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藝伎盟友：重新形塑敵國日本》是一本討論形象建構的書，更確切地說，是描述二次大戰勝方的美國，如何因應己身的需要，賦予戰敗國日本不同的形象與面目。形塑的過程中，摻雜著種族、性別在內的雙重歧視，交相作用。

作者澀沢尚子出生於日本，成長於美國，在美國完成她所有的學術訓練，專長20世紀美國史，特別是戰後美日關係及冷戰文化史。從學術史的脈絡來看，本書嘗試回答戰後國際外交史上的重要課題：為何戰後美日雙方能快速從敵對的占領關係，轉換成冷戰時攜手合作的盟友？關於這個問題，歷來的解釋頗多，作者從中另闢蹊徑，跳脫既有政治外交的視野，改從大眾文化的角度進行觀察，提出了新的解釋。

作者指出，當美蘇對峙開始，在冷戰的架構下，建立美日間的友好同盟是近乎必然的選擇。但這項理性上的合理判斷，要如何取得美國民眾在情感上的支持和認同？尤其在珍珠港事件之後，隨著戰事演進而益發強烈的仇日情緒，成為官方最大的挑戰。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主導美國政治的上層菁英，進行了一場刻版印象的置換，將原有的白種人／黃種人之種族差異，代之以當時美國大眾文化中的另一類偏見話語，即「男性高於女性」、「成年人優於兒童」，應用「女性」和「兒童」的意象，創造日本人在美國人心目中的新面目。

▉溫順服從、有待教導

比擬成「女性」，揭示著日本人為溫順服從的弱者；比擬成「兒童」，暗示著日本在政治的落後和被改造的潛力。無論何者，都營造出日本必需由美國予以開化、教導的形象。這個由戰後美國各路自由主義派人士所描繪的日本新面目，經由主流媒體無孔不入的宣導之後，匯聚出新的民意，構成了美日結盟底層的情感基礎。

要捕捉這個細緻幽微的文化面向，是非常不容易的工作。作者以各種不同的切入方式，試圖證明這項無形而抽象的轉換工程。經由戰後美國人赴日本的回憶，這些經過戰火洗禮、對日本仍同仇敵愾的人們，對日本印象的改變，往往來自和日本婦女和兒童的接觸。戰時不共戴天的仇恨，以及日本軍人妖魔化的印象，逐漸被婦女的溫柔和孩童的天真所軟化。駐日美國人逐漸與在地日本人建立了新的關係，包括對孤兒院的慈善救助，或更個人層次的、與日本女性（即所謂的「寶貝桑」）發生情感或肉體的關係。

這些一開始為官方所反對或禁止的行為，漸漸匯聚出一種新的認識，並為大眾媒體所採用。日本兒童或婦女的照片占據著期刊，形成對日本的新印象，也逐漸為官方所追認。戰後代表美方主導日本政治的麥克阿瑟將軍，在區分日本與德國的戰爭責任時，即是以「兒童」的譬喻看待日本：不同於德國的「成熟」，日本仍是一幼稚落後的民族，需要美國移植、引導他們走向前進的民主之路。

這樣的論調，成為後來現代化理論的核心，這種以美國為最先進的線性文化發展理論，也獲得了來自學界的支持。麥克阿瑟口中政治上的「幼稚」，以學術話語來說，即為「封建」。

▉來自學界的支持

美國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著作，如《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舊譯《菊花與劍》）、《種族：科學與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等書，雖然反對種族主義，但肯定了「種族特性」或「民族性格」的先天存在，因而使日本被定性為「女性化的種族他者」。

潘乃德戰前從未到過日本，也不懂日文，但因為與美國官方的想法接近，她的研究大受好評，以人類發展和文化缺陷說明政治衝突的起因，更廣為人所接受。而持相反觀點，認為美日其實並無本質差異而是互為參照的另一學者海倫‧米爾斯（Helen Mears），著作則鮮為人知。

