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部落田調、幾度中斷的散文，到終於完成小說《女族記事》，利格拉樂．阿𡠄（Liglav A-wu）構思這個排灣部落的故事，已經超過10年。去（2023）年初，她將抽屜裡的文稿拿出來密集改寫後，交出成品。她描述寫作過程行雲流水，最快時日產3000字，但背後原因竟是：「太需要宣洩工作壓力了！」

口中說著「壓力越大，產量越大」的阿𡠄身兼多職，除了是作家，還是原住民族電視台專題記者、也曾擔任製作人。過去5年來，她還投身國家人權博物館的「原住民族政治受難者暨相關人士口述歷史影像紀錄計畫」，奔赴全台蒐查史料、訪談田調，執導完成共15位原民受難者紀錄片。

在新聞工作、白色恐怖歷史調研兩種高壓工作的夾殺下，寫作對阿𡠄來說，自然是「非常療癒的事」了。尤其面對白恐議題的沉重，她坦言幾乎需要尋求諮商，因此，寫作對她而言是轉換情緒，她也藉此首度從散文跨足到小說，織就成《女族記事》這部優美如詩篇的部落記事。

➤從自身部族開始的田野

束起一頭灰白長髮，阿𡠄話聲沉穩，訴說的卻是各種衝突記憶。她體內流著交雜的血脈——母親出身屏東來義鄉排灣族文樂部落，比母親年長25歲的父親，是來自安徽的外省人。「身分認同」對年少時的她來說，曾是個難題。

她從小隨父母住在屏東，父親過世後，母親搬回部落，她也在17歲左右，逐漸從平地眷村走進母族部落，開始與vuvu（排灣族語的祖父母輩，此處指外婆）親近，「我的部落田調可以說從那時候開始到現在，沒有斷過。」

不論婚喪喜慶，或日常的衣食住行，阿𡠄總是纏在部落的vuvu們身邊問東問西。然而，排灣族有嚴謹的階級分界，非頭目家族者對部落事務沒有決定權，甚至不能過問，因此出身平民之家的她，可說頻頻犯忌。vuvu擔心她的行為違反禁忌，常以殺豬儀式道歉，她笑說：「所以一路下來，vuvu為我殺過好幾次豬！」

《女族記事》著墨她在1990年代於部落所見，女性mamazangiljan（排灣族語的部落之王，也稱族長、頭目）面對孫子分家爭產時，如何在傳統和現代間的衝突做出協商。小說藉由樂歌安這位族長人物，呈現其家族四代所經歷的時代變遷，以及發生在她們身上的愛情、工作、繼承等生命故事。而與樂歌安維持終生友情的平民女性吾艾，原型即是阿𡠄的vuvu。

阿𡠄解釋，小說雖名為「女族」，但排灣族並非女系部族，而是採「長嗣繼承」制，由家中第一個出生的孩子為繼承人，不論男女。但她自己的家庭剛好三代皆是長女，小說中的樂歌安也真有其人，因此女性領導、女性情誼，甚至是女性的情愛故事，便串成了筆下動人的篇章。

或許因為電視台工作的影像訓練，《女族記事》的敘事充滿畫面感。阿𡠄表示，雖有長年的口述紀錄為本，但寫作時她又特地回到部落「感受」——例如總是跟隨著吾艾出場的檳榔、飯桌上的芋頭，得親自去聞聞它們的氣味。還有書中描寫頭目巡視土地時，會沿途凹折樹葉做記錄，也是後來再訪才從老人家口中聽到的情境。

相較於女性主角，書中男性角色「戲份」不多，卻畫龍點睛，豐富了部落的性別圖像，並帶出幾被湮沒的歷史。例如「從中國回來的」里本，原是樂歌安的少年情人，兩人因階級不同被迫分離，里本也在二戰時被徵召上戰場。殊不料，失去音訊40年的里本，原來在戰後滯留中國，在當地生活成家，晚年才帶著傳奇色彩千里返鄉，回歸部落。

