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童書市場出現一部評價不惡的繪本《小鈕扣》，是本十足溫暖、善意又安定人心的小書。不過，讀者留意到作者名字時，可能會感到詫異：這位小川洋子，就是那個擅長描寫人性的陰鬱惡意、令人不安小說的日本知名小說家嗎？

是的，正是那位小川洋子沒錯。

從早期獲得1991年芥川獎的《懷孕日記》（妊娠カレンダー，或譯《妊娠月曆》，收錄於《不安的幸福》，方智），直到後來奪下2004年書店大獎、讀賣文學獎的《博士熱愛的算式》（麥田），廿多年來，小川的作品一向筆鋒冷冽並帶著隱晦的氣味。這次她投身創作繪本，筆法判若兩人，反差之大，連對她最熟悉的書迷都感到驚訝。

諸如在《懷孕日記》裡，書中身為妹妹的主角，在照顧懷孕的姊姊時，會慫恿她吃含防腐劑（會影響胎兒染色體）的葡萄柚。類似這種隱藏在人性裡令人背脊發涼的淡淡惡意，在小川過去的作品中俯拾即是。

然而到了《小鈕扣》一書，讀者赫然發現，小川這次放下往常的人性糾結，回歸到孩童單純的視角。日本書迷形容：「彷彿見到小川就坐在那扣眼上，搖晃著圓圓的臉蛋，天真地向你侃侃談起她私房的冒險故事。」

「原來我的形狀，很適合在地上滾動。」
小鈕扣忘記了離開鈕扣洞的不安，
最後，她滾到玩具箱的後方。

「喔喔，原來這裡是這樣啊。」
小鈕扣第一次看到
眼前這片昏暗的世界。

喜歡將每個事物放在它最恰當位置的小川，過去發表過許多精彩的小說。第一次創作以兒童為讀者的繪本故事，最大的差別是什麼呢？接受專訪時，她表示：

基本上沒有什麼差別──連我自己都對這件事感到驚訝。只是感覺用雕刻的刀刃深深雕琢每一字、每一句，只寫下真正覺得重要的話語，這個作業的過程隨時充滿緊張。

雖然全書只有短短15個跨頁（加上一個單頁），但讀者依然可以從中尋找到那位很會說故事的小川身影。即使是創作童書，小川也並未鬆懈，仍一如既往的細膩。

OpenBooK選書小組表示：「這或許與她的生命歷練有關，畢竟她出生於1962年，已經有點年紀了，其實非常不容易。但這樣的小說家回頭來寫這樣的故事，從過去的繁複，到眼前的單純，整個作品也顯得非常成熟。」

翻開書本，躍入眼前是一片古老安靜的氛圍，在2010年波隆納國際兒童書展得主岡田千晶的插畫下，《小鈕扣》的劇情如黑白照片般展開。

首頁一整個灰撲撲的畫面，讓人聚焦到幼兒安娜手中那杯彩度最高的鮮綠色冰淇淋蘇打，以及她身上的桃紅色肩帶。接著透過小川的文字，讀者的視線不自覺慢慢移到蘇打綠後上方、安娜衣服那顆小小不起眼的主角：小鈕扣身上。

有一天意外發生了。

原本將小鈕扣穩穩別在安娜最喜歡的襯衫上的縫線，這天突然斷裂了。然而斷線的意外，卻也像牽起另一條無形的、通往未知的引線，將小鈕扣帶離了生活常軌，掉落地面。

如書中的安娜以及作者的小川，同為女生（她）的小鈕扣，「發現自己適合滾動」，也隨之忘記不安，開始張大圓圓的眼睛，東瞧瞧西看看這個「第一次撞見的昏暗世界」。

這場滾動的旅程，讓小鈕扣結識了手搖鈴、圍兜、玩具熊等等曾經陪伴在安娜身邊，如今早已被遺忘的舊物。

在散文集《故事就這麼誕生了》（時報）中，小川曾提及小鈕扣這個故事，是在她八、九歲時就創作了。當年的小鈕扣落下後，是跑到世界各地去冒險，而繪本裡的小鈕扣，卻轉變成在家裡滾動。從創作之初到最後出版，經歷了非常久的時間，這期間的小川有哪些想法上的改變呢？她說：