這不是潘乃德或麥克阿瑟個人的問題，經歷二次大戰，種族主義或歧視雖已成為眾所批判的錯誤，但卻不曾消失，而以西方文明優越論的方式重新上架。從戰前的佛洛伊德、弗朗茲‧博厄斯（Franz Boas），到戰後的湯恩比、阿德勒等學者，都充滿這種西方文明至上的論述，尤其當美國成為冷戰中西方民主陣營領袖後，更為激化。

這種論述本身便帶有強烈的男性色彩，及歧視女性的特質。日人成為「囚於琥珀中的蝴蝶」，柔弱、被動，如同《蝴蝶夫人》中的藝伎，等待美方拯救。

 

▉被軍國主義挾持的天皇

作者引用了數則例子，說明日本女性化、兒童化的形象建構，裕仁天皇是其中之一。戰後多數美國人都支持對日皇的審判，連日本內部都有廢除聲浪，但經過媒體重塑後，天皇成為被軍國主義者挾持的「親善日本人」，這正符合杜魯門或麥克阿瑟保留天皇的政治判斷，官方也樂於鼓吹「善良」天皇相對於「邪惡」軍國主義者的論述。

天皇的易於操縱，除了符合戰前歐美視日本人如玩偶般的形象，同時也符合陰柔軟弱的女性特質，無論裕仁或皇太子明仁，都需要美方的教導。另一方面，陸軍大將東條英機則被刻畫成具有性變態或不正常男性特質的形象，媒體報導對他極盡羞辱之能事。性別偏見的詞彙或意象，在過程中反覆被提及，形成信任和不信任的共同理由。

另一組例子，則是日裔美人川北友彌，和以羅伯特‧西山幸正為代表的赴美留學生。川北在戰時返回日本，後遭控在戰俘營中參與虐待美方戰俘，被判叛國罪。整個審判過程，顯示了冷戰敵我分明的論述。一連串的法院攻防，除了一貫將川北給予性別的醜化，也顯示「愛國」界線的成形。

戰後美國的日本留學生群體，則成為另一種樣板。西山曾經是神風特攻隊，連他這樣的人都被美國文明所教化，完成了美國人引領日本甚或世界文明的自我滿足，也開脫了內部種族主義的歧視。前者打擊了陰柔狡詐、暗懷鬼胎的日本，後者則塑造了陽剛上進、積極服從的日本，顯示美國在面對這個亞洲盟友時的複雜心情。

▉從末停歇的形象塑造

戰後面對日本時，美方還有另一重要的情感，即對原子彈轟炸的罪惡感。然而就算是要彌補這份罪惡感，性別論述仍在其間發揮作用。作者分析兩個在官方禁止對原子彈受難者給予救助的前提下，由民間主動進行救助的重要救援計畫：一是認養當地孤兒院院童，定期匯款支援的「精神的養子」計畫；另一則是將被原子彈爆炸毀容的婦女，送至美國進行整容的「廣島少女計畫」。

兩者都可以看到視日本為兒童、女性的象徵性作用。好萊塢影片更是充滿類似意象，作者以馬龍‧白蘭度1957年的電影《再見》（Sayonara）為引，一路討論到《男藝伎》（The Geisha Boy，1958），指出好萊塢如何為日本創作出神祕而女性化的「東方」形象。跨種族的愛情是常見的主題，日人多半為女方，男主角則為西方白種男性，影片裡暗藏著對同盟的推銷，以東方主義和性別主義的觀點，鼓吹美日的親善。

這類日本形象的塑造，在作者看來從未完全停歇。在美國人眼中，1964年的東京奧運，展現了日本接受美國人教導的成果，但在報導時仍不脫視日本為異國的、東方的、他者的、女性的歧見。在這層夥伴關係裡，美方對日本還是保有不安的敵意，保有某種種族主義式的恐懼感，當日本經濟崛起後美方的反應可見一斑。