這般人物不僅存在於小說中，也是阿𡠄在部落真實認識的長輩。而這亦是那一代原住民日本兵的共同經歷，他們的故事曾零星被媒體報導過。

➤積澱已久的創作能量

成年後，阿𡠄除了是外省小孩、排灣女兒，還多了泰雅媳婦的身分。她隨前夫、同為作家的瓦歷斯．諾幹居住在中部的泰雅部落，摸索全新的部落文化。1990年代初兩人創辦《獵人文化》雜誌，投入原住民文史研究與發聲。

她表示，泰雅有著與排灣截然不同的傳統，帶給她很大的衝擊。她過去的散文作品《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紅嘴巴的vuvu》、《祖靈遺忘的孩子》等，即大多書寫原住民女性面對的衝突矛盾。

「但這次，就算散文越寫越長，仍不足以承載我想表達的東西，於是決定跨到小說。」對她來說，跨越最大的坎不是「虛構」，而是長篇敘事的筆法和結構。不過初次嘗試，她充分享受到小說彈性更大的自由感。

阿𡠄自述文學閱讀很雜，從馬奎斯、莫言、海子，到鍾文音、童偉格，與原民作家巴代、瓦歷斯．諾幹等，「他們對我的刺激是，我很想知道他們筆下的世界是怎麼觀察到的？於是我的方法就是回到我的田調現場，去觀察，然後寫出來。」至於文字形態，她最推崇的是小說家王定國。

筆耕近30年，在《女族記事》後，阿𡠄又完成長達10萬字關於原住民政治受難者的散文，並馬不停蹄地著手撰寫下一部關於白色恐怖的小說，預計15萬字。

創作力如此豐沛，她自認是因題材累積已久，尤其關於白恐受難原住民，是她從1990年代便與瓦歷斯．諾幹投入的議題，當時蒐集到的名單有45位受難者。遺憾的是，當時訪談累積的近3000卷錄音帶，全在921震災毀於一旦。直到將近20年後，她才重新投入，接下紀錄片拍攝工作。

其實，白色恐怖離她並不遠。她透露，父親年輕時曾因玩無線電被舉報，遭逮捕、關押數個月，「他說牢房每天都會點人頭，從1數到100帶出去。有一天數到他了，他就被裝進麻布袋，直接丟到海裡，後來幸運被漁民救起。」如此驚駭的往事，父親只在喝醉時偶爾談及。後來，她在國家公開的檔案中，也並未找到父親的案件。

說這話時，阿𡠄同樣波瀾不驚。若不是記憶太深沉，就是她已經歷／聽聞太多。

➤錄下流逝的傳統，記住變化中的掙扎

身為新聞記者，阿𡠄同時關注原民運動，尤其國土計畫、原住民白色恐怖受難者以及原住民族實驗教育，是她近期最關注的三大議題。

她認為，社會運動若只上街頭、沒有累積論述，會是一種「消耗」。因此，或帶著未解的懸念，或出於記錄的急迫，她投入田野。她的書寫，也常常源自田野。

在眾多身分中，她自認不是站在第一線的運動者，而是個記錄者。就如《女族記事》刻畫部落階級文化和現代社會潮流間的衝突，樂歌安以智慧化解了挑戰，但在現實中，她坦言結局「沒那麼圓滿」。她自己對部落的兩造意見，並無明確立場，「我傾向靜觀其變，我的角色是，記錄部落文化在淘汰或保留的過程中，所歷經的轉換與掙扎。」

阿𡠄說，排灣為台灣人數第二多的原住民族，且分布地域集中在南部，這兩個因素讓它所受的都市化衝擊，相對較少。不過，她仍透過迂迴的方式，珍惜著被時代一點一滴沖刷掉的傳統，如書中以不少篇幅描繪樂歌安成為族長繼承人所必經的nakivecik（文手），以及她離世後巫師的安靈與召喚儀式等，她以口述、文獻融合小說筆法，為這些近乎失傳的祭儀，留下神祕又充滿臨場感的紀錄。