小時候寫的故事已經不見了，所以有些細節已經模糊，但我還清楚記得剛學會閱讀寫字後，自己也很想寫故事的心情。我相信那個虛構的小鈕扣，是我至今仍然從事小說創作的原點。從這個角度來看，也許可以說，我對創作的想法和初衷始終沒有改變。

一如書中的安娜（甚至小鈕扣），每個孩子眨巴眨巴著雙眼望向世界，不斷長大的過程中，認識的新事物往往與揚棄的東西一樣多。每一件完成階段性任務的小物，合力造就了孩子的成長，被接替的物件功成身退後，無可避免地將遭到淘汰以及逐漸被遺忘。

提起玩具箱後失落的舊物，有讀者聯想到動畫《玩具總動員》，同樣有著「希望重新被孩子想起」的渴望。但小川的繪本卻有迥然不同的情境與鋪陳，也並未在書中特別強調「惜物」或「回收利用」的說教。

會發出喀嘎喀嘎安撫小Baby安娜的手搖鈴、將安娜口水與撒出來的牛奶吸乾淨的圍兜、陪伴安娜入睡的玩具熊，這些如今只能在昏暗角落沾滿灰塵、落寞哭泣的舊物，後來都一一獲得小鈕扣的安慰：「因為有你們，安娜已經學會自己擦眼淚、自己吃飯，也在夢裡的北極遊樂場玩得很開心。」

在日本的書評網站中，許多大人讀者留言表示，閱讀之後忍不住流淚了。「被長大後只能自己給自己擦眼淚的大人所遺忘的懷念／痛苦的記憶，全都一股腦兒讓小川給悄悄地送回來了。」

揉雜著遺憾、無奈，卻又溫暖、蘊含著愛，如此讓讀者無以名之的百感交集，小川從過去以來就很會。但特別的是，《小鈕扣》除了在許多細節上，處處透露著溫柔的微光之外，最後還讓所有走出孩子生命的舊物，又一一回到它該有的位置。

在讀者心中何嘗不是如此？小川召喚出舊回憶之後，並沒有將不知所措的讀者棄之不顧，而是給每個人一只「回憶的盒子」，好讓我們（與舊物共創）的生命故事，妥妥地在胸口的位置有了歸處，並得到療癒與安慰。

「回憶的盒子」是《小鈕扣》書裡很重要的意象。在散文集《總之，去散步吧》書中，小川曾提到，為了文學館的展示，母親從老家翻出一個貼著「洋子的回憶」的紙箱，裡頭收藏許多小川童年之物。這是否正是啟動小川將小鈕扣化為出版的契機呢？她說：

雖然不算是直接的契機，但老家保留了很多「洋子的回憶」，在老家成長的經驗，成為創造這本繪本的重要基礎。閱讀繪本，其實就像是打開繪本中角色的回憶盒子。

父母為孩子儲存記憶的新盒子。長大成為父母的大人陪孩子閱讀《小鈕扣》的同時，也打開了自己的舊盒子。「洋子的回憶」裡究竟裝了些什麼？她也替孩子收集「回憶的盒子」嗎？她說：

「洋子的回憶」裡有我的成績單、作文、新年試筆寫的毛筆字、得獎時的獎狀、家政課的作業（繡了蝴蝶的手帕）等等。我在關於兒子的回憶盒中，則收藏了母子手冊、他在海邊撿給我的彩色玻璃，畢業旅行買回來的點心盒裡的書籤，還有黏土的勞作（閉著眼睛的兔子）等。

許多小川的粉絲認為，這部作品是「大人的繪本」。然而2016年，《小鈕扣》獲選為第62屆「日本青少年讀書心得全國大賽」小學低年級（6-8歲）的指定讀本。這件事讓書迷大惑不解：才脫離幼兒階段不久的低年級小朋友，短短人生有什麼好懷舊的呢？

結果卻令人大感意外。

獲得該全國大賽佳作獎的是一名來自橫濱市的小學一年級小朋友，他寫道：舊物哭泣的畫面，想到幼兒園制服跟便當盒，看到它們與自己重疊的想哭心情。很想回去小時候，一點都不想長大，但沒辦法必須上小學。一年以前都還是媽媽讀故事給我聽，現在要開始學習自己閱讀了。