雖然美方極力宣導美日的親善，但還是未能說服所有人。日本既是盟友亦是敵人的兩種思路，形成美日關係的奇異張力。然而，不管採取哪一立場，種族式和性別化的歧視，都隱隱發揮作用。自由主義者期望建構的美好烏托邦，在他們未曾意識到的偏見作用下，似乎註定走向失敗。也因此，本書看似僅在討論美日關係，卻也暗示著更為現實的問題意識。

▉從文化角度切入政治外交史

本書原書出版於2006年，繁體中文版是採用2011年江蘇人民出版社的簡體中文版。然而簡轉繁後，某些名詞校訂和編輯格式上，或許還可再多下功夫。所幸瑕不掩瑜，距離原書十餘年後，仍可給予台灣讀者不少思辨上的刺激。

本書試圖處理的是非常細微的文化面向，必須遊走於美日不同的文化之間，是相當困難的工作，或許只有類似作者這樣的出身背景，才得以掌握。本書最搶眼的，是以文化史的角度，切入屬於政治外交史的議題，書中較少見到外交史常見的大量檔案，而是諸如《時代週刊》、《生活週刊》、電影或回憶錄等較具有「人味」的日常史料，使得全書充滿了同類型論述少有的活潑和趣味。這一方面呼應著近年來方興未艾的冷戰文化史研究，也體現歷史學門中不同次領域及研究取徑「跨界融合」的發展趨勢。

不過，本書最終仍是一本以美國史為起點的著作，是從美國政治、文化主流菁英的角度，去看待對日本兒童和女性化的建構，這當然和作者本身的專業和關注有關。本書潛伏著另一個主題，即是對美國戰後自由主義者的批判，指出他們僅是由一個偏見跳到另一個偏見，甚或只是將舊有的偏見重新包裝上路。

這樣的論述，和本書的視角有其一貫性，卻也忽略日方在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日本人如何看待這樣的形象？過程中是被動或主動參與（抑或反抗）？中間的複雜可能，被這樣的單向視角給抹除了。以電影為例，雖然作者只取樣好萊塢，但1950年代也正是黑澤明等日本導演在國際舞台上初鳴啼聲的年代，這又對日本形象帶來什麼影響？

在被重塑的過程中，日本並非全然無聲、被動的角色，甚至可能呈現了某種「弱者的武器」式的抵抗。一旦忽略了這些，就看不清歷史的全貌。書中所討論美國看待日本的雙面性，若能加入這層因素的考量，將會更形完整。

▉偏見無法消除，唯有不斷反省

戰爭是本書關鍵的潛流，二戰前後日本形象於美國人心中的變化，可以視為廣義的戰爭宣傳和動員，不管是由熱戰進入冷戰，由互相廝殺變成共同防禦，國家都希望藉由直接間接的宣傳方式，來引導民意。如本書所揭示，這樣塑造民意的過程是十分多元的，有時是由上而下的官方宣導，有時則是由下而上，由官方剪輯追認。權力對文化的滲透無所不在，除了提醒研究者以外，即使是一般讀者，在面對各式文化現象時，亦應當加以警醒。

本書更重要的，或許還是對「偏見」的韌度和強度的描繪。當我們刻意排除某種偏見，很可能不自覺落入另一種偏見的泥淖中，也可能只留心到偏見的表層，卻擺脫不了更底層的歧視。

完全無偏見，是不可能實現的空談。尤有甚者，一旦某人宣示無偏見，往往正是陷在偏見中而不自知的徵兆。如同書中論及的自由主義者，他們雖立意良善，但仍擺脫不了種族或性別的歧視。

偏見或許是無法消除的存在，只能透過不斷反省，一次又一次地審問自我，而非指責他人，才能把偏見的影響降至最低。人終究是主觀的動物，難以擺脫偏見的牢籠，但經由反覆自省，至少能看到那牢籠的形構，努力做出不被干擾的決定。澀沢尚子在本書提供了歷史學的示範，指出存在於美日之間過去的偏見。或許我們也該試著反思，在我們生活中那些由偏見所化成的各種形象。●

 

