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回，我聽說拉丁美洲的小說在台灣很難推廣給大眾時，都會大吃一驚。曾有一個時期，我感覺到四周的氛圍在在都表明了，最出人意表的文學，只會在拉美誕生——或許那種興奮之情是有點偏執與過頭了，通常我也只放在心裡，不說出來——然而，不管是否直接師承，總之，難以想像，誰若要研究台灣文學的幾個重要作者，可以略過拉美文學影響不談。2017年我讀到過的最好小說之一，是西塞．埃拉（César Aira）的《鬼魂們》，著作等身的他，在台灣似乎也只有這個譯作，這背後有什麼結構性的因素，也許有機會可以再請教方家。

也就是今（2019）年，我在一篇訪談中讀到，新譯的《百年孤寂》，「邦迪亞」會變成「波恩地亞」，我感覺我好像要病倒似的——彷彿橘子從此被變成了橘呀子。這當然是身為讀者不合理的任性，但這個衝擊更震撼了我自己，原來馬奎斯的人物是這般深植在心，一旦被改了名字，就彷彿你本人被改名一般。當然啦，這也是因為我有過一段爛熟在馬奎斯小說裡的年少時光……。能夠隨口就背誦出馬奎斯小說段落的台灣作家，我隨手一數就有一隊。在這樣的情況下，是否要關心作家的生平？看作家的傳記電影？有時非常尷尬。前者也許沒有小說有趣，後者也許存在先天的困難——我曾開玩笑地說過：「畫家至少可以拍拍潑灑水彩，作家？觀眾能盯著作家寫字或打字5分鐘以上嗎？然而盡拍些作家沒在寫作的畫面，又與文學有何關係呢？」

我的說法太極端了，因為《馬奎斯如何成為馬奎斯》（2015）就可以說是找到了一個不錯的平衡點，既不會流於將作家造神的讚頌會，也沒有變成「理論加文獻」的講義影像化。它由馬奎斯傳記的作者提供了若干傳記資料，但更有多位受訪者「說故事接龍」的興味，這是同類型紀錄片往往沒能做得非常出色的部份，頗值借鏡。

配樂的感情鮮活又恰到好處，影像內容具有充份剪輯過後的眉目清晰。如行雲流水般的90分鐘，呈現了馬奎斯一生中的多個轉折點，就連他與前古巴總理卡斯楚談話的檔案畫面都被找了出來——使得我們可以直接看到，兩人針鋒相對中的機鋒。前美國總統柯林頓的受訪，重點還不在他對馬奎斯的喜愛崇仰，而是間接地讓我們知道，馬奎斯如何視自己的書寫為介入社會與政治問題的契機。由於柯林頓在影片成為焦點之一，多少會轉移了觀眾對馬奎斯本身左派反美帝背景的注意力，這是本片少數幾個「廣告化大於電影思想性」的遺憾之處。

影片中也回顧了馬奎斯最爭議也最為眾人所知的「公案」：他與關押了不少政治犯與文學家的卡斯楚（Fidel Alejandro Castro Ruz）的友誼。我還記得年輕時讀到過的說法，有說馬奎斯面對人們的質疑時，回嘴道：如果他要教卡斯楚怎麼處理政治，卡斯楚豈不要反過來教他怎麼寫小說了？在這個版本中，彷彿馬奎斯是一個友情至上，毫不願擔當更多思考與責任的人（或混蛋）。然而，在影片中，我們會看到實情恐怕更加複雜微妙。儘管在短短的影片中，不可能太過深入任何問題，然而不同的證言至少提供了更多的線索，修正了以往傳說中太過簡化的形象。

如果按照電影中的敘述，馬奎斯作為作家有幾個不典型、但相當有趣之處。一方面，他有過完全不被文學主宰的人生時期，全力投入與文學無直接關係的工作養家活口，他也不感到適應不良。另方面，寫作的熱望也還是會突如其來地襲擊他——而他也就臣服於那如熱病或天命一般的創作慾。至少有兩次，馬奎斯是靠著可以不付或拖欠房租而得以長時間寫作，其中一次就是在完成《百年孤寂》的過程中。這段經驗由馬奎斯本人高度「小說化」的口吻親述，無論對說與聽的人而言，都份外有滋有味。

