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繪本大師》天生藝術家:朵貝.楊笙(Tove Jansson)和姆米的純真世界
日本友人送給我一只托盤,上面畫著姆米托魯(Moomintroll)和他在姆米谷(Moominvally)中的夥伴們。在以「雜貨王國」著稱的日本,從衣飾寢具到鍋碗瓢盆,這些圖像無所不在,和生活產生緊密的連結。
為什麼姆米(或稱「嚕嚕米」)會受到如此熱烈的歡迎?友人說:「因為姆米看起來很可愛!」僅僅因為「可愛」嗎?日本不乏各種「卡哇伊」的事物,姆米如何在迪士尼和三麗鷗的夾擊之下脫穎而出,躍居銷售冠軍?真讓人好奇。
早在1950到1970年間,《姆米谷》的熱潮即已在國際間發酵,由發源地的北歐芬蘭,漸次傳向歐、美各國。其中又以日本最為之著迷瘋狂,除了出版相關書籍,更爭取到動畫製作的版權,1997年還以「姆米谷」概念,在埼玉縣設立了「曙光兒童森林公園」(トーベ・ヤンソンあけぼの子どもの森公園),重現故事中的場景,明(2019)年3月將有另一座「姆米谷主題樂園」(Moominvally Park)將在東京近郊盛大落成。

近年來興起的IP風潮,對文學和藝術作品的推廣,有推波助瀾之功,尤其圖像的流布往往衍生出眾多附加商品,創造了驚人的產值。但有時也出現了「得魚忘筌」的現象,當圖像本身的辨識度越高,大量和商品結合後,消費者往往只能藉由「二創商品」來指認原創者,有時竟不知不覺越行越遠,遺忘了作品的初衷。
有著圓潤身材的姆米,經常被誤認為是一隻白色的河馬,甚至有人說他是一隻豬。這個謎樣的生物,究竟從何而來?一手創造出姆米形象的朵貝.楊笙(Tove Jansson),第一次聽到Moomintroll這個字,是因為半夜到廚房找東西吃,舅舅想嚇唬貪吃的小孩,就說爐子的後面躲著北歐傳說中的小精靈,從此以後,她總覺得床底下傳來精靈刮床板的聲音。

楊笙在1914年8月出生於芬蘭赫爾辛基的一個瑞典裔家庭,當時一戰剛剛爆發,加上芬蘭長期處於蘇聯和德國兩大強權的壓制,時局並不穩定。她的父親Viktor Jansson是一位雕塑家,母親Signe Hammarsten Jansson是畫家,誕生在這個藝術氣氛濃厚的家庭中,顏料和畫具就是小寶寶隨手可得的玩具。楊笙還不會說話時,就已經坐在媽媽膝上開始畫畫了,她父親曾說:「我們的朵貝,將來一定會成為非常偉大的藝術家。」

父親的期待和預言,日後真的實現了。早慧的楊笙,從畫畫、寫作、編織到雕刻,成天忙碌於創作,尤其喜歡自編自畫創作故事,並立志以出版為目標。13歲時以瑞典文寫下她的第一本書《薩拉、佩爾和水妖的烏賊》,並配上插圖。這本書雖是初出茅廬之作,但她結合了異國情調和北歐群島的風光,故事的敘述幽默風趣,一如後來的《姆米谷》趣味十足,顯現出創作者自我琢磨的歷程。
楊笙的母親從1920至1950年代,長期為崇尚自由主義的《卡姆報》(GARM)繪製插畫,楊笙14歲時就開始擔任助理,繪製封面和諷刺漫畫,後來更接下母親的棒子,成為為這份報紙繪製最多插畫的藝術家。
對想像力活躍的楊笙來說,學校生活如同監獄一般。她討厭數學,痛恨美術課的制式要求,同學則視她為怪咖。成年之後,她再也不想回憶可怕的上學年代,總說連為什麼這樣害怕學校都忘了。
16歲那年,楊笙中斷上學,到瑞典斯德哥爾摩學習藝術,後來又陸續到德國、法國、義大利等地觀摩學習,接受不同畫派的洗禮,她再無退路,一心向職業藝術家之路闊步向前。從18歲開始,她陸續參加許多畫展,大膽的畫風和對色彩的激情表現,引起了芬蘭藝評界的關注,被視為是極有發展前途的新星。