美國的藝伎盟友：重新形塑敵國日本 America’s Geisha Ally: Reimagining the Japanese Enemy 作者：澀沢尚子（Naoko Shibusawa） 譯者：油小麗、牟學苑 出版：遠足文化公司 定價：40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澀沢尚子 美國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歷史及美國研究副教授。出生於日本，成長於德州休士頓，為美國政治文化領域的歷史學家，並教授美帝國主義（U.S. empire）課程。

 

▉什麼是非虛構寫作？

阿潑：非虛構寫作在美國，已經發展了約莫半個世紀，甚至在大學裡，專門開設相關課程探討non-fiction（非虛構寫作、紀實文學）。但在台灣，則是近幾年才在討論。

去年有本書叫作《綠島》，是台裔小說家楊小娜寫的。她在夏威夷大學任教，教學內容就是非虛構寫作（Creative non-fiction）。這是她第二本作品，以台灣白色恐怖的背景深入書寫。楊小娜的第一本小說是《三個女水鬼的故事》（Water Ghosts），內容描述加州地區的華人歷史，在扎實的田野調查後，才透過小說的手法敘事寫下，素材都源於事實。雖然是虛構，但卻反應真實的小說很多，像日本左派文學經典《蟹工船》也是經過大量田野調查，足以和今天談的外籍漁工問題呼應。

非虛構寫作，在台灣的脈絡裡很容易讓人直覺想到「報導文學」。我以前就讀傳播學院，整整大學4年，我所上過和非虛構寫作相關的課程，是只有兩學分的報導文學，但卻也有無數的台灣鄉土文學、小說幫助我們認識現實和時代。但在台灣，提到報導文學，大多會回溯到日治時期——楊逵寫台中大地震的文章。

與台灣報導文學「傳統」相對的，是美國在20世紀中發展的「新新聞主義」，由Tom Wolfe所提倡。他曾經在君子雜誌以49頁的篇幅，以意識流手法描述新造型的汽車。所謂新新聞主義，是要打破舊新聞的框架，強調以文學技法替代敘事，不管怎麼寫，都只有一個準則，那就是：不可以捏造事實。

非虛構寫作也有其時代性，在1950-1960年代，美國各種運動思潮風起雲湧，例如越戰和民權，但文學作家沒有能力面對這種變動，解釋的責任就落在美國記者的身上。而美國記者也苦於簡略的報導，因而帶動了深入寫作的潮流。以《冷血》為例，前幾年台灣無差別殺人案頻傳，吳明益老師就在臉書上提到這本書，並說台灣還沒有這樣深入刑案的寫作。卡波提的這部作品，如果大家有看過的話，會以為在看小說，但每件事情都是經過核實的，是奠基於事實的表達。

近幾年，兩岸都掀起了非虛構寫作風潮，談論這風潮或議題的人，都無法避開何偉（Peter Hessler），接在他之後，還有好幾位同樣書寫中國的西方記者，譬如歐逸文和梅英東。

何偉畢業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是比較懂得文學筆法的。但要特別提一下，教他創意寫作課的老師，本人就寫地質寫了20年，他還寫原子彈、釣魚，甚至連橘子都可以寫。我要說的是，很多人談非虛構，都想到很人文的那部分，可是，這些架上的科普書、經濟探討，也都是非虛構作品。

譬如人類學經典《憂鬱的熱帶》被視為文學，可那是李維‧史陀到很多異文化地區、部落的文化採集。又譬如達爾文的小獵犬號，難道不是一樣的道理？他寫自然觀察和物種發現，也是非虛構。非虛構的範圍比我們想像得還廣大，只要符合事實，都可以是非虛構。

回到何偉，何偉跟很多記者不同，一般記者寫作都要面對宏大的命題——環境、人權、全球化……但何偉進入中國的身分是英語教師，自然而然書寫他自己看到的四川小鎮。他在培凌這個地方的生活，成為《消失中的江城》的素材。

在我看來，《消失中的江城》更像是一本民族誌。我們人類學領域談民族誌，無非就是日常生活的紀錄，從平凡的、普通人生活裡，提煉出較上層的討論和意義。何偉寫他的學生、城鎮點滴和日常，但反映的卻是中國當代的社會變化與經濟影響。

