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繪本大師》天生藝術家：朵貝．楊笙（Tove Jansson）和姆米的純真世界
日本友人送給我一只托盤，上面畫著姆米托魯（Moomintroll）和他在姆米谷（Moominvally）中的夥伴們。在以「雜貨王國」著稱的日本，從衣飾寢具到鍋碗瓢盆，這些圖像無所不在，和生活產生緊密的連結。
為什麼姆米（或稱「嚕嚕米」）會受到如此熱烈的歡迎？友人說：「因為姆米看起來很可愛！」僅僅因為「可愛」嗎？日本不乏各種「卡哇伊」的事物，姆米如何在迪士尼和三麗鷗的夾擊之下脫穎而出，躍居銷售冠軍？真讓人好奇。
早在1950到1970年間，《姆米谷》的熱潮即已在國際間發酵，由發源地的北歐芬蘭，漸次傳向歐、美各國。其中又以日本最為之著迷瘋狂，除了出版相關書籍，更爭取到動畫製作的版權，1997年還以「姆米谷」概念，在埼玉縣設立了「曙光兒童森林公園」（トーベ・ヤンソンあけぼの子どもの森公園），重現故事中的場景，明（2019）年3月將有另一座「姆米谷主題樂園」（Moominvally Park）將在東京近郊盛大落成。
近年來興起的IP風潮，對文學和藝術作品的推廣，有推波助瀾之功，尤其圖像的流布往往衍生出眾多附加商品，創造了驚人的產值。但有時也出現了「得魚忘筌」的現象，當圖像本身的辨識度越高，大量和商品結合後，消費者往往只能藉由「二創商品」來指認原創者，有時竟不知不覺越行越遠，遺忘了作品的初衷。
有著圓潤身材的姆米，經常被誤認為是一隻白色的河馬，甚至有人說他是一隻豬。這個謎樣的生物，究竟從何而來？一手創造出姆米形象的朵貝．楊笙（Tove Jansson），第一次聽到Moomintroll這個字，是因為半夜到廚房找東西吃，舅舅想嚇唬貪吃的小孩，就說爐子的後面躲著北歐傳說中的小精靈，從此以後，她總覺得床底下傳來精靈刮床板的聲音。
楊笙在1914年8月出生於芬蘭赫爾辛基的一個瑞典裔家庭，當時一戰剛剛爆發，加上芬蘭長期處於蘇聯和德國兩大強權的壓制，時局並不穩定。她的父親Viktor Jansson是一位雕塑家，母親Signe Hammarsten Jansson是畫家，誕生在這個藝術氣氛濃厚的家庭中，顏料和畫具就是小寶寶隨手可得的玩具。楊笙還不會說話時，就已經坐在媽媽膝上開始畫畫了，她父親曾說：「我們的朵貝，將來一定會成為非常偉大的藝術家。」
父親的期待和預言，日後真的實現了。早慧的楊笙，從畫畫、寫作、編織到雕刻，成天忙碌於創作，尤其喜歡自編自畫創作故事，並立志以出版為目標。13歲時以瑞典文寫下她的第一本書《薩拉、佩爾和水妖的烏賊》，並配上插圖。這本書雖是初出茅廬之作，但她結合了異國情調和北歐群島的風光，故事的敘述幽默風趣，一如後來的《姆米谷》趣味十足，顯現出創作者自我琢磨的歷程。
楊笙的母親從1920至1950年代，長期為崇尚自由主義的《卡姆報》（GARM）繪製插畫，楊笙14歲時就開始擔任助理，繪製封面和諷刺漫畫，後來更接下母親的棒子，成為為這份報紙繪製最多插畫的藝術家。
對想像力活躍的楊笙來說，學校生活如同監獄一般。她討厭數學，痛恨美術課的制式要求，同學則視她為怪咖。成年之後，她再也不想回憶可怕的上學年代，總說連為什麼這樣害怕學校都忘了。
16歲那年，楊笙中斷上學，到瑞典斯德哥爾摩學習藝術，後來又陸續到德國、法國、義大利等地觀摩學習，接受不同畫派的洗禮，她再無退路，一心向職業藝術家之路闊步向前。從18歲開始，她陸續參加許多畫展，大膽的畫風和對色彩的激情表現，引起了芬蘭藝評界的關注，被視為是極有發展前途的新星。