楊笙戰前時期的畫作非常引人入勝,她多方嘗試各種風格,包括印象派、超現實主義和立體派,作品的共同特色是具有神祕和童話般的氣息,怪異得令人震驚的色彩,以及高反差的色感,和日後我們看到的《姆米谷》系列畫作極為不同。年輕的楊笙看起來前途無限美好,然而世界正在轉變,戰爭的腳步已然啟動。
二戰不僅在前線進行,戰爭的創傷也蔓延到所有地方。在艱困的生活中,為了維持生計,楊笙自稱「必須像印刷機般工作」。她繪製卡片和畫作出售,為兒童報刊畫插畫,以及在報紙刊載尖銳的幽默漫畫。她以無比的勇氣針砭時政,譴責戰爭的荒謬恐怖。她是和平主義的擁護者,敢於反抗當時的官方政策,而且拒絕用沉默或不署名的方式來保護自己。
為了逃避沉重的現實,楊笙在戰時還畫了許多色彩豐富的花朵,只為了能在藝術的美中休息片刻。但是無法預期的空襲警報聲響,以及躲進防空洞裡的幽閉抑鬱,時時打擊她敏銳易感的心靈。1939年,蘇聯和芬蘭爆發「冬季戰爭」,楊笙突然覺得畫畫一點用處也沒有。她失去了工作的動力,對現實不抱希望,於是開始書寫童話,她想走進「從前、從前……」的世界裡,找到能呼吸的空間。
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下,楊笙在姆米谷找到了她的避難所,但那不是徹頭徹尾的逃離現實,她只是想去別的地方「待著」,終有一天仍然可以去而復返。
1945年,《姆米谷》系列作品的第一冊《姆米與大洪水》以圖畫書形式出版。之前曾在楊笙畫作出現多次的姆米,形象一直是孤立的,如今有了角色和情節,姆米終於真正誕生了!
關於姆米的誕生,楊笙曾經講過好幾個版本。其中之一是:她小時候,全家人總是在佩林基群島度暑假,她和弟弟經常在度假區的戶外廁所牆壁上塗鴉,競相寫上自認為高超的哲學名言。有一次她和弟弟爭辯時,隨手畫下所能想出來最醜的傢伙。那是個類似姆米小精靈的形象,長相卻有點像哲學家康德,她還在旁邊寫了一句「自由是最美好的」,沒錯,楊笙一輩子的創作都是為了爭取自由。
《姆米與大洪水》剛出版時並未受到重視,第一年只賣出219本。楊笙再接再厲,隔年又出版了《姆米谷彗星來襲》。「洪水」和「彗星」都是戰爭的隱喻,她藉著童話,記誌她對軍事擴張和法西斯主義的抗議。直到1948年出版的《姆米一家與魔法帽》,姆米谷中出現了一頂神奇的黑色大禮帽,竟然能施展百變魔法,驚奇的事件接連發生,激發了兒童對新鮮事物強烈的好奇心,姆米和他的同伴們終於得到了小讀者注目的眼光。

但是來自成人的負評雜沓而至。楊笙在書中刻劃的形象,並不是一直遵從法紀的,姆米谷的居民過著波希米亞式的生活,他們使用的語言和喝酒抽菸的行為,被認為不適合做為孩子學習的典範,再加上楊笙平日特立獨行的風格,總是按照自己的道德標準行事,更引發了眾怒。但楊笙以鮮明的態度回應:「我並不希望像哲學家一般地思考,也不想教育我的讀者們,我的故事是用來自娛自樂。」
接下來,她依序出版了:《姆米爸爸的冒險故事》(1950)、《姆米一家的瘋狂夏日》(1954)、《姆米的冬季探險》(1957)、《姆米谷的小寓言》(1962)、《姆米爸爸航海記》(1965)、《姆米谷的奇妙居民》(1970),直到她最親愛的母親過世,楊笙也停下了這個系列的書寫,因為這些故事的原型,本就來自她和家人親朋快樂的回憶,扣合著她的生命歷程發展。
相較於托爾金《魔戒三部曲》的博大深遠,《姆米谷》是楊笙創造的烏托邦。依據芬蘭的風光和地景,她建構了這個安全與危險共存的小世界,即使永遠有不可捉摸的威脅,災難更是頻頻發生,但是在勇敢冒險之後,總會有寧靜的家園等候他們的歸來。姆米谷的生活依四時循環,居民相親卻不互相扞格。楊笙以寓言的方式,描繪出互助互諒的社會縮影,展示了一種理想的人際關係,讓人心生嚮往。