談到民族誌，人類學談田野調查與民族誌寫作，必然要談到馬凌諾斯基。他在大洋洲做調查，因為一次大戰發生，他被迫留在當地兩年，才發現這麼長時間的田野調查是有幫助的。人類學家做田野都是長時間、24小時、一年365天來計算，讓自己能更接近「土著觀點」。當時，人類學家多在原初部落做田野，學界對遠在天邊的幾十人小聚落瞭若指掌，卻對自己腳下的城市、當代社會印象模糊。

1950年代，《香吉士一家人：墨西哥底層生活紀實》作者奧斯卡‧劉易士做了不同的事情，他將田野拉回到城市，拉到墨西哥城，分別訪問不同的家庭，留下他們的日常生活與經驗，追問貧窮的影響和存在，也反映了時代變遷、階級文化和性別問題。

劉易士選用的方法是第一人稱口述呈現，就跟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亞歷塞維其一樣，訪談方法就是讓錄音機轉，記下逐字稿，透過編輯的方式有脈絡呈現。

很多人質疑那是否真實，因為看起來太戲劇、太像小說。劉易士說，如果自己那麼厲害，就去寫小說了，何必當人類學家？他避開書寫者的詮釋和解讀，把話語權完全交給受訪者。而他其實也有個清楚的目的，就是想讓自己的民族誌作品有可讀性，能面對大眾。

我想這可以回應這幾年民族誌出版的趨勢。

▉產生穿透的時刻

黃恩霖：有一本書叫作《後事實追尋：兩個國家、四個十年、一位人類學家》，是紀爾茲（Clifford Geertz）寫的回憶錄，書中記錄了他的人類學生涯。原書名After the Fact是個雙關語，一個意思是「在事實之後」，另一個意思則是「追尋、追求事實」。

對我來說，民族誌做為一種非虛構寫作的文類，就像After the Fact這個書名一樣，在事實發生的過程中，一個人窮盡一切想去理解、想去追尋，而當他寫作的時候，卻已經是在事情過後。這是很有意思的事。

雖然在出版業工作，但我自己其實沒有深思過這個問題，無法提出什麼特別的見解。我能分享的只是身為一個編輯的日常工作經驗。在過去的編輯經驗中，有兩本書印象深刻，一本是《傷心人類學》，另一本是《我的涼山兄弟》。這兩本書都算是人類學家所寫的民族誌。

兩本書在出版之後，都得到不少回饋。對這兩本書有感應的讀者，有不少是人類學領域以外的人，這是其一。其二是，從後來陸續看到的書評，以及在新書座談會和讀者的互動中可以發現，這兩本書已然跨出了學院的範圍，觸及到學院以外的讀者。這是我一次強烈感受到，民族誌是這麼能打動人，並且可以產生穿透的時刻。

現在，我在游擊文化工作，有兩個編輯實例可以和大家分享。第一個是《流亡日日》，第二個是《靜寂工人》。當我要編輯《流亡日日》的時候，我知道自己已經不是在學術出版社了，無法像過去那般把書單純放進「學術出版」的容器裡製作。如今游擊是一個什麼樣的容器？我自己身處在什麼樣的環境之中？我要怎麼跟這本書共處？要怎麼融會過去的經驗，再產生一種新的方式來做這本書？這些都是新的課題和挑戰。

我只能採取土法煉鋼，用地方包圍中央，也就是從閱讀來展開編輯工作。一方面爬梳關於西藏∕藏人的書寫，另一方面比較「流亡」主題的相關作品。此外，我想到《海參戰役》這本書，作者赤嶺淳用多點田野的方式在世界各地踏查，而他在書中談到日本大學生的「島國根性」——活在島上的人，對於島嶼以外的世界缺乏興趣。