而來自神戶市、獲得「全國圖書館會長獎」的小二生則說：讀完之後，我也拜託媽媽給我看我的記憶盒。媽媽拿出了圍兜與小襪子，讓我想到書裡的對話，它們好像在對我說：「妳做得很好」，而我也想跟它們說：「謝謝」。長大後，我想成為小川洋子這樣的作家，說故事給像我現在這個年紀的孩子聽。

透過小鈕扣「正確的滾動方式」，孩子從這本書開始了成長之旅，學習自己閱讀，與閱讀自己。《小鈕扣》宛如牽繫過去／現在／未來的進行式──喜歡的東西，就有感情；有了感情，就有了生命。無論過去與未來，最後終將化為曾經重要與不再重要的溫柔。《小鈕扣》藉由短短小題，卻訴說了人生這部長長大作，而小川是那說書人。她說：

無論任何作品，身為創作者的我，和筆下的世界隨時都保持著適度的距離，故事的舞台並不會刻意遠離現實，或受到日常的影響。這次的繪本，也是靜靜地站在剛好可以聽到小鈕扣他們聲音的地方。

有人看完書，希望所有消失的記憶都能重新回憶起來；有人坦承跟小鈕扣一樣，生活在不斷冒險中也一度有點忘了不久前還是最好朋友的鈕扣洞；也有人說，即便這本小書十年之後也被埋藏在記憶盒底，但只要有朝一日再度開啟，所有的遺忘與遺憾，都將在小川筆下重新癒合。

來到故事最末，小鈕扣被媽媽縫回安娜最喜歡的衣服上。終於有一天，這件衣服安娜再也穿不下了，一如手搖鈴、圍兜與玩具熊，襯衫被放進記憶的寶箱裡。但令人寬慰的是：箱子裡的每一件舊物都很開心，「沒有人在流淚」。即便有時候，手搖鈴輕輕發出喀嘎聲，已不再被聽見……●

街角小廟是台灣常見的一道風景。它們不是詳載於史的區域性模範大廟，城市規劃者很少將它們放在心上，規劃時也不傾向留設增建信仰中心或神聖地的餘地，這使得現代民俗大量生產的街角小廟總帶有某種非正式色彩，有著很強的俗民生活特質。我們時不時會瞥見它坐落於路旁、橋下，乃至於穿插在住宅立面上，似乎台灣人迄今的精神需求，其重要性仍遠遠高於城市分區的功能性。

▉與神靈溝通的便捷通路

然而，由於街角小廟不是典型的聖地，它為數眾多且形式上沒有制式要求，人們對待它因此不像是在朝聖，不需拘謹地順服大廟裡諸如左進右出等等規矩。人們對待它，反而像是在對待溝通神聖世界的一顆顆快捷郵筒。

因此在位置上，街角小廟可以東鉤西掛，功能上則四處拼裝，盡其所能地開發各種據點與服務項目。反正再怎麼刁鑽的收信地點，對慈悲的台灣神明來說一定是隨傳隨到。

這也同時表示，一旦街角小廟被修得特別好、特別隆重時，那座小廟也許就死掉了。因為這樣的信仰空間太過正式，一點都不像便利商店般方便實用。這種既不見容於現代城市規劃的秩序期待，又頗具當代性格的實用主義特性，呈現了不過度擠壓現代生活秩序的中型或迷你信仰空間，已成為多數台灣人託付精神需求的首選。在這裡，人與神的關係反而親密。

顯然街角小廟不完全是傳統的產物，而更多是人們為配合現代生活需求與勞動、居住條件，調整傳統信仰的結果，它是由不同過往的人事物所交織而成的新型態社會容器。也正因此，身為當代人的我們更能想像自己身在其中的模樣，能思索它的需求源自哪裡？它如何適應它的地點？乃至於它進一步對人和環境的益處與壞處。

對此，《寄生之廟》的作者賴伯威，巧妙運用建築師的圖示工具及洞察之眼，為我們呈現了遍佈全台的街角小廟，如何精采地拼裝於性質殊異的人造與非人造環境之中，帶出當代廟宇寄生之「妙」的空間異趣。

▉生猛不忌的廟宇案例

我們已經很久沒看到這樣一部堅持數年，執意調查家鄉風土空間，以回饋社會的建築知識作品了。它並且成功地避免我們一下子掉入傳統民俗的懷舊溫柔夢中，使我們能站在相對客觀的立場，重新審視我們的周遭環境。