談及原住民文學的發展，阿𡠄不願武斷評論，但她提到，隨著創作者的生命經驗越來越豐富，主題早已不限於身分認同、原漢衝突等，其定義和範疇也越來越駁雜——是「作者身分」抑或「題材」屬於原住民，才能稱原住民文學？描寫都市原住民、同志、甚至架空歷史的奇幻神話，算不算？歷史小說、研究調查報告、部落誌之間的區分，是否越來越模糊？

面對這些爭論，她毋寧抱著包容態度，畢竟寫作對她而言，最珍貴的就是「自由」，是她在新聞任務之外，能夠「好好呼吸」的一方所在。寫到卡關時，她就看電影或逛網路文學平台紓壓，BL、懸疑小說都是喜歡閱讀的類型之一，並以這些線上作者「日更三千」的進度來砥礪自己。

是的，BL，有何不可？她接著話鋒一轉，表示排灣部落內早有同志家庭，她認識最老的一對vuvu年過七旬，部落裡也有認養其他家庭孩子的同志多元成家。她自己的vuvu都說：「這有什麼？很正常啊！」

書寫的題材源源不絕，只怕時間不夠。這或許是利格拉樂．阿𡠄下筆如此疾速、且始終在路上的原因。●

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的網站上有個「民族誌攝影展」單元，點進去可以看到幾屆的入選照片。2020年入選作品中，有一幅標題為「因為今天是祖靈祭」，拍攝者是吳易澄。作品說明的最後一句寫著：這位在篝火屋裡守護著火的大哥說，幾年前因為健康的關係，漸漸把酒給戒了，但今天不一樣，因為「今天是祖靈祭」。

「我對這件事的印象很深刻。」吳易澄提到更多這位大哥的故事：「要講一個人到底能不能喝酒，如果我是以醫療的身分進到部落，當然就是會跟你說怎樣才是喝酒的理想單位，紅酒幾cc、啤酒幾瓶，才是『正確』的喝酒方式。但你知道嗎，部落很多人都比你懂，因為他們聽那些衛教已經聽了無數次，他們比你還清楚。所以當這位大哥告訴我，他有意識到自己健康的問題，可是他也希望能參與這場對他人生意義重要的祖靈祭時，我想到的是：我們在喝酒這部分，難道就不能有一點同理心嗎？」

左岸文化為新書《生命之側》舉辦的第一場主題講座，主題設定在「介入」和「照護」。兩位講者之一即是馬偕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曾在原民部落做田野的人類學家吳易澄；另一位則是社會學家蔡友月，她在蘭嶼做田野、研究達悟族在急速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精神失序。基於兩人的身分和田野經歷，我們期待聽到，從《生命之側》怎麼說一則原住民的生命故事。

《生命之側》是人類學家麗莎・史蒂文森（Lisa Stevenson）以加拿大因紐特人為主角所寫的民族誌，透過兩個重要的公衛議題──1940到60年代的肺結核大流行、1980年後出現的青少年自殺潮──探討加拿大政府提供的照護、這樣的照護方式對因紐特人造成的衝擊，並試圖描繪出對因紐特人而言，生命的意義為何。

這也是一本在研究方法和書寫策略上相當不同的民族誌，書中特別重視「意象」（image），因此蔡友月和吳易澄特別挑選了幾張田野中讓他們印象深刻的照片，從圖像來談他們的田野，談談那些在文字框架之外、難以捕捉且好像不那麼確定的事。

➤說喝酒是「問題」，是「有問題」的

吳易澄帶來的兩張照片都跟酒有關。除了祖靈祭清晨在篝火屋裡守護著火的大哥，另一張拍攝於10多年前，他銜命到部落開設解酒班的第一天。當時，他服務的醫院發現部落結核病的比例偏高，推測可能是因為常聚在一起喝酒，所以認為要透過不同機制改善當地的喝酒「問題」。

