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中，加拿大知名作家及女性主義先驅瑪格麗特．艾特伍（Margaret Atwood）在加國《環球郵報》（The Globe and Mail）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為〈我是個不良女性主義者嗎？〉（Am I a Bad Feminist?），對美國當今方興未艾的反性騷擾女權風潮#MeToo運動提出質疑。

女性主義教主居然帶頭質疑好不容易終於東山再起的女權運動？文章刊出後，艾特伍迅即面臨強烈的批評，也帶起了新一波對於#MeToo運動的辯論。

在〈我是個不良女性主義者嗎？〉文中，艾特伍表示，#MeToo運動反映出司法制度的崩壞，因為司法無法給人正義，所以受害者找到了更有力的公審管道：網路。但她認為，現今威力龐大的網路正義就猶如17世紀美國的塞勒姆（Salem）獵巫案，這種正義最大的問題在於「未審先判」，或說「被告即有罪」（guilty because accused）。她稱這種正義為「自衛正義」（vigilante justice）。

艾特伍指出，在這種以網路公審為基準的「自衛正義」之下，我們沒有給予被控者與受害人平等的公民權、人權與基本正義，也往往失去了身為成人的理智，在事實、證據與調查都尚未確鑿時，就已經集體將被控者扣上「有罪」的帽子。

艾特伍的基本立場是：女性與男性同樣都是人，只要是人都有可能犯錯、犯罪或心存惡意。女性並不是天使，女性也不是未成年的孩童，需要社會鋪天蓋地盲目保護。她認為在這個女性可以擁有資產、接受良好教育、決定自己生育權的年代，女性也絕對有主體性及能動性（agency），可以做自己的道德決定，並為自己的決定負責。

艾特伍強調，既然#MeToo運動只是反映了司法系統的不足，這種網路正義並非長遠之計。她在文章中正色質問：「接下來呢？」（What next?）這個運動應該要帶來的是整體司法制度的檢討與改進，再用更公平、更兼顧兩性的正規司法制度來審理正義。如果長遠用司法之外的私人之手來執行審判，很可能形成某種鄉民公審的私刑文化（lynch-mob habit），司法程序所背書的客觀與公正將不復存在，而這並不是進步的社會應該前進的方向。

▉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性騷擾案

川普就任美國總統後，艾特伍1985年出版的反烏托邦小說《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挾著書中的警世訊息而在美國翻紅暢銷。2017年美國串流電視頻道Hulu將該書改編成電視影集，叫好又叫座，成為第一部贏得艾美獎的串流電視頻道自製影集，同時也贏得金球獎的最佳電視影集獎。這讓艾特伍在美國的聲勢水漲船高，儼然是川普政權下女權主義復興運動的重量級文壇代言人之一。

《使女的故事》影集預告

然而，艾特伍的女性主義教主地位，在她的母國並不見得如此崇高，主要的爭議來自2016年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UBC）發生的一件性騷擾案。

當時艾特伍的好友，也是加拿大知名作家史提芬．蓋洛威（Steven Galloway，成名作品包括《塞拉耶佛的大提琴家》等）正擔任UBC創意寫作系（Department of Creative Writing）的系主任。該系在北美聲名卓著，能進入該系就讀的都是該領域的佼佼者，對於將來成為出書作者有極大的加持作用，身為系主任的蓋洛威自然握有極大的生殺大權。2015年11月，UBC大學宣布因為出現「嚴重指控」，該校將暫停蓋洛威的系主任一職，進行調查，但校方並未對外明言這些指控的內容與牽涉對象。

2016年6月，UBC再度宣布根據法官調查結果，蓋洛威行為失當記錄屬實，他們決定開除蓋洛威。由於UBC從一開始就不願對此案多加說明，而且要求蓋洛威簽署保密條款，再加上法官最後調查結果也從未公開，因此許多謠言和小道消息四起流入媒體，箭頭指向蓋洛威多次藉由其權力地位性騷擾女學生。

後來法官的調查曝光，調查結果的只確定蓋洛威與一名有家室的女學生有男女關係，而且法官認定此關係應該為兩情相悅。除此之外，調查中並未發現蓋洛威有任何其他性騷擾或父權霸凌學生／教職員的不當行為。問題在於，雖然UBC看到的法院報告實在不構成性騷擾罪名，校方最後仍做出開除蓋洛威的決定，因為該校人文學院院長指稱有很多「其他控訴」。

此時已有許多消息來源流入媒體，相關證人紛紛指出，該名女學生與蓋洛威的關係從來就不平等，不管是從師生輩份、入學競爭、未來出路等種種方面來看，他們的關係充滿了權力互動，蓋洛威要脅迫女學生進入男女關係易如反掌，而女學生在種種考量下，並沒有太多拒絕的空間。在媒體網路的描述下，這段師生關係絕非法官所說的「兩情相悅」，也絕對構成「性騷擾」的罪名，蓋洛威就是另一個濫用權力地位脅迫女性就範的男性沙豬。