馬奎斯是一個非常理性的作者，這給了世界各處有心保衛本土、駐守地方的創作者相當大的鼓舞與啟發，其中當然也包括台灣。老實說，當電影帶我們走過《預知死亡紀事》中，關鍵的廣場與小巷時，我還真是很難不感到激動呀，畢竟，方位正是這部小說中最戲劇化的角色之一。真希望畫面可以停留得更長久一些，讓我們一一看到小說中曾出現過的地景。

許多作家都曾有過記者的身份，然而對馬奎斯而言，那並不只是一時的職業選擇。他不僅在深化報導上開展了某種他自己的文學眼，終其一生，他也灌注精力，親自培育更好的新聞寫作者——新聞曾與自由、平等與面向大眾息息相關。儘管這些年，新聞與媒體頗令人有病入膏肓之感，但「非虛構寫作」的文學性，卻也再次引發關注與風潮——影片給出這個馬奎斯一生不棄的「非虛構分身」，也是影片在今日另一個能夠刺激我們思考之處。

中譯片名《馬奎斯如何成為馬奎斯》其實頗得電影敘事的精髓——23歲時，尋求出版的馬奎斯不只被打槍，還被勸導改行。然而，也是同一個馬奎斯，幾年前由哥倫比亞的《新觀察報》副刊刊出了他寫的故事，副刊還另刊出短文，呼籲讀者「關注一位初出茅廬的無名作家」，伴隨而來的盛讚，使馬奎斯產生了「一生都回不了頭」的文學強烈情牽。

本來大家以為會當歌手、大學時常爛醉、駐巴黎時工作的報社還倒閉——馬奎斯怎麼變成馬奎斯的？確實不是一個始終帶有必然性的過程。那不只是他個人命運怎麼變化的故事，也充滿了值得文學愛好者思考的文學史命題。雖然諾貝爾文學獎令馬奎斯為世界各地所知，但那不倚賴諾貝爾獎盛名即有的文學眼光與熱忱，那個現在相對於馬奎斯，彷彿變成「無名編輯」的編輯，或許單單只是想盡責做好自己的工作，而這難道沒有起了比諾貝爾獎還更決定性的力量嗎？這個小故事的寓意也許就是：關於文學，與其研究諾貝爾獎或國際文壇究竟存在什麼機制，或許還不如認真閱讀並信任，每個就在我們周遭的「無名作家」。●

本文經「Giloo紀實影音」同意轉載，原標題為：〈無法預知的馬奎斯紀事〉

▋Giloo文學影展：寫字的模樣

▋《馬奎斯如何成為馬奎斯》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奎斯，是拉美魔幻寫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也是20世紀最有影響力作家之一。《百年孤寂》一書多年來啟發過許多人的心靈。成名後的他，甚至曾試圖促成美國與古巴和解。電影從其童年成長的阿拉卡塔卡出發，追溯馬奎斯從離鄉、以記者為業、到專注文學路上的蹤跡，同時描繪他深具人文關懷的一面。

《馬奎斯如何成為馬奎斯》預告，全片於Giloo平台獨家放映，觀影連結：http://bit.ly/2KyoBJI

隨身帶著艾倫．賽伊（Allen Say）的《Drawing from Memory》和《The Inker’s Shadow》兩本圖文傳記，在德國旅次間閱讀。第一站來到柏林，柏林是個背負著深沉歷史記憶的城市，創傷和重生交織成今日的風貌。班雅明曾在手書的《柏林童年》中，深情回眸幼時片段，那屬於個人生命中的靈光，標誌出這座城市無可挽回的過往，和時代終將消逝的隱喻。

個人的生命史和時代的變動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由班雅明，我想到賽伊於1994年獲得凱迪克大獎的作品《Grandfather’s Journey》，這本書是我認識這位創作者的起點。全書以27幅相同大小的圖畫組成，一張張類似人像照片的寫實水彩畫，閃動著流利淡雅的光影，組合成一本家族相簿，述說著賽伊家祖孫三代流離變遷的經歷。

