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藝伎盟友：重新形塑敵國日本》是一本討論形象建構的書，更確切地說，是描述二次大戰勝方的美國，如何因應己身的需要，賦予戰敗國日本不同的形象與面目。形塑的過程中，摻雜著種族、性別在內的雙重歧視，交相作用。

作者澀沢尚子出生於日本，成長於美國，在美國完成她所有的學術訓練，專長20世紀美國史，特別是戰後美日關係及冷戰文化史。從學術史的脈絡來看，本書嘗試回答戰後國際外交史上的重要課題：為何戰後美日雙方能快速從敵對的占領關係，轉換成冷戰時攜手合作的盟友？關於這個問題，歷來的解釋頗多，作者從中另闢蹊徑，跳脫既有政治外交的視野，改從大眾文化的角度進行觀察，提出了新的解釋。

作者指出，當美蘇對峙開始，在冷戰的架構下，建立美日間的友好同盟是近乎必然的選擇。但這項理性上的合理判斷，要如何取得美國民眾在情感上的支持和認同？尤其在珍珠港事件之後，隨著戰事演進而益發強烈的仇日情緒，成為官方最大的挑戰。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主導美國政治的上層菁英，進行了一場刻版印象的置換，將原有的白種人／黃種人之種族差異，代之以當時美國大眾文化中的另一類偏見話語，即「男性高於女性」、「成年人優於兒童」，應用「女性」和「兒童」的意象，創造日本人在美國人心目中的新面目。

▉溫順服從、有待教導

比擬成「女性」，揭示著日本人為溫順服從的弱者；比擬成「兒童」，暗示著日本在政治的落後和被改造的潛力。無論何者，都營造出日本必需由美國予以開化、教導的形象。這個由戰後美國各路自由主義派人士所描繪的日本新面目，經由主流媒體無孔不入的宣導之後，匯聚出新的民意，構成了美日結盟底層的情感基礎。

要捕捉這個細緻幽微的文化面向，是非常不容易的工作。作者以各種不同的切入方式，試圖證明這項無形而抽象的轉換工程。經由戰後美國人赴日本的回憶，這些經過戰火洗禮、對日本仍同仇敵愾的人們，對日本印象的改變，往往來自和日本婦女和兒童的接觸。戰時不共戴天的仇恨，以及日本軍人妖魔化的印象，逐漸被婦女的溫柔和孩童的天真所軟化。駐日美國人逐漸與在地日本人建立了新的關係，包括對孤兒院的慈善救助，或更個人層次的、與日本女性（即所謂的「寶貝桑」）發生情感或肉體的關係。

這些一開始為官方所反對或禁止的行為，漸漸匯聚出一種新的認識，並為大眾媒體所採用。日本兒童或婦女的照片占據著期刊，形成對日本的新印象，也逐漸為官方所追認。戰後代表美方主導日本政治的麥克阿瑟將軍，在區分日本與德國的戰爭責任時，即是以「兒童」的譬喻看待日本：不同於德國的「成熟」，日本仍是一幼稚落後的民族，需要美國移植、引導他們走向前進的民主之路。

這樣的論調，成為後來現代化理論的核心，這種以美國為最先進的線性文化發展理論，也獲得了來自學界的支持。麥克阿瑟口中政治上的「幼稚」，以學術話語來說，即為「封建」。

▉來自學界的支持

美國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著作，如《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舊譯《菊花與劍》）、《種族：科學與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等書，雖然反對種族主義，但肯定了「種族特性」或「民族性格」的先天存在，因而使日本被定性為「女性化的種族他者」。

潘乃德戰前從未到過日本，也不懂日文，但因為與美國官方的想法接近，她的研究大受好評，以人類發展和文化缺陷說明政治衝突的起因，更廣為人所接受。而持相反觀點，認為美日其實並無本質差異而是互為參照的另一學者海倫‧米爾斯（Helen Mears），著作則鮮為人知。