▉艾特伍在女權運動上的汙點

2016年11月，以艾特伍為首的一群加拿大作家，聯合簽署了一封給UBC的公開信。內容譴責UBC處理蓋洛威案手法不當，不公開的調查過程使得蓋洛威飽受不公謠言抹黑、名譽受損，並表示校方所持對蓋洛威的所有控訴都不成立也未經調查。信中最後要求校方對於蓋洛威開除案展開獨立調查，並強調：「正義需要通過既定的程序與對於涉案各方都公平的對待。」

這封信刊出後，引來各界同聲譴責，有500名加拿大作家聯合簽署了另一封公開信，斥責以艾特伍為首的公開信只顧著維護既得利益者蓋洛威的名聲，對於女性控告人在案件爆發前與爆發後所經歷的一切隻字未提，甚至似乎直接認定那些性騷擾控訴子虛烏有、不值一提，完全不在乎這些與蓋洛威對比下相對弱勢的控訴者，其態度可說是冷血而目空一切。

寫給UBC的公開信遭到劇烈反彈後，多位知名作家撤銷背書，取消聯名，然而知名度最高的艾特伍卻態度強硬，隨後又在媒體上發表另一篇文章，先潦草簡短表示控告蓋洛威的女學生當然也是整起事件的受害者，但話鋒一轉，她仍舊堅持，「女人」並不是聖人，也不是永遠都不會說謊，「男性被告」也並非永遠都有罪。艾特伍堅信，我們必須在性騷擾案件中公平地對待男女雙方，才能讓所有的控訴得以取信於人。

艾特伍在1985年就能寫出男權鋪天蓋地壓抑及支配女性的《使女的故事》，但是在21世紀的現在，卻無法想像一個權力不相等的扭曲男女關係，無法想像男性依舊在結構上相對強勢。在文學界呼風喚雨的艾特伍，似乎已忘了年輕、初出茅廬的年輕女作家會有多麼容易屈服於主導社會系統的多數男性，她似乎忘記了在要求齊頭式的調查公平性之外（是的，這當然相當重要），有多少男歡女愛的兩情相悅，是不得已建立在男強女弱的扭曲折衝之中，尤其是當涉案雙方的社經地位差異如此巨大時。當男性仍主導龐大的社會資源，當男性仍能輕易掌控權力，當兩性權力關係在根基上就不平等時，要談性騷擾案審判調查的公平性，只是一種虛矯的平等。

蓋洛威案雖然震撼加拿大文壇，但當時美國媒體鮮少報導，艾特伍在〈我是個不良女性主義者嗎？〉文中，又拿蓋洛威案當作警世之例，批評美國#MeToo運動以媒體主導、未審先判的走向。這次她所面臨的反撲，可說是新仇舊恨全來了。2017年叱咤風雲的女權主義教主，在2018年伊始，轉身成了女權運動的公敵。

▉凱瑟琳．丹妮芙背書的反#MeToo公開信

#MeToo運動所引發的爭議，當然不止艾特伍這一樁。1月初以法國長春女演員凱瑟琳．丹妮芙（Catherine Deneuve）為首的100名法國知名女性，也在法國《世界報》聯合簽署並發表了一封公開信，以法國女性主義的角度，批評美國女權運動的最新發展。

這封公開信開宗明義表示「強暴是一種罪」，但「想要挑逗某人，即便表現得不上道，並不是一種罪。」在性開放的社會中，這群法國女性說，她們想要捍衛的是男性「打擾的自由」（a freedom to bother），也就是說，男性應該有自由去主動挑逗、搭訕或試探他們有興趣的女性。她們擔心#MeToo運動所吹起的這股動輒得咎的糾舉風潮，會讓性自由、性自主走退路，讓大家收斂起「打擾的自由」，這會使得好不容易開放的性文化走回「清教徒風氣」（Puritanism），塑造出仇恨男性與性慾的文化。如同艾特伍的論調一樣，這封公開信也強調，女性並不是孩童，她們並不需要受到保護。

對《世界報》所刊出的這封信，美國、英國與法國本土都發出了譴責的聲浪。英國《衛報》刊出一篇文章，反駁公開信中對於這種齊頭式性自由的捍衛：如果男性與女性的公民權直到現今仍不平等，如果女性至今都還無法自己決定自己的生育權，那麼談論籠統的、男女皆準的性自由，實在有失辯證的周密性與說服力。《衛報》這篇文章有力地指出，女性拿回對於自己身體的主控權，才是真正性自由的開始，而不是結束。