「『問題』要加引號唷。如果要我用一句話來詮釋怎麼說喝酒是個問題，我會說：『說這個問題是個問題，是有問題的』。」

吳易澄第一天進到部落，站在醫療站裡的診間，護理師早就在當地宣傳有精神科醫師要來看酒癮。「當時我還沒唸人類學研究所，這對我來說實在是十分困窘的一件事，因為沒有人來。」吳易澄問護理師，他是不是可以到部落走一走、看一看，護理師就帶著他走進部落，吳易澄跟在她身後，拍下了這張照片。

「我原本充滿對原住民的想像。我開著車、放著巴奈的歌，就是充滿著這樣的想像進到部落。結果，他們不是聽這種歌！他們是唱卡拉OK！」吳易澄走進部落，街道上空空蕩蕩的，他才發現其實那天很冷，部落裡有個人過世了，他的鄰居集中到那一家去陪伴他的家人。

「在陪伴的過程中其實有很多的酒。大家聚在他家，也許說他的故事，也許就是在那邊喝。我也看到有一個人喝醉了，就直接在路邊罵人。看到醫院的人來了、看到不認識的人來了，就開始開罵。我後來才知道，有時候部落會討厭戴眼鏡的人上山。為什麼？因為你們是讀書人，是既得利益者，你們要不是公所的，不然就是政府派來的人。」

「我後來也才知道，原來這樣的醫療對他們來說可能有某部分是討厭的、是想抵抗的，不見得是對他們來說真正有幫助的東西。」

回到《生命之側》這本書，蔡友月質疑，作者好像少了對於結構性暴力更鮮明、更具體的指向。而吳易澄以自己在臨床工作上的反省作為回應：「其實醫療治理本身也是結構性暴力的一環，很多介入計畫可能會導致更多問題，更多傷害。以我自己解酒班的例子，精神科醫師來部落看酒癮，還組了解酒班，可能會導致喝酒的人在部落承擔更多汙名，這是我沒有預期到的。」

當我們在不了解部落的文化或社會情境的狀況下，貿然介入，就會產生這種問題。「更何況是像《生命之側》裡寫的這種雷厲風行、手段強烈的結核病防治政策。」

吳易澄邊講，邊想起布農族作家拓拔斯・塔瑪匹瑪（漢名田雅各），在《蘭嶼行醫記》中的那篇〈一場無法開講的衛教討論會〉。「幾十年前的醫師做的事也跟我們當代一樣，就是要叫大家不要喝酒。可是就在他那場衛教討論會正要開講之際，達悟族人直接跟他說，『你很奇怪，你這個台灣派來的醫生叫我們不要喝台灣賣來的酒，這不是很矛盾嗎？』」

這位族人言下之意就是，我們又不是本來就是這個樣子，是經歷了某些過程才會變成這樣的。這些台灣派來的人不跟他討論他最恐懼的東西，「是什麼？是核電廠。沒有人跟他們討論這個對他們來說未知的東西。結果呢？那場衛教變成了一場核廢料的討論會。」

➤文化療癒的可能

蔡友月的田野意象是蘭嶼。她放的第一張照片是一棟改建到一半的家屋，背景是一片已經蓋好的國宅。1960年代，達悟的傳統屋陸續經歷家屋改建的過程，剛開始只有少量的家屋改建，到了60年代末，開始大量拆除傳統屋，改建成國宅。後來這批國宅1994年被確認是海砂屋，不能住人，最後政府決定一戶補助45萬，讓族人自行興建家屋。

「45萬在大安區可以蓋怎樣的房子？離島的工、料更貴，你們覺得45萬能蓋什麼？於是他們每個人開始經歷家屋改建的創傷。」蔡友月說。

「這張照片是我一個精神失序個案的家。我在蘭嶼做田野的時候，很多人告訴我，家屋改建的那段時間，很多人都受不了自殺了，發瘋了。我去查衛生所的檔案，發現在那20年間，因為改建從樓上掉下來受傷的很多，可是自殺率並沒有提高。精神失序有，可是自殺的沒有。那為什麼島上有九成的人都跟我講，家屋改建，很多人去自殺？」