儘管本書採用的圖示與研究方法，似乎借鑑日本犬吠工作室出版的《東京製造》，但書中各類生猛不忌的廟宇案例，在取材與呈現上其實略勝一籌，更貼近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想像，對普通讀者來說極具可讀性。我想縱使不是台灣人，也能感受到本書富藏的趣味。這也修正了《東京製造》為明確表達作者立場，將空間紀錄大幅簡化，因而降低了非建築圈讀者發展聯想之樂趣的問題。

然而，如果我們說《東京製造》為了加強專業者的論述力道而削弱書籍與讀者的親近感，《寄生之廟》也很可惜地沒有完全發揮它所調查與繪製的成果。閱讀本書時，我正好坐在收假回營的列車上，在窗外不斷變化的城鄉景色與本書所記錄的各式廟宇之間，我感受到的其實是「家鄉」此一概念撲面而來的活力與變化能力。

想想看，當台灣人帶著從小到大的廟宇經驗，乘著火車四處討生活時，廟宇這個概念是一股多麼強大的地貌改造力量？它曾是人們安定感的來源，如今使廟宇無處不在、無處不存。但當作者強調自己僅試圖以廟宇為媒介，拓印廟宇的局部空間視覺關係時，我們其實錯失了從原則上去理解「信仰空間如何成為這座島嶼特殊地理空間秩序」的機會。

許多城市研究者常停留在文化空間的視覺秩序上，很少去追問空間文化的行為與進程，也就是人們如何在日常文化中經營和安排空間。但如果這些調查或研究不只是純粹描繪性的，它們還是可以帶來一些能夠探討的、具普遍性的問題角度。

▉從城市空間回溯傳統與現代的歷史特質

《寄生之廟》以全書篇幅專注於街角小廟的書寫方式，已是站在處理城市空間議題時更有利的位置。畢竟，僅僅是這樣的空間形式，就已有力地揭露台灣廟宇夾陳在城鄉之間，以及傳統和現代之間的歷史特質。所以，當我們能夠以本書的街角小廟為契機，提出「為什麼人們會不斷做一些他們平時不加思考，卻強而有力地主宰他們生活的事情」這個問題時，就已經處在文化現象分析的軌道上了。

在建築類型學的涵意上，神聖地就和住宅一樣，一直是對具有「安定感」空間形式的回溯。這其實不難理解，因為在社會大幅現代化以前，許多民族的神聖地和住宅空間往往相互重疊，今日台灣人的家中亦普遍設有公媽廳。這表示人們的心理狀況始終與安定感，以及具安定感的空間或物件緊密相關，因此沒有人可以不帶過去地成為現代人。

試想，當多數旅外求學的遊子們往往在行李箱塞滿家鄉味時，1970至1980年代，大量從農村離鄉背井到現代都市落腳的台灣城鄉移民，能不把一間間記憶中的廟宇以各種方式呈現出來嗎？現代都市對於當年的他們來說一定相當陌生，因此人口遷移或城鄉轉變的一項重要環節，往往是旅途中包含著歸途：人們必須把家鄉的某一部分帶著走，以使新的環境看起來足夠安定成熟。

然而，離鄉背井的人們在決定成為完全的都市人之前，需要放棄的不僅僅是曾經一成不變的物候與作息，更包括一系列已經習慣的社會習俗與關係網絡。因此在織造更完整的城市生活網絡前，移民不敢徹底擺脫農村，不敢在建立穩固的新社會關係前就放棄退路。一時間應需求大量湧現的街角小廟，因此同時扮演著兩種角色：

一是使移民透過它來維持既有的農村關係。由於漢人信仰常帶有地域性格，人們於是可以藉由祭祀團、進香團等方式來維繫與農村的關係。

二是使移民在保有農村關係的同時，漸次推動都市關係網絡與身分的新生與再造。人們可以在街角小廟此一連絡點互通聲息，學習落腳現代都市的各種方法與途徑。

▉信仰空間背後，帶有實用主義地域色彩

儘管信仰空間可以給予從事各行各業的移民們某種程度的安定感，但不同個體轉換身分、適應及融入現代都市生活的速度並不均等。也因此我們看到了《寄生之廟》所展現的怪誕，實則是不同社群將程度不一的傳統安定感需求置入現代生活的同時，相互衝突、妥協所呈現出來的結果。

