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雪降落在北京城時，時間的界線就逐漸消融。四合院屋頂的雪痕是民國，後海結凍的冰層記憶著王府轎夫遠去的足音，月上柳稍或者光線在宮牆逐漸移動時，你思考著有限的生命在一切堅固都將煙消雲散的人間，到底意義何在？

北京的夜如同被鎖住的霧，以及茫茫的雪原。其實路徑並未消失，失落的是你的方向，因為不能看得更遠，所以你覺得沒有人可以穿透這層黑暗，沒有人可以走出這個雪原，你只能趺坐在原地，雪中取火，品嚐這陰翳的禮讚。

真正的問題在於，你覺得人生就這樣了。在北京最孤獨的夜晚，你在《外出偷馬》裡預見此生的終局。你和小說裡身處挪威極東的老人殊無二致，只有室內的燈光與嚴冬黯寂畫上清楚的邊界，那時經常聽的貝多芬小提琴協奏曲的音符，就權且當作經常撞擊老人窗子的山雀吧？老人決心隱沒在湖邊角落，他一直嚮往的孤獨一人之地，然而往事縱橫，一幕一幕過往揭開，就像河流連接著河連接著湖一樣，故事也會被打開隱藏的形狀，最後終於變成可以看見的一波波水紋。

小說救贖了我的孤獨，但我沒有什麼可以和解之事。那年歲末，依然是北京嚴寒的夜晚，第二天就是新年了，我抄寫了一遍《金剛經》，不僅是覺知什麼是「名」，什麼是無常，還有一種深深的無依與贖罪感，就像朝陽將起前懸掛在樹上的蛛絲，即使將會消散也希望獲得當下的安頓。

這是十年以前的事了。前陣子因為一些機緣重讀《外出偷馬》，多多少少是希望能說一個自己恐怕都將不復記憶的北京故事，殘存著一線希望，會不會有些感受仍如結晶般收納在這本書裡呢？

事實上時間從來不讓我們失望，我們不會看到保存完整的過去，只會看到時間折射後和過去的距離。就如少年時候看「豐饒之海」最喜歡的是《春雪》，現在則是《天人五衰》的結尾，一切是否真的存在過呢？

即使無所事事，但生命似乎依然以某種方式和我們和解了。當年讓我喜歡的文字風格依舊，但是那種滾燙的孤寂，把所有聯外道路切斷的清冷，逐漸有了生命的氣息。說穿了，也不過因為有些事不可得，就把日子活成雪原，因為諸種不如人意，就希望在世界盡頭孤獨一人。這不是否定過去，而是在不同情境之後，看到當時沒有看到的，人物是怎麼在枯槁之後，慢慢的重新染上血色？

看完高村光太郎的《山之四季》，我想著這就是所謂生命的氣息。《外出偷馬》的老人想在靜默一人的地方，而我曾經想要他的靜默一人，並認為這是我的終局。但是在十年之後，我好像從另外一頭走來，走向外表類似的終局，但在這裡不是掩藏生命的跡象，不是雪藏著無法融解的傷心往事，而是真切的用身體感受自然的一切，就像老人隨故事的開展而不再堅硬，高村光太郎走出戶外迎接白雪從頭頂將他覆蓋，現在最重要的莫過於欣賞所有呼吸中的一切了。●

---

徐淑卿
曾任中國時報開卷版記者，大塊文化公司編輯、企劃部副總經理，現為方所書店品牌中心總監。

2月中，來自日本的台灣文學研究者下村作次郎，和來自德國的漢學博士Thilo Diefenbach（漢名蔣永學），應國立台灣文學館「譯者駐村計畫」之邀，抵達沒有冬天的台南，展開為期一個月的駐村活動。採訪前幾日，他們來到陰雨綿綿的台北，蔣永學沒帶傘，採訪結束離開齊東詩舍時，和下村合撐一把傘。