蔡友月強調，這就是詮釋和實證的角度不同。「從實證的角度，你會覺得這個不符合evidence，所以是假的。可是如果從詮釋的角度，島上九成的人都跟你這樣講，這對於理解他們的創傷就是有意義的。」

或許是作為社會學家的研究性質與研究取徑使然，蔡友月在閱讀及在講座中討論《生命之側》時，一直提醒大家要看到因紐特人生命故事背後的結構性暴力：「這些因紐特人想死的渴望可能是主體性的展現，可是我們也要知道，背後其實有個更深層的、因紐特人經歷殖民暴力的結果。」她期望作者未來可以處理這個問題，「因為唯有這個東西被翻轉，由下而上長出原民自己的主體性，文化療癒才有可能。」

蔡友月最後一張照片，放的是蘭嶼護士張淑蘭（達悟名Sinan Kalain）創立的「雅布書卡嫩居家護理所」，也就是她的「希望療園」計畫。

在蘭嶼傳統文化中，老人覺得自己身上有惡靈，所以會要求獨居，和孩子分開住。「淑蘭是一個護士，她覺得這樣的文化讓老人無法得到適當的照顧。島上大約60%的人都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徒，所以她想透過宗教改變這個狀況。」張淑蘭利用文化轉譯，告訴族人，基督寶血就在我們身上，所以我們不怕這些惡靈，「由下而上，成立達悟自己照顧老人的組織。這裡可以看到海，有芋頭田，她希望把蘭嶼過去的文化療癒的部分，帶進這些老人家生命的最後階段。」

「我覺得這個滿重要的，就是達悟人自己由下往上長出原住民的主體性。」蔡友月說。

➤如何理解人們想死的渴望？

《生命之側》圍繞著各種不同形式的「死亡」：青少年自殺與加拿大政府因應的自殺防治計畫。祖母罹患結核病被送往南方療養院，卻在路途中過世了，她的孫子幾十年來還是會在每一次醫療船靠岸時，前去港邊探問祖母的消息。一個又一個關於自殺的夢境，以及關於做夢的人對自殺朋友的回憶與承諾，還有因為協助母親自殺，而上法庭接受加拿大法律審理的因紐特人厄奇尤特。

厄奇尤特的母親結核病病重，醫師判斷她只剩下不到3個月的生命。加拿大的法律不允許安樂死，但是在因紐特人的文化中，老人和生病的人若開口求助，幫助他們結束生命是因紐特人的習俗。

厄奇尤特的母親要求自己的兒子幫她結束生命，而厄奇尤特也這麼做了，並為此上法庭接受審判。書中詳細描述協助自殺的經過、法庭上的對話，以及陪審員的想法。講座中，蔡友月問在場讀者：「你們覺得，文化之上應該要有個更大的法律規範？還是會覺得這是因紐特人長期以來的傳統，我們應該要尊重他們的文化？」這位少年協助自己的母親自殺，有罪嗎？

蔡友月指出，這是非常複雜的議題，「也是這本書深刻的地方。我們都覺得生命是珍貴的，可是政府的作為、這些自殺防治的計畫，並沒有回應到這些人想死的渴望。」

吳易澄說自己也常問學生這種問題，「這個問題其實充滿陷阱。我們先要有個概念：法律永遠是遠遠落後於社會需求的。法律並非至高無上，但是社會運作依然需要法律。蔡老師問這個問題，很多人都舉手說應該尊重文化，可是，你真心這樣想嗎？你真的認為可以讓族人幫助自己族裡的老人家自殺、死亡嗎？」

吳易澄提醒我們，在討論文化這件事時要非常小心，不要過於本質化地認為它就是應該被尊重。「我們在閱讀民族誌也應該要想到這一點。我相信《生命之側》的作者絕對不是要我們去贊成或反對，她是把為什麼會有這個困境、這樣不得已的做法呈現出來。她想講的是一種非常深層的同理，讓我們了解當地人面臨的處境。」