這不是潘乃德或麥克阿瑟個人的問題，經歷二次大戰，種族主義或歧視雖已成為眾所批判的錯誤，但卻不曾消失，而以西方文明優越論的方式重新上架。從戰前的佛洛伊德、弗朗茲‧博厄斯（Franz Boas），到戰後的湯恩比、阿德勒等學者，都充滿這種西方文明至上的論述，尤其當美國成為冷戰中西方民主陣營領袖後，更為激化。

這種論述本身便帶有強烈的男性色彩，及歧視女性的特質。日人成為「囚於琥珀中的蝴蝶」，柔弱、被動，如同《蝴蝶夫人》中的藝伎，等待美方拯救。

▉被軍國主義挾持的天皇

作者引用了數則例子，說明日本女性化、兒童化的形象建構，裕仁天皇是其中之一。戰後多數美國人都支持對日皇的審判，連日本內部都有廢除聲浪，但經過媒體重塑後，天皇成為被軍國主義者挾持的「親善日本人」，這正符合杜魯門或麥克阿瑟保留天皇的政治判斷，官方也樂於鼓吹「善良」天皇相對於「邪惡」軍國主義者的論述。

天皇的易於操縱，除了符合戰前歐美視日本人如玩偶般的形象，同時也符合陰柔軟弱的女性特質，無論裕仁或皇太子明仁，都需要美方的教導。另一方面，陸軍大將東條英機則被刻畫成具有性變態或不正常男性特質的形象，媒體報導對他極盡羞辱之能事。性別偏見的詞彙或意象，在過程中反覆被提及，形成信任和不信任的共同理由。

另一組例子，則是日裔美人川北友彌，和以羅伯特‧西山幸正為代表的赴美留學生。川北在戰時返回日本，後遭控在戰俘營中參與虐待美方戰俘，被判叛國罪。整個審判過程，顯示了冷戰敵我分明的論述。一連串的法院攻防，除了一貫將川北給予性別的醜化，也顯示「愛國」界線的成形。

戰後美國的日本留學生群體，則成為另一種樣板。西山曾經是神風特攻隊，連他這樣的人都被美國文明所教化，完成了美國人引領日本甚或世界文明的自我滿足，也開脫了內部種族主義的歧視。前者打擊了陰柔狡詐、暗懷鬼胎的日本，後者則塑造了陽剛上進、積極服從的日本，顯示美國在面對這個亞洲盟友時的複雜心情。

▉從末停歇的形象塑造

戰後面對日本時，美方還有另一重要的情感，即對原子彈轟炸的罪惡感。然而就算是要彌補這份罪惡感，性別論述仍在其間發揮作用。作者分析兩個在官方禁止對原子彈受難者給予救助的前提下，由民間主動進行救助的重要救援計畫：一是認養當地孤兒院院童，定期匯款支援的「精神的養子」計畫；另一則是將被原子彈爆炸毀容的婦女，送至美國進行整容的「廣島少女計畫」。

兩者都可以看到視日本為兒童、女性的象徵性作用。好萊塢影片更是充滿類似意象，作者以馬龍‧白蘭度1957年的電影《再見》（Sayonara）為引，一路討論到《男藝伎》（The Geisha Boy，1958），指出好萊塢如何為日本創作出神祕而女性化的「東方」形象。跨種族的愛情是常見的主題，日人多半為女方，男主角則為西方白種男性，影片裡暗藏著對同盟的推銷，以東方主義和性別主義的觀點，鼓吹美日的親善。

這類日本形象的塑造，在作者看來從未完全停歇。在美國人眼中，1964年的東京奧運，展現了日本接受美國人教導的成果，但在報導時仍不脫視日本為異國的、東方的、他者的、女性的歧見。在這層夥伴關係裡，美方對日本還是保有不安的敵意，保有某種種族主義式的恐懼感，當日本經濟崛起後美方的反應可見一斑。