圖畫中的人物表情大多若有所思，眼神幾乎沒有交集，像是被相機拍攝下來的停格靜態畫面。簡約的文字默默地連貫起這些「決定的瞬間」，反而使得讀者對圖像縫隙之間的弦外之音更加好奇。這本看似極端安靜的書，帶著強大的後座力，讓我一本、一本追隨賽伊創作的腳步，也因而發現：賽伊的每一本書，都像一塊心靈拼圖，記錄了他生命中的某一個片段。

賽伊原本的姓氏是清井（Seii），日文名浩一（Koichi），父親是個韓國孤兒，由居住上海的英國家庭扶養長大，母親則是出生在美國舊金山的日裔美人。在他1999年出版的《Tea with Milk》中，細述父母親的身世和兩人相識相戀的過程，深刻描繪這兩個擺盪在異文化之間的年輕人，身處於祖國卻好似異鄉人的困頓心情，和他們相濡以沫的情感。

賽伊於1937年8月28日出生在日本橫濱海邊的一個小漁村，童年玩伴大多是漁夫的小孩。媽媽害怕他會掉到海裡，總是把他留在家中禁止外出。在正式入學前，親自教他讀書識字，這使得賽伊在孩子群中特別受歡迎，就像他2005年的作品《紙戲人》（Kamishibai Man）一樣，可以讀漫畫書、說故事給小朋友們聽。

媽媽的策略成功了，他整天在家看漫畫書，於是就畫了起來，才四、五歲，心中已暗自決定：長大之後要成為漫畫家。心思敏感、善於觀察的賽伊，畫著眼前所見到的，以及想像中的一切，還不斷複製漫畫書中的圖畫。畫畫的時候他總是特別開心，完全不需要玩具、朋友或父母親的陪伴。他的父親為此很不高興，他期待賽伊成為「有用的人」，將來要自己賺錢營生。在父親的觀念裡，藝術家大多懶惰、邋遢，而且不值得尊敬。

每天只要父親出門去東京工作，賽伊就開始畫畫，然後在父親回家前把畫藏起來。1941年二戰轉劇，炸彈開始空投在賽伊居住的城市，母親帶著他和妹妹早苗（Sanae），疏散到廣島附近的鄉下，寄居在母親的伯父家。老宅中獨居的嚴厲老人讓賽伊又害怕又好奇，也成了他1974年出版的《Once Under Blossom Tree》的靈感來源。

4年之後，戰爭結束，然而一切也都毀滅了，橫濱的家已經毀於戰火，就在1945年8月他8歲生日時，美軍進駐日本。父親在九州佐世保找到工作，全家移居過去。小學六年賽伊唸了7間學校，常常得適應新的學校和老師，自然成為被同學欺侮的對象。只有小學一年級的導師森田稱讚他有畫畫的天分，在此之前從來沒有人這麼說。森田還把他的畫送去參加比賽，得到了第一名。

日美和平了，但賽伊的父母親卻離婚了，家庭的破碎讓他經歷了無限的痛苦。父親帶著他和妹妹離開母親，很快有了繼母。他想念在橫濱工作的媽媽，11歲時，媽媽將他接過來，安置在東京的外婆家，但長久獨居的外婆不喜歡和賽伊同住，總是說：「你又在畫畫了！」口吻就像他父親一樣，認為藝術家不值得信賴。

最後外婆提出交換條件：如果他能考上知名的私立中學，會另租一間公寓讓他自己住。入學考試非常困難，但想到可以一個人盡情畫畫，這個提議對賽伊非常有吸引力。就在13歲生日前，他搬進被他視為「藝術工作室」的簡陋住所，狂喜地投入人生另一個階段，《Drawing from Memory》書封上，那個凌空漂浮的少年，正是他當時心情的寫照。

在賽伊的心裡沒有「讀書」這件事，他經常自己寫假單翹課，沒日沒夜地躲在斗室裡不停畫著。直到有一則新聞觸動了他：有個大阪少年為了學習漫畫逃家，走了16天到東京，被漫畫家野呂新平收入門下。賽伊從小最喜愛的漫畫家正是野呂，小學一年級開始就看他的連環漫畫。偷偷收藏的漫畫書是不能讓父母發現的祕密寶藏，從書中他看到人生的第一隻恐龍，還有許多超自然的生物，都深深震撼了童稚的心靈。