當我閱讀《流亡日日》時，想到的是，在某種意義上，台灣人和印度屯墾區的藏人很相似，在國際上都無法清楚界定自己的身分。對台彎讀者來說，當一位作者（鄧湘漪）的足跡到達了世界另一個角落，她的作品可以帶回什麼樣的視野和啟發？這是民族誌的重要價值之一。

《靜寂工人》則讓我想到《泰利的街角》這本研究美國黑人男性的民族誌。閱讀一本翻譯的民族誌作品，很可能會忽略真實的場景所在，就像泰利生活的「街角」，其實距離我們十分遙遠。然而，基隆碼頭工人的生活現場，距離台北不到一小時的車程，但我卻對那一切感到十分陌生，甚至可說是一無所知。因此，還沒開始編輯工作之前，在作者魏明毅的安排下，與她重返田野地，透過她的「導覽」，試圖感受那地的氣氛、味道，還有她筆下那些人曾經活過的身影。

接著，我和明毅一起盤點她手上擁有的素材。她有一本學位論文、田野筆記、訪談稿、田野照片，以及最重要的出版欲望（也就是把她被託付的故事說出來）。在進入最後的編輯階段之前，明毅修改了五、六個版本，每次都是不小的變動。她一直努力找出重新組織材料的手法，也就是說故事的最佳方式。

《傷心人類學》裡有一句話說：「不讓妳傷心的人類學，就不值得從事。」從明毅和湘漪的身上，我看到寫作是一段重新經歷傷心的辛苦旅程。身為編輯，我知道她們在黑暗隧道中，而我能做的只是在隧道出口的亮光處等候她們。

▉相遇與完整

毛奇：在與Openbook敲定本次題目時，我最想找來參與的人就是恩霖。大家可以從剛剛的對談裡，聽出來他有多適合這次的講題。他用過人的耐心陪伴作者，用自己的專業，對書本做出商業以外的判斷，找出最適合這本書的版本，在書本、作者與出版社間，扮演居中協調的角色，捨不得作者的敏銳被磨去，支持獨立出版的自由。

阿潑今日也是有備而來，和我們談了甚麼是非虛構寫作，從半世紀前美國新聞報導式的寫作到現在，非虛構寫作不只可以環繞於人、環繞於事，還可以是跨越在不同地點之間產生的一切，每一個細節，都只為了把一件事情說好。

接下來，請兩位談談關於書寫，以及作者與編輯間的恩怨情仇。

阿潑：恩霖提到作者在隧道裡，讓我想掉淚，因為我就在隧道裡，書稿要經過反覆修改，無法掙脫。

相較於同世代的作者，我有很多身分，但那些身分讓我不那麼文學、不那麼投入，也比較冷靜。我很害怕去承擔一個族群、社群或誰的命運，很不想宣稱幫誰說話，所以讓自己很散漫地遊走在外地，再想辦法收束議題跟談論的核心。這可能跟我長期接受的新聞訓練有關，新聞做為第四權，是要站在政權對面的，而除了懷疑當權者之外，其實也會懷疑所有受訪者。

採訪時，不論我外在表現得如何隨和、親切，套關係，但內在的警戒線一直都是在的。儘管現在人們恥笑記者、媒體，但我們很清楚，公正客觀或冷靜的距離，從來就不是該被嘲弄的原則。我無時無刻不認知到這件事，好判斷每一件來到面前的事物的正確性。於是在寫作時，也就容易懷疑自己的立場，更不輕易詮釋或修辭。

但這樣的態度對編輯來說就很痛苦，因為你的立場到底在哪裡？你的情緒呢？把「我」掏出來這件事，成為書寫跟編輯中最困難的事。

黃恩霖：提到非虛構寫作，我第一個想到的是大江健三郎的《沖繩札記》，然後是村上春樹的《地下鐵事件》和《約束的場所》。為什麼我想到的都是寫fiction的作者的non-fiction作品？我想這之中或許有個人閱讀上的感受。