2016年以小說《溫柔之歌》（Chanson douce）贏得法國龔古爾文學獎的摩洛哥裔作家司利馬尼（Leïla Slimani），也在丹妮芙為首的公開信刊出後，在法國《解放報》發表反駁評論。司利馬尼表示，沒錯，女人並不弱小，女人不需要被保護，但是女人必須堅持享有安全及尊重的權利。女人應該有在半夜出門不需害怕、穿迷你裙上街不需擔心被偷摸騷擾、在公共場合哺乳不需感到不自在等等的權利與自由。司利馬尼強調，這才是我們應該捍衛的自由。

不管《世界報》那封公開信是否正確，不管男性是否應該擁有「打擾的自由」，司利馬尼指出，女性應該享有的是「不被打擾的自由」。這樣一個女性可以自由呼吸、自由與自己的身體共處、行走街頭無所畏懼的世界，並不是「清教徒」的世界，而只是一個更正義的世界。

編按：
丹妮芙日前已就公開信引起的爭議，向受害者道歉。詳見：
Catherine Deneuve apologises to sex attack victims after #MeToo controversy

▉不委屈的權利

美國的這波#MeToo運動，挑戰著各個流派、各個世代，以及各個國家的女性主義。可以確定的是，21世紀不再是可以粉飾太平，睜眼說沒有性別歧視、沒有種族歧視的年代，21世紀不是只喊口號就感覺很進步的年代。在這個後性別／後種族／後全球化的時刻，我們回到的是最根本的實踐與具體化（embodiment）。女性不會再為了怕說出來丟臉，而不敢承認性別平權仍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不會再怕說出來長別人威風，而不願意說男性仍欠女性一個公平而真正自由的世界。因為這些結構上的偏頗，都是女性每日生活的真實。

女性傑出前輩如艾特伍及丹妮芙的成功，不該蒙蔽了她們對於系統結構的觀察，不該使她們與仍和這個結構廝殺的年輕女性為敵，而站到國家社會機器的那一邊。沒錯，#MeToo運動並不完美也不足夠，它應該推動的是下一波司法系統、兩性平權的全面反省與重建，但若沒有#MeToo所帶來的能量與公憤，女性只會被迫繼續隱忍所有對於其身體自主權的幽微侵害。

是時候了，女性應該享有不委屈的權利。●

捷運車廂擠滿衣著筆挺的人，手持智慧型手機，戴著小米手環，回覆沒完沒了的工作訊息，想著晚餐吃什麼。他們頭銜職稱不一，卻都被疲憊與茫然籠罩，形成一幅日常的厭世圖。車外風景快速後退，沒人知道前方何處有光。

不只台灣，類似的厭世群像也遍布其他國家。本刊特地邀請了《厭世代》作者吳承紘以及《再寫韓國》作者陳慶德，談論台韓兩地的厭世百態。

我們這個世代：厭世或全拋

「二十歲到三十四歲，啣著滑鼠出生且擁有台灣有史以來最優秀的素質，卻面臨低薪、貧窮、看不見未來的困境」，是吳承紘對於台灣厭世代的劃分，「我就是絕望啊！」書中的受訪者一語道破生活的無望現實重量，夢想被狠狠壓扁，無獨有偶，韓國社會也正面臨類似處境。

台灣被冠上「鬼島」惡名，「地獄朝鮮」更是韓國青年的憤怒吶喊，認為當前的社會現狀，就如同數百年前實施嚴格身份階級制度的朝鮮王朝。韓國青年進而發展出流行語「全拋世代」，意即捨棄戀愛、結婚、生子、人際關係、購屋、夢想與希望，活著不過是最低限度的生存。

薪資停滯、物價飛漲，《向前走》歌詞「我欲來去台北打拼，聽人說啥米好康攏在那」的雄心壯志已不復見，吳承紘觀察到台北的高物價，迫使愈來愈多青年選擇返鄉。然而，返鄉之後仍要面對就業機會銳減、薪資更少的問題，充其量只能「不那麼貧窮」。

不那麼貧窮，即使還是貧窮，但一個月還能多存幾千塊，在窄仄的生活夾縫中多撐出一點點餘裕。夢想雖被壓扁，但還沒破滅。

燦爛且殘酷的失速列車

旅居韓國十年的陳慶德指出，相較於台灣青年回流現象，韓國人仍一心往首爾集中，希望進入大企業工作。即使僅有0.35%的機會成為企業正職員工，卻讓韓國青年前仆後繼，踩著別人也要往上爬。

