽到「設限」兩個字就非常不喜歡，因為違反了我們的基本價值。但老實說，在現實上它還是有個優點，就是遏止了一些亂象。
在黃金年代的「榮景」下，中國面臨的不只是翻譯書遠遠超過自製書的比例問題，更大的問題是翻譯書的品質下降。翻譯作品良莠不齊，什麼亂七八糟的書都一窩蜂引進。很多人仍舊抱持著「國外出的書一定是好的」觀念，出版社拼命譯書，繪本的「黃金年代」口號，更加劇這種現象。
中國的岀版限制政策，某種程度上遏止了這個亂象，只是一不小心也可能造成其他問題，比如強烈要求1比1、1比2的岀書比例。對於自製書來講，不可能一下子達到這樣的數量，反而可能使品質出現問題。
原則上，雖然翻譯與原創書籍的數量不應嚴格限制，但是當兩者的差距太大時，我們還是得注意，某些品質不佳的作品有沒有必要引進，以免造成資源的分散浪費。
（來源：上海國際童書展）
▉戰略五：大量邀請國際專家參與獎項和書展，讓自己被看見
在官方的有意運作下，中國的圖畫書獎項也成了與國際勾連的關鍵環節。
豐子愷圖畫書獎成立於2008年，第一屆於2009年頒出，3個大獎得主都是中國作家。這有兩個影響：第一個影響是國際視野的拓寬。中國原先也有許多獎項，但都在國內進行評選。而豐子愷圖畫書獎請來的評審則都是有涉外經驗的，頒獎的嘉賓、論壇的主講人都是國際作家。中國的兒童圖畫書，因此獎項突然跟國際扯上了關係。
另外，中國原先偏重文學作家，較少關注插畫家。豐子愷獎成立後，對童書的觀念開始改變，視野放寬，插畫家的信心也增加了。
上海國際童書展舉辦的「金風車國際青年插畫展」，指在培養年輕人的信心跟國際視野，也是一種「我們跟國際有關係」的感覺。現在有越來越多中國年輕人到劍橋學插畫，去義大利學設計，他們開始有信心接觸外面的世界。
陳伯吹兒童文學獎在波隆那書展館場（周月英攝）
另一個重要獎項是陳伯吹兒童文學獎，它在2014年更名為「陳伯吹國際兒童文學獎」，在官方的協調下，正式列為上海國際童書展的獎項。上海書展儼然成為讓國際認識中國出版的重要場所，講交流是比較客氣的，本質上，這就是要讓國際認識中國的童書作品、認識中國的童書作家和畫家。
陳伯吹獎共有4個獎項，文字獎只頒發給中國作品，另外三個獎（年度繪本、年度作家、年度特殊貢獻獎）通通都有國際人士參加評比。這些獎有時會頒給外國創作者，所以也吸引了滿多外國人士關注這個比賽，到上海參展甚至參賽。
從評選的角度來看，現場的翻譯設備不足，評審大多只看圖像，雖然現場有一名口譯，但沒辦法照顧到眾多評審。這個獎有公信力嗎？評審看不懂中文，不奇怪嗎？但就策略來說，它成功增加了中國童書界與國際交流的經驗，也影響中國出版人的工作方法。
改變，不是一時可見的，但影響很深遠。它形成一種重視專業的文化氛圍，對創作者、對作品，甚至對讀者都發揮了作用。
2018年11月上海國際童書展正式宣告與波隆那童書展主辦方結盟（來源：上海國際童書展）
▉戰略六：啟動各種國際合作模式，讓專業know-how直接橫向移植
中國開始認識到「專業」的重要，啟動各種國際合作模式。最基礎的是出版社跟國外出版社合作，不只一本書，也可能是整個機構的合作，甚至是買出版社這樣的規模。
除了上海國際童書展、上海國際出版人訪問計畫、亞洲兒童文學大會等國際推廣模式之外，2018年上海童書展跟波隆那童書展正式合作，當他們在這方面快速學習時，那是很可怕的，因為他們學的是別人的know-how，是直接橫向的移植。
上海國際兒童書展，目前還有很多零零散散的缺點，但他們是朝著此目標前進的，這些過程便都是他們的經驗。
這些獎項和書展，都是為了形成一個具競爭力的「國家代表隊」而練兵。它得有優秀的球員組合、有好的教練，更要有戰備和計畫。
2018年波隆那童書展以中國為主賓國（來源：波隆那書展官網）
▇從門外漢到IBBY主席
總結中國攻下安徒生大獎的獲獎之路，看起來像是各方面的條件水到渠成，但主要的前提，在於源頭的目標牽引。海飛的CBBY先設定了「中國一定要有人得獎」，後續的力量方得以匯聚。即使沒有明文宣布，但所有行動都是朝著這個方向發展。
回顧1996年海飛接任CBBY會長時，中國在世界級圖畫書的殿堂前還只是個旁觀者，什麼事情都不懂，像個門外漢。但中國這個門外漢，不斷積極地試圖打入核心。
中國不斷邀請國外專家，幾乎凡是當選安徒生獎主席的人，都被邀請到中國參加北京書展和上海書展，擔任貴賓，或者擔任評審。得過安徒生獎的人，中國出版界便會不斷創造合作的機會。這些人各有專業，但他們同時都與安徒生獎有關。
海飛任內，上海童書展升格成國際性的童書展。整體看來，在他的大計畫裡，這是個策略性的書展，它提供了國際交流的機會，而且把國際名家都請到中國，去看中國的圖書。
2018年，曾任職中國外交部的張明舟，被選為IBBY主席。我們不妨比喻，這位置有如瑞典學院之於諾貝爾文學獎般重要，這也是一件大事。它並不是憑空發生的，而是中國積極去參與得來的結果。中國未來在IBBY以及國際童書領域的表現，更值得我們觀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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