楊笙戰前時期的畫作非常引人入勝，她多方嘗試各種風格，包括印象派、超現實主義和立體派，作品的共同特色是具有神祕和童話般的氣息，怪異得令人震驚的色彩，以及高反差的色感，和日後我們看到的《姆米谷》系列畫作極為不同。年輕的楊笙看起來前途無限美好，然而世界正在轉變，戰爭的腳步已然啟動。
二戰不僅在前線進行，戰爭的創傷也蔓延到所有地方。在艱困的生活中，為了維持生計，楊笙自稱「必須像印刷機般工作」。她繪製卡片和畫作出售，為兒童報刊畫插畫，以及在報紙刊載尖銳的幽默漫畫。她以無比的勇氣針砭時政，譴責戰爭的荒謬恐怖。她是和平主義的擁護者，敢於反抗當時的官方政策，而且拒絕用沉默或不署名的方式來保護自己。
為了逃避沉重的現實，楊笙在戰時還畫了許多色彩豐富的花朵，只為了能在藝術的美中休息片刻。但是無法預期的空襲警報聲響，以及躲進防空洞裡的幽閉抑鬱，時時打擊她敏銳易感的心靈。1939年，蘇聯和芬蘭爆發「冬季戰爭」，楊笙突然覺得畫畫一點用處也沒有。她失去了工作的動力，對現實不抱希望，於是開始書寫童話，她想走進「從前、從前……」的世界裡，找到能呼吸的空間。
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下，楊笙在姆米谷找到了她的避難所，但那不是徹頭徹尾的逃離現實，她只是想去別的地方「待著」，終有一天仍然可以去而復返。
1945年，《姆米谷》系列作品的第一冊《姆米與大洪水》以圖畫書形式出版。之前曾在楊笙畫作出現多次的姆米，形象一直是孤立的，如今有了角色和情節，姆米終於真正誕生了！
關於姆米的誕生，楊笙曾經講過好幾個版本。其中之一是：她小時候，全家人總是在佩林基群島度暑假，她和弟弟經常在度假區的戶外廁所牆壁上塗鴉，競相寫上自認為高超的哲學名言。有一次她和弟弟爭辯時，隨手畫下所能想出來最醜的傢伙。那是個類似姆米小精靈的形象，長相卻有點像哲學家康德，她還在旁邊寫了一句「自由是最美好的」，沒錯，楊笙一輩子的創作都是為了爭取自由。
《姆米與大洪水》剛出版時並未受到重視，第一年只賣出219本。楊笙再接再厲，隔年又出版了《姆米谷彗星來襲》。「洪水」和「彗星」都是戰爭的隱喻，她藉著童話，記誌她對軍事擴張和法西斯主義的抗議。直到1948年出版的《姆米一家與魔法帽》，姆米谷中出現了一頂神奇的黑色大禮帽，竟然能施展百變魔法，驚奇的事件接連發生，激發了兒童對新鮮事物強烈的好奇心，姆米和他的同伴們終於得到了小讀者注目的眼光。
但是來自成人的負評雜沓而至。楊笙在書中刻劃的形象，並不是一直遵從法紀的，姆米谷的居民過著波希米亞式的生活，他們使用的語言和喝酒抽菸的行為，被認為不適合做為孩子學習的典範，再加上楊笙平日特立獨行的風格，總是按照自己的道德標準行事，更引發了眾怒。但楊笙以鮮明的態度回應：「我並不希望像哲學家一般地思考，也不想教育我的讀者們，我的故事是用來自娛自樂。」
接下來，她依序出版了：《姆米爸爸的冒險故事》（1950）、《姆米一家的瘋狂夏日》（1954）、《姆米的冬季探險》（1957）、《姆米谷的小寓言》（1962）、《姆米爸爸航海記》（1965）、《姆米谷的奇妙居民》（1970），直到她最親愛的母親過世，楊笙也停下了這個系列的書寫，因為這些故事的原型，本就來自她和家人親朋快樂的回憶，扣合著她的生命歷程發展。
相較於托爾金《魔戒三部曲》的博大深遠，《姆米谷》是楊笙創造的烏托邦。依據芬蘭的風光和地景，她建構了這個安全與危險共存的小世界，即使永遠有不可捉摸的威脅，災難更是頻頻發生，但是在勇敢冒險之後，總會有寧靜的家園等候他們的歸來。姆米谷的生活依四時循環，居民相親卻不互相扞格。楊笙以寓言的方式，描繪出互助互諒的社會縮影，展示了一種理想的人際關係，讓人心生嚮往。