此外，陳慶德補充道，台灣人還有到中國等同語系國家發展的機會，韓國則不然，「總不可能去北韓吧！」也因此，「移民」遂成脫離地獄的一條路，嚮往移民的韓國青年居然高達80%。

被陳慶德形容為「停不下來」的韓國，宛如一部失速列車，拼命衝向成功的窄門。「他們從別人的眼光建立自信，很怕被瞧不起」，高壓的競爭環境以及威權教育，加上民族特性使然，韓國人寧可自我了結，也不願成為他人眼中的失敗者。陳慶德進一步指出，韓國人10歲至40歲的致死原因，自殺即為第一位；40歲至70歲間，自殺也是第二位致死原因。也就是說，韓國人一生中平均有七成機率面臨自殺念頭的威脅。 

出人頭地，是大韓民族共同勾勒出的美麗終點，燦爛且殘酷。無法抵達的人，沒有中繼站可停留，要不就衝向絕路，要不就及早跳車。

厭世是情緒的轉圜

相較於停不下來的韓國，吳承紘認為，「台灣厭世代的拼法，是懂得踩煞車。」還來不及從鈔票淹腳目的舊夢中清醒，上一代建立的自信早被摧毀成一地廢墟，所幸台灣人民族性較樂天，在絕望與走極端之間找到平衡，「厭世，也是一個機會。」

台灣青年的厭世，無疑是一種轉圜，一種將自己暫時拉出鬱悶的幽默感。

一開始聽到年輕人喊厭世，吳承紘嚇了一大跳，以為對方真有輕生念頭。「『厭世』這個詞的語境產生轉變，從原本的消極悲觀，轉為一種無可奈何、自我消遣的情緒。」

吳承紘以台灣流行歌曲類型為例，映射出當代社會風氣的轉變。從〈愛拼才會贏〉的傻勁樂觀到「草東沒有派對」、「那我懂你意思了」等樂團興起，歌詞表達多是對於現實的無奈及嘲諷。以滿滿負能量爆紅的「厭世姬」、「每天來點負能量」等，也讓厭世代有了情緒抒發的出口。

如果沒抱希望，哪會被絕望挫傷；如果不是奮力活著，又怎能吐露生活中種種肚爛。自嘲並非無病呻吟，更像是直視魯蛇人生的勇氣，邊靠么邊繼續跟現實纏鬥。放下遮住雙眼的手，厭世代終於看見，人生的路，不只有一條。

以著作進行世代溝通

在陳慶德眼中，韓國的痛苦根源難以消弭。補習、整容風氣盛行，時時活在他人的眼光中，街頭的乞討者不敢抬起頭，有錢也未必有喘息空間。套句陳慶德說的：「他們沒時間小確幸，有空就唸書」，韓國青年唯一的抒發就是喝酒，陳慶德本人就有過一晚喝六攤的紀錄，連喝酒都像較勁，更是一種慢性自殺。

進入財團、平步青雲的成功願景背後，是酒精與色情產業交織而成的圖像，不敢逸出「正軌」的韓國青年，居然只剩痲痹自我一途，「我找不到他們的出口。」陳慶德的結語，無奈得令人心驚。

吳承紘引述一位在台的香港中小企業主對於台灣厭世代的看法：「缺乏狼性」。卡在進無步、退無路的泥淖中，台灣厭世代不再侷限於傳統價值觀的框架，轉而在生活夾縫中追求小確幸，從舊有體制脫隊，企圖摸索出屬於自己的路。

台北市區兜一圈，會發現許多小咖啡館林立巷弄間。不願繼續在公司體制承受低薪與貧窮，年輕人選擇開設風格各異的小店，吳承紘認為或許可視為一種溫柔的抵抗，創業的成敗自負，至少還活得像自己。

然而，這形成兩代觀念的鴻溝：上一代認為厭世代吃不了苦，厭世代則覺得上一代滿口幹話。

吳承紘希望透過著作讓社會更了解厭世代，「我們現在的制度、資源、舞台都是上一代建置出來的，一旦他們理解年輕人的困境，才有機會進行符合需求的改變。」

看見厭世代背後的模樣

受訪當天，陳慶德與吳承紘兩人應拍攝需求穿著上班族look的襯衫，一黑一白，彷彿呼應了他們對於台韓兩地青年困境的看法。

或是上網發廢文，或是相互自嘲，穿梭在生活夾縫，《厭世代》個案中月薪不到三萬五的姊妹花仍夢想買房，或是不想被看衰小熬過學徒路的的麵包師傅，刻苦生活反而逼出不得不的樂觀。

通過報導、出書，他們將世代的困境書寫出來，破除草莓族、缺乏狼性、小確幸、愛開咖啡館等負面標籤。理解厭世背後薪資條件、勞動環境的問題，看見人真正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