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帷幕摩天大樓高聳入雲，象徵文明富裕的高樓天際線，籠罩著雲霧。在新穎開發區的背後，是一處凌亂骯髒的村郭，公廁、水果攤、雜貨店破舊，底層人民卑微居住在此。突然，村子裡的年輕人從球場、坡地、巷弄⋯⋯從四面八方挾著棍棒聚攏，往工地奔跑。村子拆遷現場，怪手挺進，電線桿倒塌，人民群起以肉身捍衛，村民與資方、警察爆發肢體衝突。

天色漸黑，黑頭車駛進抗議區，下車的，是開發區主任唐奕杰。他自稱「老唐」，以道地的廣東方言安撫民眾：「我是這裡的人，我在這裡長大，我跟你們一樣有感情⋯⋯」，顯示他與人民站在一塊，「拆遷改造，不是為了拆散，而是要還給大家一個完整的家。」抗議民眾不領情，撬壞建商霓虹招牌，「紫金置業」四字燈箱，墜地粉碎。

演說完畢，唐奕杰率祕書進入老舊大樓安撫釘子戶，爬上天台視察。下一秒，唐奕杰墜樓，倒在工地的斷垣殘壁裡，兩條鋼筋穿身而過。

這是中國導演婁燁2018年的電影作品《風中有朵雨做的雲》的開場。這也是婁燁上一次入圍金馬獎最佳導演，並親自出席金馬獎頒獎典禮的作品。今年金馬獎，婁燁終於以新作《一部未完成的電影》獲最佳導演，同時獲得最佳劇情片。然而，我更想回顧被輕估的、少人看過的《風中有朵雨做的雲》。

➤紙醉金迷，高速發展下失控的慾望

土地開發、資本家、底層人民，以及居中協調斡旋的官員，各方人馬到位，並以命案揭開序幕，看似是一部政商權謀懸疑片。然而，婁燁不直接聚焦於此，不直接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種種畸形亂象進行批判，而是轉向主要人物們的個人生命史。以跨越西元2000年前後10年為經緯，以急速開發的南方城鎮作為背景，於此斷代裡漂浮、成長、致富、變形的主角們，受到錢、權、色交織而成的慾望支配，終究走進暴力與瘋癲的深淵。

唐奕杰、唐妻林慧、紫金置業總裁姜紫成，三人在1989年便是玩在一塊的年輕人。唐本是小城少年，跟隨公職父親在官場長大，改革開放以後仕途亨通，1990年與異性緣極佳的校花林慧結婚。林慧白手起家經營服飾店，兩人生下女兒小諾，至此都還像是經濟起飛年代奮發上進的年輕夫婦。

姜紫成搖身一變，成為地產大亨，帶著台灣女「企業家」連阿雲四處圈地開發，祭出安居樂業的圖景，為打造美好城市盡心盡力。紫金置業成為企業菁英，招待各界市委領導吃香喝辣，從剪綵動土到各種紫醉金迷舞會、酒池肉林派對，既蓋大樓也做公益，前進災區不遺餘力。唐奕杰從小官升到大官，從小房子搬進大別墅；林慧則從小服飾店老闆娘，搖身變成餐飲集團總經理；小諾則是典型「官二代」，在揮霍不盡的豪奢名牌、名校、名流之間成長。

但正如片頭的深雲重霧，背後看不見的是，姜紫成利用唐奕杰的政治關係，買官賄絡；利用阿雲的美色身段，居中打點；而林慧是他的地下情人，小諾其實是姜紫成的親生骨肉。親情、愛情、性慾、權力、金錢絞在一塊，真相在物欲橫流、人心沉淪中越發模糊難辨。

婁燁是企圖在「官商勾結」的命題之上，加進「愛恨情仇」的狗血嗎？不，我倒認為婁燁是將這組於時代中浮沉的人物，以及發生在他們身上激烈誇張、違反常倫的劇情，作爲引信，去引爆快速膨脹急遽發展的財富中國背後，巨大的畸形群像。

➤撥開權錢愛慾的迷霧，正面對決

正如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的《大地上的受苦者》所論述：「昨天他們是殖民主義的寵兒，今天又搖身一變成為國族權威的驕子。他們組織了某些掠奪國家資源的活動，冷酷無情地通過手段或合法的竊取爬上高位；濫用國家當前的貧困，大搞進出口、開股份公司、炒作股票、享受特權。」

依照法農的觀點來看，全面改革開放後、浸染在資本主義的中國，猶如在1949年建國之後，又另建了一個新興國度。而暗地合作的官方代表唐奕杰與資產階級姜紫成，就像是法農所言「機靈、狡猾、奸詐的知識分子」，奪取最強大的資源與財富。然而，婁燁並未在《風中有朵雨做的雲》的主角裡，設定一個「受苦民眾」，即被徵收土地、被迫拆遷的居民，那麼，作為「邪惡官商」反面的，是誰呢？是所有意圖窺視、探究、揭發真相的人。