楊笙善於從傳統的民間文學汲取養分，巧妙地將傳說拿來再創作，不僅體現了斯堪地那維亞獨特的人文風土，也流露出對大自然深厚的感情。傳統的形象經過楊笙的巧妙變化，煥發出新的生命，如同姆米，在楊笙的畫作中不斷進化。雖然楊笙說《姆米谷》不是特別針對兒童而創作，但是其中豐富的想像和遊戲性，完全切合兒童心理邏輯的角度，因此在1966年，獲得國際安徒生獎的殊榮。
每一本姆米谷的故事，楊笙都精心設計封面，並配上生動的插畫。她運用簡明流暢的線條和色塊，呈現擬似版畫的效果，再加上巧妙的留白，以及用黑線勾勒出輪廓，整體的視覺衝擊力很強，極富戲劇張力。這些插圖不只是文字的配角，更不只有裝飾的作用，對於角色的定位、故事節奏的推進，以及整體氛圍的營造，都更精準地協同文字表現豐富的意象。這對於後來姆米谷熱潮的興起，也有很大的影響。
1954年，楊笙應倫敦出版人查爾斯．薩頓（Charles Sutton）之邀，在當時世界上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倫敦晚報》連載姆米系列的漫畫，隨即獲得極大的回響，同時被120家報刊轉載，擁有數千萬的讀者，風靡全球。接下來是一連串的驚異旅程，姆米的故事被改編成偶戲、歌劇、芭蕾舞劇、卡通動畫、電影，依照姆米谷角色發想的周邊商品，無極限地延展。
動畫版姆米
名利雙收並沒有讓楊笙感到快樂。繪製連環畫耗費她大量的心力，也把她帶向不同的人生方向，她希望回歸藝術家的身分，重新拾起畫筆，單純地創作。她為幼兒園、市政廳畫巨幅壁畫，為芬蘭文版《哈比人》、《愛麗絲漫遊奇境》畫插圖，同時她也向文學的新領域邁進，為成人讀者書寫了許多小說和散文，展現她精湛的文學造詣。楊笙是一位全方位的藝術家。
芬蘭在《2018年世界幸福感報告》調查中，被排定為世界最幸福的國家，尤其教育和社會福利這兩方面，更為世人所稱道。但其實這個氣候條件嚴峻、天然資源不豐富的國家，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歷經了多次的內戰和外侮，曾走過艱辛的建國之路，直到1917年才宣布獨立。
楊笙出生和成長的時間，幾乎是和這個國家的誕生同步向前。她雖然是一名藝術家，無法像政治家為國家擘劃藍圖、建設新芬蘭，但是藝術家敏銳的心眼，似乎在困境中看到了未來的願景。楊笙的許多作品創作於芬蘭的動盪時期，她是使用瑞典文書寫，後來才翻譯成芬蘭文。即使處於這樣不利的環境，楊笙還是創造了像姆米谷這樣美好純淨的天地。
如今我們讚嘆芬蘭社會的完善，原來藝術家如同先知，在姆米谷中已經預告了芬蘭理想的模樣。當我們滿心歡喜買下一個畫著姆米的盤子時，心中想的可能是：「多希望這是一張進入姆米谷純真世界的門票。」我想，這應該就是藝術的力量，藝術不是可以被製造的東西，一切都源自楊笙源源不絕的熱情和生命力。●
書．人生．張嘉泓》科學與普及：擁抱群眾的 vs 很難親近的科學家
有一次上廣播節目談科普書，主持人開門見山問了一個問題：「這些書，對你們科學家應該太簡單了吧！你們平時真有興趣讀科普、寫科普嗎？」
這的確是個犀利的問題。合理的推想，認真的科學家應該提不起勁來講究簡單的科普書吧。為了顯示我是很認真的科學家，後來再上這個節目時，我只好談皮凱提的《21世紀資本論》。
事實上，西方的科學家，常態性地會從事科普的書寫，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雜誌的文章。它細緻、親切卻精確的書寫，特別是對科學家自己的科學活動的傳神描述，可以說是科學寫作的範例。不只雜誌，只要出現新發現、新理論，從基因組、希格斯粒子，到最近的引力波，很快就有專家將這些令人興奮的結果，奮力寫成科普書，吸引一般大眾的目光。畢竟科學的研究，無論經費上、士氣上都要依賴社會的支持才能持續。