➤混亂敘事

蔡友月和吳易澄本身的長期關懷及田野都關乎人們的受苦。蔡友月曾參與美國精神病學家凱博文（Arthur Kleinman）、瑪麗－喬．古德（Mary-Jo DelVecchio Good）、古德（Byron Good）等人在哈佛的全球精神疾病與健康計畫，對於病人主體敘事有更多觀察和體悟。

蔡友月提到，凱博文在台灣最早的譯作《談病說痛》，談的就是病人敘事，「他要我們聆聽以病人意義為主的聲音，讓病人主體的敘事變成醫學的一部分。我覺得《生命之側》大量使用意象、歌、夢，就是回應了這種研究結合現象學、文學的詮釋取徑。作者把大量實證醫學沒有處理的素材帶入她的分析，去反省加拿大政府的結核病和自殺防治計畫。」

蔡友月強調，這也回應了社會學家法蘭克（Arthur W. Frank）的「混亂敘事」（chaos narrative），「他指出現代社會已經越來越沒有能力去聆聽這些失序（disorder）、受苦，在結構暴力下各式各樣的混亂敘事。我們這個社會大部分看到的都是療癒敘事：我克服了憂鬱症、我怎麼走過自殺，或是我怎麼克服癌症，變成一個成功的病人。可是那些你聽不到、甚至他發不出聲音，或是你不知道它意義在哪兒的混亂敘事，是需要我們重新去看待，而且更需要去聆聽的。」

吳易澄則以人類學的角度，在書寫方式和研究方法加以延伸，「我相信熟悉民族誌、或人類學研究方法的讀者，會覺得《生命之側》是一本很特殊的民族誌。人類學研究強調參與觀察、深入訪談，還有什麼其他的呢？竟然是訪談對象想像中在屋外的一隻渡鴉、竟然報導人的夢都成為重要的材料。作者甚至在書寫上引用了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引用處理相當多殖民議題的南非小說家柯慈（J. M. Coetzee），來對應她想要處理的、加拿大原住民的處境。」

身為臨床精神科醫師，吳易澄認為這種書寫方式對大部分的實務工作者來說可能是陌生的。「因為我們的工作是基於很強的evidence。比方說，我們要怎麼判斷一個人有問題？臨床上可能會將『病人』的夢視為症狀，被醫師視為病人的人，他的任何行動、反應、話語，都會在醫療的框架下進行詮釋。做夢、或是半夢半醒之間講的話，我們可能就會判斷這是譫妄症，下一步可能就是要吃藥，要做更多檢查。」

「但問題是，這些東西是不理性的嗎？比如人類學家泰德洛克（Barbara Tedlock）就討論很多北美原住民的夢。夢其實是用來作為對話、溝通，或是跟祖靈、祖先互動的重要媒介。這絕對不會是不理性的，而是很深刻地對應了這個族群的社會和文化。」

回到《生命之側》，吳易澄認為，他慢慢感受到作者的企圖：「我們到底可以如何呈現，或是凸顯人的處境？現有的證據好像不足以說出這些人面對的處境是什麼，你知道有些人開始過得很痛苦、有些人活不下去，有些人選擇自殺。自殺好像變成一種流行病，蔓延在加拿大的原住民社群之中。可是這意味的是什麼？我可以怎麼看、怎麼理解？難道又是把人找來，發DSM5問卷嗎？」

《生命之側》所企圖呈現並且捕捉的，是一個想像中的、敘事的意象，一個概念，甚至是一個小說的場景，「她企圖去捕捉那些捕捉不到的。」

吳易澄分享他最初接觸部落的經驗，是八八風災。風災後，政府規畫了一系列協助部落重建的計畫，醫師們因著這樣的計畫進入部落，也做了許多優秀的流行病學調查。當年仍在高醫就讀的吳易澄跟著主治醫師上山收案，與某位受訪者的對話讓他留下深刻印象。