有的人堅持對信仰空間的大筆投注，能換來順遂一世的都市生活，因此不惜逾越產權分際，也要在城市的某個縫隙中蓋廟酬神。有的人則認為這種行為，破壞了現代生活普遍仰賴的人我之別與視覺秩序。信仰空間的無節制增長，表現的是一種不能正視現代生活益處、不能擺脫故鄉舊態的心理退化與資源錯置。

不過人們對安定感的衝突並非總是壁壘分明。相反的，它是一道持續相互交織的光譜。隨著年歲增長，為生活奔波的我們總是不停地在這上面做調整，有時前進、有時後退，端視我們的處境與需求而定。

例如我們仍可能在高級現代學區住宅旁，看見用來保佑住戶小孩升學順利的小型鐵皮屋文昌帝君廟，也可能在鄉間看到村人們合作推平廟宇的一翼，為的只是興建一座現代化的公共老人會館。

信仰空間常常成了要反哺世人的一方。這種交疊往復的空間營造結果，可以發生在城市中的社區、單一集合住宅單元內的不同世代，乃至所有被現代經濟活動席捲的鄉村地區。對此《寄生之廟》已給予我們許多參考及發展聯想的案例。

大量城鄉移民落腳城市，在原則上重新組織了這座島嶼的特殊地理秩序。但我們仍不可忘記，台灣信仰空間背後的安定感本質，有著非常鮮明的實用主義地域色彩。街角小廟的信徒是台灣人，不是西方人。當討生活的城鄉移民因孤獨而無人可話家常時，神明可以是他或她在都市中唯一的家人。畢竟你祈求什麼、哭訴什麼，神明在台灣人的習俗上都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頻繁考驗人類。

這使得我們能夠將人神關係延續至今。街角小廟因此不僅僅是一個體現台灣人如何在短短數十年間，從村民轉變為市民的空間與身分轉換器，迄今也是當代人面對現代社會的新興風險時，尋求安寧與解決諸事煩疑的重要場所。

我們帶著特定的神明住進現代城市，也總是能在轉角遇上另一座功能不同的廟宇。這表示信仰空間的研究不僅包括主流的形制分析、信仰的權力運作或再現，更重要的是它的實用主義特性所展現的各種排除、淨化、占居或共生等赤裸裸、活生生的地方實作特質。而這正是《寄生之廟》已探查卻未進一步開發、分析的潛力之處。

▉告別田園牧歌與意識形態的廟宇空間研究

本書原有機會跳脫由視覺形式單純分割的圖繪空間，進入被人們反覆經驗與營造的空間，但在作者關注局部空間描繪、中性環境單元分類，以及對「寄生」這個看似描述現象，實則承載著價值立場的字詞運用下，書中所激起的另類想像，便難以與廟宇生成的時空脈絡直接對話。

「寄生」本質上是某一生物體暫時或長期生活於另一生物體的內面或表面，並從後者吸取營養以維持自身生活的偏利關係。倘若作者能在「寄生」的辭源上，調整為強調生物體因無法獨存，而必須以各種方式相互仰賴的異養（heterotroph），或許能讓我們看到更精采的信仰空間分析與分類方式。

畢竟，人類不是植物般通過葉綠素自養（autotroph）的生物，異養下包含的寄生、共生、腐生，乃至共生下更詳細區分的共棲、互惠、互利等營養攝取關係，應能更系統性地類比、呈現出廟宇雜陳在都市空間中的實作狀態，突顯各類組合對周遭環境或好或壞、或增加或削弱、或不痛不癢的空間使用關係，強化本書的立場及特色。

《東京製造》強調西方現代城市規劃下功能僵固的建築物，在日本異文化與擁擠現況的跨功能整合手法下，使既有關係產生預想不到的翻轉。《寄生之廟》就像它一樣精采，不只使廟宇空間研究告別了浪漫主義的民間田園牧歌，告別了傳統漢人廟宇所背負的民族國家意識形態重擔，同時也告別了在呵護搶救傳統時，市民階層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浮躁熱情。

《寄生之廟》既是對台灣日常生活樣態的某種啟蒙，也是一種對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回應，和滲入生活其中的冷靜思考。在這樣的思考中，我們不僅看到人是考慮現實，甚至某種程度上是順從命運安排的存在，同時也會對人的可能性寄予樂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