楊笙善於從傳統的民間文學汲取養分,巧妙地將傳說拿來再創作,不僅體現了斯堪地那維亞獨特的人文風土,也流露出對大自然深厚的感情。傳統的形象經過楊笙的巧妙變化,煥發出新的生命,如同姆米,在楊笙的畫作中不斷進化。雖然楊笙說《姆米谷》不是特別針對兒童而創作,但是其中豐富的想像和遊戲性,完全切合兒童心理邏輯的角度,因此在1966年,獲得國際安徒生獎的殊榮。
每一本姆米谷的故事,楊笙都精心設計封面,並配上生動的插畫。她運用簡明流暢的線條和色塊,呈現擬似版畫的效果,再加上巧妙的留白,以及用黑線勾勒出輪廓,整體的視覺衝擊力很強,極富戲劇張力。這些插圖不只是文字的配角,更不只有裝飾的作用,對於角色的定位、故事節奏的推進,以及整體氛圍的營造,都更精準地協同文字表現豐富的意象。這對於後來姆米谷熱潮的興起,也有很大的影響。
1954年,楊笙應倫敦出版人查爾斯.薩頓(Charles Sutton)之邀,在當時世界上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倫敦晚報》連載姆米系列的漫畫,隨即獲得極大的回響,同時被120家報刊轉載,擁有數千萬的讀者,風靡全球。接下來是一連串的驚異旅程,姆米的故事被改編成偶戲、歌劇、芭蕾舞劇、卡通動畫、電影,依照姆米谷角色發想的周邊商品,無極限地延展。
動畫版姆米
名利雙收並沒有讓楊笙感到快樂。繪製連環畫耗費她大量的心力,也把她帶向不同的人生方向,她希望回歸藝術家的身分,重新拾起畫筆,單純地創作。她為幼兒園、市政廳畫巨幅壁畫,為芬蘭文版《哈比人》、《愛麗絲漫遊奇境》畫插圖,同時她也向文學的新領域邁進,為成人讀者書寫了許多小說和散文,展現她精湛的文學造詣。楊笙是一位全方位的藝術家。


芬蘭在《2018年世界幸福感報告》調查中,被排定為世界最幸福的國家,尤其教育和社會福利這兩方面,更為世人所稱道。但其實這個氣候條件嚴峻、天然資源不豐富的國家,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歷經了多次的內戰和外侮,曾走過艱辛的建國之路,直到1917年才宣布獨立。
楊笙出生和成長的時間,幾乎是和這個國家的誕生同步向前。她雖然是一名藝術家,無法像政治家為國家擘劃藍圖、建設新芬蘭,但是藝術家敏銳的心眼,似乎在困境中看到了未來的願景。楊笙的許多作品創作於芬蘭的動盪時期,她是使用瑞典文書寫,後來才翻譯成芬蘭文。即使處於這樣不利的環境,楊笙還是創造了像姆米谷這樣美好純淨的天地。
如今我們讚嘆芬蘭社會的完善,原來藝術家如同先知,在姆米谷中已經預告了芬蘭理想的模樣。當我們滿心歡喜買下一個畫著姆米的盤子時,心中想的可能是:「多希望這是一張進入姆米谷純真世界的門票。」我想,這應該就是藝術的力量,藝術不是可以被製造的東西,一切都源自楊笙源源不絕的熱情和生命力。●

書.人生.張嘉泓》科學與普及:擁抱群眾的 vs 很難親近的科學家
有一次上廣播節目談科普書,主持人開門見山問了一個問題:「這些書,對你們科學家應該太簡單了吧!你們平時真有興趣讀科普、寫科普嗎?」
這的確是個犀利的問題。合理的推想,認真的科學家應該提不起勁來講究簡單的科普書吧。為了顯示我是很認真的科學家,後來再上這個節目時,我只好談皮凱提的《21世紀資本論》。
事實上,西方的科學家,常態性地會從事科普的書寫,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雜誌的文章。它細緻、親切卻精確的書寫,特別是對科學家自己的科學活動的傳神描述,可以說是科學寫作的範例。不只雜誌,只要出現新發現、新理論,從基因組、希格斯粒子,到最近的引力波,很快就有專家將這些令人興奮的結果,奮力寫成科普書,吸引一般大眾的目光。畢竟科學的研究,無論經費上、士氣上都要依賴社會的支持才能持續。