以下文字涉及劇情轉折與結局，閱讀前請自行斟酌。

首先是台灣女子連阿雲。阿雲本是西門町歡場女子，結識姜紫成之後，陪著他打下江山，因發現姜與林慧、小諾的關係，心生嫉妒，取走公司行賄洗錢機密硬碟，威脅姜要爆開一切。姜要林慧去阻撓，阿雲在林慧車上失控搶奪方向盤，揚言「要死大家一起死」，車子在大雨中失速驚險蛇行，伴隨兩名女子驚聲尖叫。

我認為此場戲比起全片其他打鬥場面都要來得「暴力」，這份暴力，正是阿雲作為被掠奪、被利用者，意圖贖回人性的背水一戰，然而，她失敗了，成為一具無名焦屍。

另一位則是《風中有朵雨做的雲》的男主角，從一開始負責追查命案的年輕警官楊家棟。從調查一開始，他就淌入這灘渾水，先被林慧仙人跳捲入艷照門，又被設計扯進唐奕杰祕書的命案，無容身之處的楊家棟只能逃到香港，投靠私家偵探老A，鍥而不捨繼續追查。他的父親亦是一名有理想操守的警員，幾年前在調查無名女屍案（即連阿雲）時發生車禍，導致不能言語，終生癱瘓。因此，發現唐奕杰複雜的人際網絡，連阿雲也在其中時，楊更加想要追查到底。

電影的結局是正向的——楊家棟與姜紫成正面對決，揭發一切，警方介入調查，紫金集團被查扣，宣告破產。

➤虛實交織，以影像留存迷惘與思緒

《風中有朵雨做的雲》取材自中國廣州冼村的真實案件。冼村作為珠江新城開發案的最後一塊地，在2013年爆出官商勾結、從中漁利，從副市長到村委多人以收賄、貪污定罪，拆遷也因此延宕。《風中有朵雨做的雲》回到原地取景，婁燁在真實與虛構之間，似乎意圖還原現場現實，也鑲進隱喻。

同樣地，新作《一部未完成的電影》以一個虛構的劇組遭瘟疫封鎖，重述還原了2020年春節的武漢封城。婁燁並不直接揭發或批判政府的野蠻與暴力，而是重現了被消失的資訊與影像。在觀影後，也許每個劫後餘生之人，都會回想起自己在那段時期經歷過的口罩荒、一夜之間的封鎖禁制、隔離時的線上視窗、思念家人的愁緒、確診時的痛不欲生、身邊人的猝死⋯⋯進而思考，巨大的集體創傷在恢復正常生活後，去了哪裡？該放在哪裡？

婁燁在《頤和園》裡以一場刻骨銘心的校園愛情來影射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他曾在訪談中說到：「八九年是學生和政府談的一次戀愛，而這次戀愛談得特別轟轟烈烈、特別要命、特別頭疼。談完之後的10年根本沒辦法正常來談另一個戀愛，因為太難受了，誰都擺脫不了。」

《風中有朵雨做的雲》主角們（唐、姜、林）的世代，亦是經歷天安門事件的世代，故事開始的1989年，三位年輕人不知北方大事，在南方安逸小城跳舞戀愛，而後捲進改革開放的大時代。片尾，婁燁重現這一幕，背景歌曲似隱隱宣告著婁燁為這進行中的歷史下的註腳，那是——台灣歌手王傑1987年的金曲〈一場遊戲一場夢〉——改革開放、資本主義帶來的金錢遊戲、中國夢，不是戀愛，只是幻夢。●

天氣微冷的台北週末午後，兩位作家帶著彼此的旅途經歷，書寫生命的文字，來到紀州庵文學森林，與讀者們一起聊聊創作與遷徙。

➤移動中的自我探尋和寫作

「夢遊，是我在異國生活時很常有的感覺。犀牛則是來自一幅畫叫〈杜勒的犀牛〉（Dürer's Rhinoceros, 1515）。」關於書名《夢遊的犀牛》是如何而來，林禹瑄說起關鍵的那幅畫——畫裡的犀牛不存在於這世界，卻廣受大眾喜愛。「我覺得這很有趣，」林禹瑄說：「這隻不存在的犀牛好像在很多面向都反射出我書寫和生活的狀態，包括那個被大家所喜愛的不存在／虛幻的遠方。」

林禹瑄以書裡四輯〈半途〉、〈遠方〉、〈夢遊〉、〈旁觀〉來區分每一篇散文的調性和位置。前三輯書寫旅居的體悟和思考，最後一輯則收錄過往報導採訪難民等議題時的觀察和省思。