「有一位受訪者說，『你們拿來問我的這些問卷上，要勾選心理受苦的程度有多高、有什麼樣的症狀，可是你們問的跟我的感受不同。我感受到的是，風災之後我從來都沒有這麼快樂過。』」

這個故事吳易澄分享過很多次，因為這對還在接受住院醫師訓練的他來說震撼太大了。「原來，我拿著我的科學工具想要去捕捉這些人的受苦經驗，他告訴我的完全不是我所預期的答案。當我再問下去，他說：『因為啊，我們部落從來沒有這麼團結過，發生事情以後，我走到哪裡都有人想載我一程。』」

一個社群在社會變遷，或巨大衝擊之下的狀況，很多都不是既有的科學工具能定義的。「所以，要怎麼樣去找到那個證據？人實際上發生了什麼事情？我覺得作者用了各種方法，這也是這個研究很感人的地方，她從她所發現的資料裡，企圖去找到更多沒有被書寫下來、沒有被定義過的東西。」

➤我們如何面對他人受苦？

兩位講者非常有默契的，以南非攝影師卡特（Kevin Carter）1994年獲得普立茲獎的作品〈飢餓的蘇丹〉（The vulture and the little girl），為這場講座作結，談我們如何面對他人的受苦。

現場讀者除了相關科系的學生，也有正在訓練中、或已工作數年的臨床工作者。有人提到他本身的工作也是社會控制的一環，覺得自己很難說出「感同身受」四個字，「因為我並沒有真的經歷過這些人所經歷的苦難。」記錄完了、提供衛教單張，他也知道這是一個形式，真正會去看的人並不多，而且以工作量來說，很難後續保持聯絡，長期下來累積越來越多的無助感。

蔡友月分享當時在蘭嶼田野的心境，她提到自己最後一年寫書時不太能過日常的生活，蘭嶼做田野待一個月就一定得離開，讓自己抽離那個環境。「我那時候會提醒自己，在介入他人受苦的時候，自己的某個部分一定要小心。」而另一方面，她也會告訴自己，作為學者，要透過研究把他們所經歷的那種暴力、把他們的聲音寫出來。「即使是詮釋，也要把他們生命的限制、生命的苦寫出來。我希望這樣的混亂敘事可以被更多的人聽到、感受到。」

吳易澄既是臨床醫師也承擔教職，必須比過去更頻繁地帶學生上山。「帶學生到部落裡去看、去講，是我現在很重要的實踐。我覺得跟這本書有點類似，就是怎樣去述說，也像我們今天的主題，如何去述說一個原住民的故事。」

《生命之側》這本書至少做到了一件事，就是深刻地告訴大家，因紐特人想像的生命是什麼樣子。「當我們還不知道生命對他們來說是怎樣的意義，就信誓旦旦地說我要來救你、我要你活著，這不是一件相當荒謬的事情嗎？」

吳易澄指出，卡特的〈飢餓的蘇丹〉其實呈現了兩個受苦的意象，一個是畫面中瘦骨嶙峋、快要死亡的小孩，後面有一隻準備把他吃掉的禿鷹。另一個是拍攝者，他把這個畫面拍攝下來，告訴全世界有這麼一個悲慘的地方，然後獲獎了，但是這個拍攝者承擔不起這樣的「榮耀」，自殺了。

「很多的民族誌作者都在做這件事情，把人間的痛苦寫出來、然後出版。作為民族誌作者、醫療工作者，甚至更多第一線的社工，我認為很多人感受到那種無助，而《生命之側》也把那種無助感寫出來了。這非常重要，唯有把這種現象凸顯出來，我們才會知道，後續如果有什麼政策、有什麼可以做的時候，可以做什麼修正改進。」●

➤下一場《生命之側》新書講座：什麼是當代原民的面貌？

• 時間｜12/5（四），19:00-21:00
• 地點｜聯經書房・思想沙龍（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94號B1）
• 講者｜Ciwang Teyra（太魯閣族，台大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邱韻芳（暨大東南亞學系副教授）
• 入場方式｜自由入座，請提早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