但科學家對科普的熱情，並不僅限於一份責任感。
我從小的偶像是費曼（Richard Phillips Feynman），他可以說是科普精神的典範。科學的重心在戰後由歐洲轉移到美國，費曼是第一代完全在美國養成的大師級物理學家。除了科學上的成就，他也是一位好老師、優秀的溝通者。他自己非常自豪可以找到方法，把深奧的概念用直覺的推理，比手畫腳地講到連剛開始學的大一新生都能聽懂；而且他的熱情，讓你感覺這是必要的。
據說，某次一個大一新鮮人問了他一個問題：「為什麼自旋為二分之一的基本粒子，就一定遵守費米統計？」費曼看了看他：「我來準備一堂課就講這個。」過了幾天，費曼痛苦地回來告訴他：「我做不到，我沒辦法把它簡化到大一程度，可見我們物理學家自己還沒有真的搞懂這件事。」
這是一種擁抱群眾的謙遜與熱情。套句新書的廣告詞：科學實在太有趣了，不能只有科學家知道。科學對費曼來說是充滿樂趣與美的。他的藝術家朋友曾經手拿一朵花，嘲笑科學家只知道分析，不像藝術家懂得欣賞花的美。費曼覺得這實在是超笨的（見The Pleasure of Finding Things Out, Feynman, 1999）。
首先科學家也可以感覺得到花的美，而且他可以更深入看到裡面細胞的運作：他可以了解花的色彩會吸引昆蟲，他可以因此推論昆蟲一定也看得懂色彩，他更可以進一步追問昆蟲是否有美感。有這麼多有趣的發現與問題，都是奠基在美感所能欣賞到的美之上，這不是非常快樂的嗎？
費曼的溝通態度不只是面對大眾，他面對科學也是如此。費曼最偉大的發明就是費曼圖，這種圖是把相當複雜的計算，非常精巧奧妙地，用如漫畫一樣的圖解來表示。例如以下這張圖，就是兩個電子透過交換一個光子，進行電磁交互作用的散射。你看，多簡單。
更厲害的是，在這個圖中，每個元件都對應一個數學式，將所有的數學式乘起來，就可以得到這個散射發生的機率。
嚴格講，費曼圖只是一個計算的簿記，但因為太生動了，現在幾乎已或多或少被當成真實發生的事情了。面對大眾、吸引大眾，就不能太計較。
但也有不喜歡迎合大眾的科學家，施溫格（E. Schwinger）就是這樣的例子。施溫格並不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但他與費曼是同一個時代的大師。同一年（差3個月）同樣在紐約市出生（剛剛才發現，戰後到60年代前，最偉大的5位粒子物理學家全都出生在紐約市，怎麼回事？），同一年因解決同樣的問題（量子電動力學的重整化）得到諾貝爾獎。兩人互為瑜亮，個性果然也天差地別。讓我提醒大家：施溫格比費曼早了一年算出後來得到諾貝爾獎的結果。
施溫格正經、有點嚴肅、害羞、不善寒暄，很難親近，連學生都不喜歡面對，何況是大眾。我聽他的學生，康乃爾大學的顏東茂教授描述，施溫格在哈佛大學物理系時很少進辦公室（而且都很晚），他指導的學生得像掛號看病一樣，在他很有限的時間內，排隊等著與他討論。
那總得上課吧？上課也是一絕。據說，施溫格一進教室就開始講，就像演奏會，中間完全沒有空隙讓你發問（你怎麼好意思打斷他那如莫札特音樂般優美的演講）。等到下課時間一到，他一定優雅地正好走到黑板與門之間結束，然後一溜煙，直接走出教室。學生自然會蜂擁而上，追著他問問題，但通常都追不上。有一次，他在廁所被堵到了，學生直接站在門口等他，等了非常久都不見施溫格出來，進去一找才發現他已從窗子逃了！