她也解釋遷徙過程中所感受到的「不確定性」，彷彿旅居期間一直帶在身邊、自己非常喜歡的比利時藝術家米歇爾．法蘭索瓦（Michel François）攝影作品〈跳躍者〉（Les sauteurs, 1995）：這幀照片捕捉的是兩個男孩牽著手，從空中縱身一躍、搖晃靈動的瞬間。「他捕捉到兩個男孩躍下的瞬間，」林禹瑄說：「那個瞬間，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沒有人知道躍下後迎接他們的是什麼，也許是生，也許是死。但那種懸空的不確定性，中間卻有一種確定性。」

林禹瑄書寫旅居，更多的是心靈上的遷徙，和如夢境般的旅行。她從台北寫到布魯塞爾，再寫回家鄉台南，然後再去到經歷貧窮、屠殺、戰爭的他鄉——除了讓自己的身體在邊境之間持續地移動外，她也讓自己的書寫保持流動。藉由書寫，嘗試在生活之間找到「不確定性」裡面的「確定性」，也讓自己看見事物表層內裡湧動的真實核心。

李時雍則提到自己書寫《永久散步》的時期。居住在美國波士頓一年，就像是慢慢地把生活的表皮削除，開始面對自己，重新形塑日常。「生活在遠方看似很戲劇性，但其中隱藏了非常多不安、不確定性，和困難。這些事物會誘發書寫的欲望。」李時雍日後回想那段時光，以伊朗導演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的作品《24格》（24 Frames）連結當時的記憶、攝影與電影，梳理生活的本質。

對於同樣以文字抒發旅程所思所想的林禹瑄而言，這種飄盪的日子除了誘發寫作的欲望，她也在其中重新思考寫作的必要性。「我常常問自己，我是喜歡寫作？還是喜歡被看見？」在異地生活，中文寫作幾乎失去意義，加上當時申請創作補助的結果不如預期，她不禁對寫作之路產生質疑。但寫作的欲望終究大過一切，她最終明白了書寫之於自我的重要，相信書寫帶來的安定力量，更勝於外界的評價。

➤在移動／不確定性之中找到自由，也找到自己

在《夢遊的犀牛》和《永久散步》之間，個體總是在移動。除了文化地理上的遷徙，我們又要如何從不斷的移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林禹瑄說起自己在台北居住７年之後，回到故鄉台南，感覺雖然在場，但也缺席，有一種「身分上的斷裂」。現在從台北離開，到了布魯塞爾居住，也開始一點一滴遺失與台灣這塊土地的連結。「所以我開始問自己，我們有沒有必要用一個地理上的位置來定義自己？」她問。但拋開國家，拋開土地後，一個人要如何在這個空白的不確定性裡面錨定自我？

李時雍則援引杉本博司拍攝的劇院系列，以及坂本龍一彈奏受海水侵蝕而鏽腐鋼琴時說的那句「它們只是恢復了自然中原本的狀態」，映照出腐蝕與原生之間存在的歸屬關係。同時提及林禹瑄在書中提到的達蓋爾（Louis Daguerre）攝影作品〈聖殿大道〉（Boulevard du Temple, 1838）。

李時雍重述林禹瑄在文中的思考：「照片中唯一在長時間曝光下存在的擦鞋匠，彷彿也能讓觀者去思索，當屬於身分的標記隨著遷徙而退隱後，顯影的究竟會是什麼。」

李時雍表示，自己在寫《永久散步》的創作後記時，借用了人類學家詹姆士．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所說的「清晰的不確定性」，說明當代不斷跨越邊境的移動，便會自成疑問的所在以及反覆的自我提醒。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的《塞瑟島之旅》（Voyage to Cythera）中，一個人站在漂流汪洋中的木棧板場景，也一再點出邊境和離散的母題——或許遷移會使人剝除身分認同，但也正因身處這種不斷往返的搖晃，更需要堅定看見個體存在的本質。

長期的遷徙和旅行，讓家鄉對於林禹瑄的意義出現質變。她開始以遠方的角度回望這個島嶼，並因此發現自己從前的「盲區」。「當我向歐洲的朋友解釋台灣是什麼樣的地方時，很多時候會發現自己對台灣認識不足的地方，必須重新理解自己的故鄉。」對她而言，旅途的往返，除了自我身分在搖晃不定的日子需要被錨定之外，也是不斷地觀察、界定自己與原生土地間的關係。

林禹瑄以文字穿越生活表層及許多邊境，持續思索存在核心。李時雍則覺得這回為林禹瑄新書提筆撰文，也讓他如同穿越時空，回想起當年與林禹瑄書信往返的往事。「記得她有次來信說人在肯亞，又說要啟程去向另一個遠方。2017年的秋天，我也辭去工作，遷移至另一個彼岸。」兩人的創作彷彿成為彼此生命經驗的交會及另一種呼應，而這個冬日午後的對談，正是一個美麗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