但科學家對科普的熱情,並不僅限於一份責任感。
我從小的偶像是費曼(Richard Phillips Feynman),他可以說是科普精神的典範。科學的重心在戰後由歐洲轉移到美國,費曼是第一代完全在美國養成的大師級物理學家。除了科學上的成就,他也是一位好老師、優秀的溝通者。他自己非常自豪可以找到方法,把深奧的概念用直覺的推理,比手畫腳地講到連剛開始學的大一新生都能聽懂;而且他的熱情,讓你感覺這是必要的。
據說,某次一個大一新鮮人問了他一個問題:「為什麼自旋為二分之一的基本粒子,就一定遵守費米統計?」費曼看了看他:「我來準備一堂課就講這個。」過了幾天,費曼痛苦地回來告訴他:「我做不到,我沒辦法把它簡化到大一程度,可見我們物理學家自己還沒有真的搞懂這件事。」
這是一種擁抱群眾的謙遜與熱情。套句新書的廣告詞:科學實在太有趣了,不能只有科學家知道。科學對費曼來說是充滿樂趣與美的。他的藝術家朋友曾經手拿一朵花,嘲笑科學家只知道分析,不像藝術家懂得欣賞花的美。費曼覺得這實在是超笨的(見The Pleasure of Finding Things Out, Feynman, 1999)。
首先科學家也可以感覺得到花的美,而且他可以更深入看到裡面細胞的運作:他可以了解花的色彩會吸引昆蟲,他可以因此推論昆蟲一定也看得懂色彩,他更可以進一步追問昆蟲是否有美感。有這麼多有趣的發現與問題,都是奠基在美感所能欣賞到的美之上,這不是非常快樂的嗎?
費曼的溝通態度不只是面對大眾,他面對科學也是如此。費曼最偉大的發明就是費曼圖,這種圖是把相當複雜的計算,非常精巧奧妙地,用如漫畫一樣的圖解來表示。例如以下這張圖,就是兩個電子透過交換一個光子,進行電磁交互作用的散射。你看,多簡單。
更厲害的是,在這個圖中,每個元件都對應一個數學式,將所有的數學式乘起來,就可以得到這個散射發生的機率。
嚴格講,費曼圖只是一個計算的簿記,但因為太生動了,現在幾乎已或多或少被當成真實發生的事情了。面對大眾、吸引大眾,就不能太計較。
但也有不喜歡迎合大眾的科學家,施溫格(E. Schwinger)就是這樣的例子。施溫格並不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但他與費曼是同一個時代的大師。同一年(差3個月)同樣在紐約市出生(剛剛才發現,戰後到60年代前,最偉大的5位粒子物理學家全都出生在紐約市,怎麼回事?),同一年因解決同樣的問題(量子電動力學的重整化)得到諾貝爾獎。兩人互為瑜亮,個性果然也天差地別。讓我提醒大家:施溫格比費曼早了一年算出後來得到諾貝爾獎的結果。
施溫格正經、有點嚴肅、害羞、不善寒暄,很難親近,連學生都不喜歡面對,何況是大眾。我聽他的學生,康乃爾大學的顏東茂教授描述,施溫格在哈佛大學物理系時很少進辦公室(而且都很晚),他指導的學生得像掛號看病一樣,在他很有限的時間內,排隊等著與他討論。
那總得上課吧?上課也是一絕。據說,施溫格一進教室就開始講,就像演奏會,中間完全沒有空隙讓你發問(你怎麼好意思打斷他那如莫札特音樂般優美的演講)。等到下課時間一到,他一定優雅地正好走到黑板與門之間結束,然後一溜煙,直接走出教室。學生自然會蜂擁而上,追著他問問題,但通常都追不上。有一次,他在廁所被堵到了,學生直接站在門口等他,等了非常久都不見施溫格出來,進去一找才發現他已從窗子逃了!