施溫格的研究以嚴謹著稱，他曾說過：「如同矽晶片，費曼圖將計算能力帶給了大眾。」這句話，恐怕是有一點貶意。因為以他的標準，費曼圖混淆了真實與簿記，實在是非常誤導的一個工具（波爾就曾批評，粒子不是遵守測不準原理，位置與動量無法同時精確測量，怎麼現在又可以畫出一條軌跡來了呢？）。
施溫格上課、研究都不用費曼圖，學生用他就皺起眉頭。但費曼圖簡直像流行音樂，禁也禁不了。傳說有一次，施溫格在上課時出了一個題目給學生做，自己就先離開教室。施溫格一走，學生一起擠到講台前，把黑板翻過來，直接用費曼圖，很快把答案算出來。等到施溫格回來時，學生們已經把費曼圖擦得乾乾淨淨，只留下正確的答案。據說施溫格一直不知道這回事，也許這就是自視甚高的天才的寂寞吧。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曾經比較這兩位大師（或許有些偏心，但針對施溫格的部分應該是對的），他說：費曼是本能的小丑，加上職業的不遵循常規者（professional nonconformist），加上聰明的物理學家，他在成為偉大物理學家的同時，也成為了一個大表演家。施溫格害羞、博學、以完美而手藝高超的句子講話與書寫，是個有文化修養的完美主義者，安靜而內向的紳士。
但無論大師怎麼想，即使費曼圖可能不是那麼嚴格，重點是容易溝通。科學已由少數菁英的遊戲，進入了眾人或多或少都能參與的時代，現在粒子物理的科普演講絕對少不了畫上幾個費曼圖，來顯示演講者親民的作風。而躲避學生的施溫格，卻訓練出大量非常優秀的學生（數一數竟有70人，至少4個諾貝爾獎得主。相對的，費曼就少得多），而且大部分學生在回憶時，想到施溫格對他們的啟發，都感覺受用一生。
施溫格與費曼以不同方法解決同一個問題而同獲1965年的諾貝爾物理獎，這顯示兩個人都參與了當時的科學社群強烈關注的研究活動。也就是說，無論什麼樣的個性，科學家共同的志業都得面對科學社群，聆聽、對話、辯論、說服。看似離群索居的施溫格，其實也必須入世。
科學離不開科學社群。這個社群定義了問題，也提供了對話的對象，更重要的，它規定了規則。在科學活動中，參與者的任何陳述永遠隱含著一個承諾：我隨時準備為自己的陳述，向科學社群辯護或提供理由（justify）。關鍵是：辯護時所訴諸的不能是權威、宗教、情感，而只能是理性。而所謂理性，就是無論任何人，即使是販夫走卒，只要願意運用其天賦智能，就必須能夠理解、能被說服的思想方式，所以是人人能懂、也必須是人人能懂的。引用費曼的話：如果沒辦法把一個科學簡化到大眾程度，科學家一定還沒有真的搞定這件事。
當學生或一般人殷切地問：「費曼先生，憑什麼物體運動速度不能快過光速？」費曼那種自然熱切的回應：「讓我解釋給你聽……」就如同在科學活動中，科學家為自己所相信的論述，提供一個理由的辯護精神，而且必須是任何有理性的人，只要願意就能夠理解的理由。
這是內在於科學核心本質的。這類提供理由的動作，對科學家來說是本能的。因此我大膽主張：科學家對科普的熱情，是這種本能在無意識狀態下的反射動作。
科學家會有興趣讀或寫科普書嗎？會，因為與人，與所有人溝通，本來就是科學的本質。●
張嘉泓
理論粒子物理學家，畢業於哈佛大學物理系，現任教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物理系，曾經擔任時報開卷版書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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