與台灣結緣的瞬間，就註定要與討人厭的氣候共處。下村翻譯夏曼．藍波安的作品時，想去蘭嶼探勘，5次行程有兩次因為颱風告吹；住在柏林的蔣永學，則是對台灣又濕又熱的夏天敬謝不敏。

不過再大的颱風，大概也吹不熄他們對台灣文學的熱情。下村翻譯台灣文學將近40年，在台灣演講時，譯作擺滿桌面，讓蔣永學直呼：「好羨慕！」近日他已初步完成陳耀昌《傀儡花》的翻譯，將在日本付梓。

蔣永學翻譯台灣文學的時間，雖然只有下村的四分之一，但他在德國擔任《東亞文學雜誌》（Hefte für ostasiatische Literatur）副編輯的5年期間，每期雜誌必有台灣文學，同時他也在德國出版《戒嚴，台灣文學選集》（Kriegsrecht。Neue Literatur aus Taiwan），目前更積極準備撰寫台灣的文學史。

「譯者駐村計畫」是文化部自2016年起推行的「Books from Taiwan」計畫的一環，第一屆駐村計畫由台文館主持。Books from Taiwan除了延續以往的翻譯補助，也致力於暢通譯作出版流程，培育版權人才、參與國際書展。其中的譯者駐村計畫，希望幫助譯者更準確表達台灣，並吸引更多譯者翻譯台灣文學。

在計畫的邀請下，下村與蔣永學千里迢迢來到台南「南寧文學．家」。雖說是駐村，不過這一個月內，兩人在台灣島內南北、西東頻繁移動：大眾演講、與作者互動、作品相關地點探查、譯者工作坊、拜訪出版社，行程排滿滿。台文館館長蘇碩斌笑稱：「這次計畫根本是極盡可能在『壓榨譯者』。」

▉台灣文學放房間，冰箱則放台灣社會類的書

面對馬拉松般的「壓榨」行程，兩位譯者倒也甘之如飴。下村造訪《傀儡花》的場景打狗旗後，除了坐船出海，也前往書中提及的「旗後醫館」。他們還到了枋寮，下村形容，跟大家一起坐火車南下時，看到寫著「枋寮」的牌子，內心就澎湃不已。

蔣永學則趁這次機會，與眾多台灣文學研究者交流，為他籌備中的台灣文學史做準備。他特別提到在台文館文學外譯中心有自己的辦公桌，還戲稱：「這幾週算是台文館的同事。」

豐富的體驗之外，倆人也有了不少實質的斬獲。

「他到台南馬上就要去二手書店，我嚇了一跳。我要吃飯，他不是，他要先到二手書店。到台北也一樣！」下村不可思議地說。

下村對書的愛其實不輸蔣永學，1980年到82年他曾在台北住了兩年，每個禮拜總會到光華商場找舊書店，尤其愛到「妙章書店」尋寶。可惜退休後沒了研究室，書堆在家裡又會被唸，只能減少藏書量。

「我現在柏林的房子裡面全部都是書，連冰箱裡面都是書。」講到藏書處，蔣永學語出驚人，說自家冰箱早就拔掉插頭，拿來放書，一格一格當書架剛剛好。

蔣永學接著又說：「問題在於，我從台南已經寄出去3個郵包，一共35公斤，裡面都是書，台灣文學館也寄給我兩個大箱子，裡面都是書。所以我回國以後，我的房子又多了七十多公斤的書。」70公斤的書要放哪裡？蔣永學想了想說：「浴室。」講完自己也忍俊不禁。