施溫格的研究以嚴謹著稱,他曾說過:「如同矽晶片,費曼圖將計算能力帶給了大眾。」這句話,恐怕是有一點貶意。因為以他的標準,費曼圖混淆了真實與簿記,實在是非常誤導的一個工具(波爾就曾批評,粒子不是遵守測不準原理,位置與動量無法同時精確測量,怎麼現在又可以畫出一條軌跡來了呢?)。
施溫格上課、研究都不用費曼圖,學生用他就皺起眉頭。但費曼圖簡直像流行音樂,禁也禁不了。傳說有一次,施溫格在上課時出了一個題目給學生做,自己就先離開教室。施溫格一走,學生一起擠到講台前,把黑板翻過來,直接用費曼圖,很快把答案算出來。等到施溫格回來時,學生們已經把費曼圖擦得乾乾淨淨,只留下正確的答案。據說施溫格一直不知道這回事,也許這就是自視甚高的天才的寂寞吧。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曾經比較這兩位大師(或許有些偏心,但針對施溫格的部分應該是對的),他說:費曼是本能的小丑,加上職業的不遵循常規者(professional nonconformist),加上聰明的物理學家,他在成為偉大物理學家的同時,也成為了一個大表演家。施溫格害羞、博學、以完美而手藝高超的句子講話與書寫,是個有文化修養的完美主義者,安靜而內向的紳士。
但無論大師怎麼想,即使費曼圖可能不是那麼嚴格,重點是容易溝通。科學已由少數菁英的遊戲,進入了眾人或多或少都能參與的時代,現在粒子物理的科普演講絕對少不了畫上幾個費曼圖,來顯示演講者親民的作風。而躲避學生的施溫格,卻訓練出大量非常優秀的學生(數一數竟有70人,至少4個諾貝爾獎得主。相對的,費曼就少得多),而且大部分學生在回憶時,想到施溫格對他們的啟發,都感覺受用一生。
施溫格與費曼以不同方法解決同一個問題而同獲1965年的諾貝爾物理獎,這顯示兩個人都參與了當時的科學社群強烈關注的研究活動。也就是說,無論什麼樣的個性,科學家共同的志業都得面對科學社群,聆聽、對話、辯論、說服。看似離群索居的施溫格,其實也必須入世。
科學離不開科學社群。這個社群定義了問題,也提供了對話的對象,更重要的,它規定了規則。在科學活動中,參與者的任何陳述永遠隱含著一個承諾:我隨時準備為自己的陳述,向科學社群辯護或提供理由(justify)。關鍵是:辯護時所訴諸的不能是權威、宗教、情感,而只能是理性。而所謂理性,就是無論任何人,即使是販夫走卒,只要願意運用其天賦智能,就必須能夠理解、能被說服的思想方式,所以是人人能懂、也必須是人人能懂的。引用費曼的話:如果沒辦法把一個科學簡化到大眾程度,科學家一定還沒有真的搞定這件事。
當學生或一般人殷切地問:「費曼先生,憑什麼物體運動速度不能快過光速?」費曼那種自然熱切的回應:「讓我解釋給你聽……」就如同在科學活動中,科學家為自己所相信的論述,提供一個理由的辯護精神,而且必須是任何有理性的人,只要願意就能夠理解的理由。
這是內在於科學核心本質的。這類提供理由的動作,對科學家來說是本能的。因此我大膽主張:科學家對科普的熱情,是這種本能在無意識狀態下的反射動作。
科學家會有興趣讀或寫科普書嗎?會,因為與人,與所有人溝通,本來就是科學的本質。●
張嘉泓
理論粒子物理學家,畢業於哈佛大學物理系,現任教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物理系,曾經擔任時報開卷版書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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