雖然美方極力宣導美日的親善，但還是未能說服所有人。日本既是盟友亦是敵人的兩種思路，形成美日關係的奇異張力。然而，不管採取哪一立場，種族式和性別化的歧視，都隱隱發揮作用。自由主義者期望建構的美好烏托邦，在他們未曾意識到的偏見作用下，似乎註定走向失敗。也因此，本書看似僅在討論美日關係，卻也暗示著更為現實的問題意識。

▉從文化角度切入政治外交史

本書原書出版於2006年，繁體中文版是採用2011年江蘇人民出版社的簡體中文版。然而簡轉繁後，某些名詞校訂和編輯格式上，或許還可再多下功夫。所幸瑕不掩瑜，距離原書十餘年後，仍可給予台灣讀者不少思辨上的刺激。

本書試圖處理的是非常細微的文化面向，必須遊走於美日不同的文化之間，是相當困難的工作，或許只有類似作者這樣的出身背景，才得以掌握。本書最搶眼的，是以文化史的角度，切入屬於政治外交史的議題，書中較少見到外交史常見的大量檔案，而是諸如《時代週刊》、《生活週刊》、電影或回憶錄等較具有「人味」的日常史料，使得全書充滿了同類型論述少有的活潑和趣味。這一方面呼應著近年來方興未艾的冷戰文化史研究，也體現歷史學門中不同次領域及研究取徑「跨界融合」的發展趨勢。

不過，本書最終仍是一本以美國史為起點的著作，是從美國政治、文化主流菁英的角度，去看待對日本兒童和女性化的建構，這當然和作者本身的專業和關注有關。本書潛伏著另一個主題，即是對美國戰後自由主義者的批判，指出他們僅是由一個偏見跳到另一個偏見，甚或只是將舊有的偏見重新包裝上路。

這樣的論述，和本書的視角有其一貫性，卻也忽略日方在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日本人如何看待這樣的形象？過程中是被動或主動參與（抑或反抗）？中間的複雜可能，被這樣的單向視角給抹除了。以電影為例，雖然作者只取樣好萊塢，但1950年代也正是黑澤明等日本導演在國際舞台上初鳴啼聲的年代，這又對日本形象帶來什麼影響？

在被重塑的過程中，日本並非全然無聲、被動的角色，甚至可能呈現了某種「弱者的武器」式的抵抗。一旦忽略了這些，就看不清歷史的全貌。書中所討論美國看待日本的雙面性，若能加入這層因素的考量，將會更形完整。

▉偏見無法消除，唯有不斷反省

戰爭是本書關鍵的潛流，二戰前後日本形象於美國人心中的變化，可以視為廣義的戰爭宣傳和動員，不管是由熱戰進入冷戰，由互相廝殺變成共同防禦，國家都希望藉由直接間接的宣傳方式，來引導民意。如本書所揭示，這樣塑造民意的過程是十分多元的，有時是由上而下的官方宣導，有時則是由下而上，由官方剪輯追認。權力對文化的滲透無所不在，除了提醒研究者以外，即使是一般讀者，在面對各式文化現象時，亦應當加以警醒。

本書更重要的，或許還是對「偏見」的韌度和強度的描繪。當我們刻意排除某種偏見，很可能不自覺落入另一種偏見的泥淖中，也可能只留心到偏見的表層，卻擺脫不了更底層的歧視。

完全無偏見，是不可能實現的空談。尤有甚者，一旦某人宣示無偏見，往往正是陷在偏見中而不自知的徵兆。如同書中論及的自由主義者，他們雖立意良善，但仍擺脫不了種族或性別的歧視。

偏見或許是無法消除的存在，只能透過不斷反省，一次又一次地審問自我，而非指責他人，才能把偏見的影響降至最低。人終究是主觀的動物，難以擺脫偏見的牢籠，但經由反覆自省，至少能看到那牢籠的形構，努力做出不被干擾的決定。澀沢尚子在本書提供了歷史學的示範，指出存在於美日之間過去的偏見。或許我們也該試著反思，在我們生活中那些由偏見所化成的各種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