於是賽伊登門請野呂大師收他為學徒，除了上學，13到15歲這段青春歲月，他都在老師的工作室度過。對這個失去家庭溫暖的少年來說，野呂既是教導他畫畫的老師，也是他心靈上的父親，形塑了他日後對藝術的態度和人生理念。賽伊於1979年出版了文字書《The Ink-Keeper’s Apprentice》，在2011年又重新繪寫為圖文書《Drawing from Memory》向老師致敬，也記誌這一段持續終生的師生情誼。

好不容易生活略為安定，父親突然要求賽伊和他的新家庭一起移民美國，猶如生命中的海嘯席捲而來，不覺步上了家族輪迴的宿命。賽伊為此非常猶豫和恐懼，老師卻鼓勵他：「旅行是最偉大的老師。」

帶著老師的教誨「每一次的畫畫不只是練習，而是發現的過程。」16歲的少年決定勇敢跨出探索的腳步。離開日本的前一晚，他燒毀了累積數年的素描和畫作，準備好做一個自由人，到新世界去追尋夢想。

1953年的夏天，賽伊剛在加州上岸，父親給了他10元美金，丟下一句「別讓我丟臉！」就把他送去一所朋友開設的軍事訓練學校。賽伊是唯一的非白種人，年紀比同學都大，英文程度只能看懂童書，口語表達也不流利，自然受到同儕的排擠。他必需兼做雜役，好負擔食宿，他住在儲藏室裡，卻想像那是梵谷作畫的房間。在那段孤絕的日子裡，他只能偷偷畫畫。他不知道自己是誰，有時他化身成野呂筆下連載漫畫的角色Kyusuke，自己和自己對話、爭辯、逃避痛苦的情緒……

賽伊越來越嚮往見到「真正的」美國，一年之後，他帶著簡單的行李和野呂送他的畫具箱逃離了軍校，終此一生，賽伊對暴力和戰爭深痛惡絕。這時，無情的父親和他斷絕了父子關係，走投無路的賽伊決定放手一搏，他走進小鎮裡的高中，要求校長讓他入學。素昧平生的校長傾聽了他的請求，讓他跳級4年讀高中，還安排他到印刷廠打工。賽伊後來回想起來，都覺得這是不可思議的美國夢。

高中藝術課老師非常欣賞賽伊繪畫的才華，特別為他申請了週末到洛杉磯進修藝術課程的獎學金，他因此結識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也開拓了藝術的視野。賽伊的人生行路或許顛簸坎坷，但若沒有這些貴人的無私相助，他能絕處逢生，成為世人所知的藝術家嗎？

高中畢業後，賽伊迫不急待向舊金山出發，那是母親珍愛，卻再也回不去的出生地。從藝術設計學院畢業後，賽伊曾返回日本，還發誓再也不回美國，但日本已不同往昔，再度回到美國後，他當一名看板畫家的助手，後又進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修習建築。2000年出版的《The Sign Painter》，就是當年賽伊在現實和理想之間擺盪的寫照。他在這本書中援引了美國當代藝術家喬治亞．歐姬芙（Georgia Totto O'Keeffe）、諾曼．洛克威爾（Norman Rockwell）和愛德華．霍普（Edward Hopper）的圖像和風格，顯示出他對美國文化的認同。

1962年賽伊被徵召入伍，到德國服兵役。兩年役期間，他對攝影產生了莫大的興趣，退伍回到加州後，從事商業攝影的工作。朋友們一直鼓勵他畫插畫，於是在1972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圖畫書《Dr. Smith’s Safari》。1974年出版的《Under the Cherry Blossom Tree》是一則日本民間故事，插圖充滿了日本文化的元素，受限於當時的印刷條件，賽伊只用墨色作畫，但生動的線條非常引人入勝。

賽伊曾說，他常常分不清楚事實和夢境，記憶中每件事似乎都是真的，但沒有一件事是準確的。最精彩的例子就是：1982年他出版《The Bicycle Man》時，帶著新書回日本參加小學同學會，當他提起書中寫到的那兩個美國士兵，曾向校長借腳踏車，在學校的運動會場表演特技的往事時，竟然沒有一個人記得這件事。同學們笑他好似去龍宮復返的浦島太郎，記不清前塵往事。只有賽伊心裡明白，身處於一個已經失去過往的世界，他的童年只存在他的腦海裡。