蔣永學認真訴苦的同時，下村在一旁笑得樂不可支，連呼了5次「可憐」。那下村老師的冰箱放不放書呢？他臉色一正，堅定地說：「冰箱很重要的，我需要冰塊。」

▉外面下雨了？當然是外面啊，裡面哪裡會下雨呢？

聊起日常，兩位譯者像是對活寶，一搭一唱宛如說相聲，蔣永學頻頻分享自己的生活趣事，下村則是個冷面笑匠。不過聊起翻譯，兩人卻立刻變身為滿腹詩書的學者。

齊東詩舍窗外雨聲滴滴答答，蔣永學應景地舉例：「華語常常會加一些其實不用加的細節，比如說『外面下雨了』。當然是外面啊，裡面哪裡會下雨呢？如果直接翻譯成德文，就會有點彆扭，可以直接拿掉『外面』。」

駐村期間參與德文／日文譯者工作坊時，兩人也與來自不同地方的譯者交換了許多經驗。令下村印象深刻的是有關「髒話」的討論。他說：「中國語的罵詞很厲害，可是沒辦法翻譯。日文最多就是『馬鹿野郎』（笨蛋混帳）、『くそ』（混蛋）。」

對於台灣動不動就問候別人家人、祖宗的髒話，日文裡沒有對應，最嚴重的用詞，就是「お前の母ちゃん、でべそ」（你的媽媽是凸肚臍）。

討論髒話的翻譯時，下村有些不好意思，蔣永學則在旁邊一直偷笑，問他怎麼看，他扮了個鬼臉，說道：「才不是我的專業領域！」然後提起另一個常讓他困擾的翻譯問題：「誤會」。他以原住民作家Lamuru Pakawyan（林嵐欣）的〈不是，她是我VuVu！〉為例，故事主人翁是一個5歲小女孩，常常聽錯成人講的話。有一次，她把「便利店」聽成了「便秘店」。

「德語裡面要怎麼翻譯？你要模仿這個笑話，就要找到德語裡發音比較接近的兩個詞才行。」苦惱許久，蔣永學的解方是「Supermarkt」（超市）和「Pupermarkt」（Pupen是放屁的意思）。

「可能別的譯者會覺得我解決的方法不太好，但我沒想到更好的。」蔣永學謙遜地說。

▉莫那能一邊按摩，一邊唱〈鐘聲響起時—給受難的山地雛妓姊妹們〉

日常用語的翻譯已經不容易，蔣永學最近著手翻譯漢詩，更是平添不少煩惱。漢詩工整的格律和聲調都讓他頭痛萬分，只能盡量讓音節符合中文字數，並盡量押韻。他皺眉表示：「日文還有漢字，德語跟華語一點共同點都沒有，所以距離更大了。」

「地理上的距離也很遠。」下村說。

「對，語言上也是，文化上也是。」

「時差也很多。」

蔣永學爆笑：「那倒也是。」

論及翻譯的種種距離，文化恐怕是最難跨越的坎。為了更貼近作品，譯者或需尋訪作者本人，或需親臨作品現場。

有時候，與作者交涉相當麻煩，不過蔣永學遇到的大多數台灣作家都非常友好。他說：「我一跟作家聯絡，他們就非常高興，邀請我到他們那裡去，介紹他們得到靈感的地方。每一次都是美好的經驗。」

下村與作家們更是累積了多年的情份。開始翻譯原住民文學後，他多次進入部落訪查，除了夏曼．藍波安的故鄉蘭嶼，還去過田雅各的故鄉南投信義鄉。

為了翻譯霧社事件，下村也多次前往霧社，並造訪遺族被迫遷居的地點清流部落。往返過程中，他與報導文學家鄧相揚、長期關注部落歷史的Takun Walis（邱建堂）和Dakis Pawan（郭明正）成為好友，每當下村來到台灣，他們總會抽空相見，把酒言歡。

下村印象深刻的交流，還有與莫那能（Malieyafusi Monaneng）的初見面。1991年，透過作家林文義的介紹，下村來到莫那能的按摩店。為了不打擾莫那能工作，他就當客人，給莫那能按摩了一小時。快結束時，莫那能為他唱了一首歌。當時下村並不懂歌詞的內容，但至今仍可以稍微哼出：「教堂的鐘聲……你知道嗎？學校的鐘聲……你知道嗎？」