1995年，日本先後發生了阪神大地震和沙林毒氣事件，村上認為日本被兩個巨大的力量，甚至可稱為暴力的力量給襲擊了，所以他採取自己的作法，去靠近社會現實。當沙林毒氣事件發生後，媒體輿論採取了抨擊加害者的立場，但村上試圖捕捉受害者的世界與加害者的世界。對他來說，那不是兩個世界，而是一個世界的兩個部分，合起來才是完整的世界。

毛奇：恩霖講出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文學或者書寫，具有能夠回應現實的能力。這也是非虛構寫作為什麼能成為有力量，能夠感動人心的一種書寫方式。

【Q & A】

問：如何在學術和大眾閱讀出版之間達到平衡？

黃恩霖：這個問題，以台灣來說，是不是無用的東西就要淘汰呢？我想，達到平衡這件事，可能不是編輯可以單獨回答的，因為很多時候是讀者的選擇。但編輯能做的是，守住自己的位置，讓想守護的東西可以繼續生存。

我覺得自己是放任型的編輯，我希望知道作者想要自己的書長成什麼樣子，在這個基礎上展開彼此的討論。

阿潑：我認為出版社在選書的時候，會意識到自己在某些議題上是缺席的，所以，會盡可能參與，或者補滿，譬如現在大量出現的關於中東和難民的書。難道大家真的這麼關心這樣的議題嗎？做為讀者，我覺得那已經跟學術無關，而跟這件事你要表達怎樣的關懷有關。

毛奇：謝謝兩位講者帶給我們的收穫，收穫在於他們對於人，和文字、書寫的敬意。謝謝大家前來參與。●

當日活動剪影，百工裡的人類學家提供

憂鬱的邊界：一段跨越身分與國族的人類學旅程 作者： 阿潑（黃奕瀠）   出版社：八旗文化   定價：34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阿潑 六年級生，本名黃奕瀠。受過新聞與人類學訓練，擔任過記者、偏遠地區與發展中國家志工和NGO工作者，現專職寫作。將社會當成一個「田野」來觀察，尤其對文化議題感興趣，喜歡自學亞洲各國語言。渴望了解世界，喜歡自助旅行，總是發揮人類學家精神賴著當地人聊天，以「是否和當地人同桌吃飯」作為旅行成功與否指標。 曾獲兩岸交流紀實文學獎、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報導文學類獎、開卷好書獎。另著有《介入的旁觀者》，合著有《看不見的北京：不同世界．不同夢想》、《咆哮誌》等。 Facebook：島嶼無風帶

靜寂工人：碼頭的日與夜 作者： 魏明毅   出版：游擊文化   定價：30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魏明毅 因為一直無法安坐在同一個位置上，工作總是移動在不同的城市與地方，與所有人的關聯都是親密、深刻而短暫。始終的局外人。 不論是初初入門幾年的人類學或近二十年的諮商工作，接觸的對象看來是他人，但始終都是為了回應自己內在那隻野地孤鬼一路不斷丟出來的悶響。 嘗試成為一名民族誌的書寫新手，由「說」轉路╱跨徑到「寫」，暗自希望透過安靜地寫字，那一陣陣悶響有朝一日能轉為清音；在世界的荒謬裡，自由來去、不再匍伏張望。

流亡日日：一段成為西藏人的旅程 作者： 鄧湘漪   出版：游擊文化   定價：35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鄧湘漪 參與國際發展工作二十年有餘，以貼身在場的蹲踞姿勢，參與東南亞、南亞、非洲、南太平洋國家，以及台灣原住民地區災難重建之實踐行動與學術研究。近十年來，關注西藏議題，並投入印度流亡藏人屯墾區的田野工作。奠基於過往苦難現場實踐經驗的挫敗、創傷及反省，一路走來，試圖追尋以更加溫柔、合宜的觀點理解他人、自身和這個世界。自我的身體與精神世界擺盪於各種有形、無形邊界之間，在政治國界與族群身分疆界之上，思索人存在的道德面貌。作為一個投身族群情感流動研究的學術邊緣人，西藏民族的流亡生活映照的正是自我生存形式的殘缺，而我們總冀求著拾遺補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