在賽伊的記憶寶庫裡，儲存著各種知覺的影像，藉著放大、縮小和拼貼各種手法，加以改變之後，將它們穩妥地安置在他的作品中。於是賽伊不斷挖掘深層的內在，享受反覆述說它們的樂趣，那些帶有夢境及潛意識色彩的情節，混合了傳記元素和幻想，加上他對視覺精確的掌握和經營，呈現似真似幻的圖畫故事，創造了一個介於虛實之間的閱讀世界。

1984年由Ina R. Friedman執筆，賽伊負責插畫的《How My Parents Learned to Eat》出版，談的是東西文化的交融。這是他首部全彩的作品，卻因為不滿意印刷出來的顏色效果，讓他失望挫折到決定要放棄插畫，繼續從事商業攝影工作。

若沒有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Houghton Mifflin）的編輯羅倫（Walter Lorraine）慧眼識英才，就沒有賽伊以圖畫書展開的第二人生。羅倫鼓勵賽伊重拾畫筆，由Dianne Snydere改寫日本鄉土傳說，1988年出版的《The Boy of the Three-Year Nap》得到了凱迪克銀牌獎和波士頓環球號角書獎的肯定，這時賽伊已經51歲了。在這份殊榮的鼓舞下，賽伊完全退出攝影界，全心投入兒童圖畫書的創作。

除了探索自己的生活和記憶之外，賽伊還寫繪過廣泛的主題，《A River Dream》和《失落之湖》（The Lost Lake）尋找失落的天堂；《中國鬥牛士王邦維》（El Chino）藉著華裔鬥牛士王邦維的自傳，探觸如何克服文化和身體的刻板印象；《Stranger in the Mirror》關心年齡歧視和老齡化的議題；《艾瑪的毯子》（Emma’s Rug）探索藝術創造的源頭；《艾莉森的家》（Allison）是一個跨文化家庭收養的故事，傳遞了賽伊對「家」何以組成的信念；《紙戲人》（Kamishibai Man）則是他對已然消逝的傳統文化，無限的緬懷和敬重。

洛杉磯日裔美國人國家博物館（Japanese American National Museum）曾於2000年為賽伊舉辦插畫展，當時館內正展出二戰期間日裔集中營的照片。自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對日本人有深深的敵意，即使已經是美籍的日人，也被視為敵方，許多日本移民都被送進愛達荷州、奧瑞岡州的集中營。同樣身為離鄉背井的移民，賽伊被這段歷史深深撼動，因此創作了《Home of the Brave》和《Music for Alice》二書，他對往事的回顧不再侷限於小我，更擴及國族的集體記憶。

《追憶似水年華》作者普魯斯特認爲：人的生活只有在回憶中才形成「真實的生活」，回顧是和遺忘的抗爭。賽伊為了力抗記憶的如煙消逝，將自己的經驗化為故事，並從中梳理出脈絡，組合進自己的世界觀，因此他稱自己的作品為「真人實境的虛構故事」。這些故事連結了他的想像力和夢想，激發了他追求生存的力量，讓他漂流在異文化中不致滅頂，在反覆提問「我是誰？」時，尋得自己的主體認同。

賽伊在創作一本新作品時，並非事先安排故事大綱，而是不停地塗鴉，先畫上百張草圖，再從其中產生構想。他早年的畫風常運用漫畫手法，在接受學院的訓練後，他純熟掌握西洋畫的技巧，但無論在構圖或設色上，都仍可見到來自日本畫的傳統。1994年他獲得凱迪克獎的殊榮，他是唯一得到這個獎項的日本人，並不是因為他的作品帶有異國風，而是他創作的圖畫書，真正搭起了文化溝通的橋樑。

導演費里尼曾說：「一切藝術都是自傳，珍珠，是牡蠣的自傳。」牡蠣因為傷口的刺激，拚盡全部的力量療傷，成就了晶瑩璀璨的珍珠，對賽伊而言，他用畫畫寫日記，他的書是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經由創作的淬鍊，這個曾經受傷的靈魂，得到了療癒和昇華。他創作的每一本圖畫書都是他的自傳，都是生命中無價的珍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