下村回去後查找資料，才知道那是〈鐘聲響起時——給受難的山地雛妓姊妹們〉，想到背後的沉重歷史，他至今都難以忘懷。

▉台灣有許多負面的人類經驗，但可以為了未來的人變成正面

為了執筆台灣文學史，蔣永學努力鑽研台灣歷史許久，他趁這次駐村機會，請教了許多學者專家。蔣永學強調，他寫的文學史希望能包括「所有跟台灣文學有關的語言、文學」。

他說：「我不要排除外省人、原住民、或者日本人。至少都要提到，那些語言我當然不會，我只會英文和華語，連台語都不會。但我透過英文的、華語的中介，可以介紹一下這些不同族群語言、文學的情況。」

蔣永學預計從原住民口傳文學談起，接著談漢人的口傳文學；第二章由西拉雅族的文字開始，再進入古典文學；最後一章則是談新文學。他還提到，他的章節不會以政權的交替為分界，而是要以文學史的重要里程碑切分。

「日本殖民台灣1895年前後，台灣人都是寫漢詩或詞，用文言文，沒有變化，所以這不是重要的新時期的開始，1920年才是新文學運動的開始。1945年戰爭結束後，台灣本土的文學家還是用日文寫，是直到1946年禁止日語專欄，才又改變。」蔣永學說明。

而提及對語言的箝制，下村立刻想起客家作家鍾肇政。鍾肇政本來用日語寫作，戰後卻只能拚命學習中文，直到能以中文完整表達想法。雪上加霜的是，因為殖民時期與戰後限制客語的使用，更讓他深愛的母語面臨消失的危機。

話題至此，兩位譯者都沉默了。終於，下村悠悠地說：「台灣很重要的地方在於，從人類的經驗來說，有很多負面的經驗，負面經驗可以為了未來的人，變成正面，這個是我們需要做的。你們的體驗對人類遺產來說，很重要。」

頓了頓，他又強調了一次：「真的不只是負面的，可以變成正面的，是為了未來的。」

▉希望台灣可以好好保護自己，讓我們繼續從事台灣文學的工作

所謂愛之深，責之切，蔣永學對台灣的文學懷抱期待，然而最近他有點擔憂的是，台灣似乎出現越來越多環繞「個人」的作品。

「我不確定是不是主流，但我發現很多書忽視外在的世界，專注個人小小的生活。」蔣永學說：「我可以理解每個人都有這樣的願望，希望好好過日子，照顧好自己，不希望別人打擾，像是掛一個『請勿打擾』的牌子。可是光掛這樣的牌子沒辦法防衛壞人，不能保護自己，因為還是有一些人非常願意來打擾。」

兩位譯者共同期望的是，台灣可以好好保護自己、保護自己的文化，讓他們能繼續從事台灣文學的翻譯工作。

一個月的行程裡，包含了兩場公開演講，與16位專業譯者進行的工作坊，拜訪十餘家出版社，帶回近百冊值得翻譯的推薦書。或許有無這次行程，都不會影響下村和蔣永學對台灣文學的鍾愛，但因為有這次行程，他們與台灣——也與彼此——有了更多的羈絆。

訪問過程中，聽到蔣永學提及不喜歡說「光復台灣」時，筆者提供中性用詞「接收」作為建議。採訪結束後，蔣永學和下村討論著接下來的行程，提到要到「光復路」。

「應該說，要去『接收路』吧？」蔣永學冒出了一句。

「介壽路？」方才提到的「誤會」實際上演，我一頭霧水。

準備走出齊東詩舍時，下村看到一個小冰箱，溫雅地笑問工作人員：「這裡面有書嗎？」這次換工作人員一頭霧水了。

台灣的書想要打進國際出版市場，就像是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然而有如此可愛又可敬的譯者為台灣努力，或許，小蝦米有一天真的可以在海洋大放異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