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書》手提地球圖書館,尋找小王子的故事人:朱靜容

人稱「YY老師」的朱靜容,曾經拍過電視、做過唱片、當過編輯、寫過專欄,現在則一心投入繪本創作和推廣閱讀。但她總不知如何定位自己,笑說與其叫她老師,不如稱她「利用圖畫書戳泡泡的人」——戳標準答案的泡泡、戳只想安身舒適圈的泡泡、戳不與外界對話的泡泡。她說,因為社會不會只有展現在我們眼前的單一樣貌,若孩子還沒辦法走進世界,我們就把世界帶到他們面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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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都有新點子的YY老師朱靜容。

「我想把整座海洋帶給山上的孩子;把整棟圖書館帶到偏鄉小學;把整顆心帶到你面前。不止孩子,你我都似乎應該接觸更大的世界。」

朱靜容說自己似乎有著「貧窮基因」,從小便練就一身總與人群的追求「逆向」的非典型思維。

小時候,她的家庭擺麵攤,同齡的孩子還只能待在家裡乖乖寫功課時,她就已經於市井拋頭露面。晚上8點父親會準時回家看連續劇《保鑣》,她則和母親一起顧攤、收拾、洗碗,每天賺取一塊錢。

17歲為了《小王子》而填選法文系。大學畢業沒幾年,同學各個開始在職場翻滾、施展抱負,她卻又逆向選擇走入家庭,嫁給高中時弄丟跟她借的《小王子》、最後只能「娶她以示負責」的那個男人。婚後她也沒閒著,搞讀書會、到處說故事,但與「正常工作」睽違近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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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為弄丟這本書,身邊這個男人娶她以示負責。

當朋友頭髮逐漸花白,扳著指頭數算離退休還有多少年時,朱靜容的人生又與眾不同地大轉彎。她花掉積攢十多年的私房錢(加上老公贊助的「減肥基金」),年過半百才學習單飛。隻身拎兩卡皮箱,繞半個地球,飛到法國尋找初戀情人《小王子》,用僅剩的一身法式浪漫,重新把法文砍掉重練,當回一個「笨學生」。

狐狸:「一個人只有用心去看,你才能看見一切。因為,真正重要的東西,只用眼睛是看不見的。」

喜歡用圖畫書戳泡泡的人,2015年9月反過來戳了自己一個大泡泡,飛離台灣。

朱靜容是在秋天出發,春天回家。在法國的8個月期間,為了省錢買繪本,白天忍著腳底筋膜炎,在法國的淒風苦雨中,飄著鼻水步行去念書、學畫、「上館子」。每個點對點距離至少半小時,每晚回到宿舍,就吃寄宿家庭提供的冷凍「霉」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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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豬自畫像已是朱靜容的註冊商標。

相對於房東太太一熱再熱的回鍋冷凍食品,提供她能量來源的所謂「上館子吃到飽」,是「上」圖書「館」,找圖畫書、做閱讀筆記。波爾多、里昂,以及鄰近的週邊小鎮,每家圖書館與每條舊書街,都有她踏遍的足跡;她還參與了當地的閱讀節,結識許多專業故事人;甚至出任話劇演員,飾演很不像她自己的「顧人怨公務員」。

為什麼要做這些事?長期接受各圖書館、基金會或教科書出版社邀請,在各校遊走進行「閱讀教學」或閱讀理解課程的朱靜容說:「接觸教育圈久了之後,我發現人的視野會變得相對狹隘。日復一日被稱為『師』,逐漸看不到坐在下面的人(學生)的需求,接受其他事物的能力慢慢變小。」例如她常聽老師對學生說:「怎麼這麼簡單都不懂?」於是她非典型的腦袋又逆向思考,想當回那個「坐在下面什麼都不懂」的學生,重新找回學習的初衷。

喜歡自己找事做的朱靜容,「用旅行態度過生活」,僅靠兩卡皮箱過了8個月的異國日子,她發現身外之物可以越來越簡,心靈財產卻越來越豐。她說:「我的小點子一直噴,回台灣還在想可以怎麼具現化。」

事實上,朱靜容人還在法國時,即接獲明道文教基金會的規劃邀約。回台後,她以「地球」為主題,策畫了4場系列活動——用旅行箱陳列各國圖畫書的「手提地球圖書館」書展;由法籍講師親身與孩子近距離互動的「翻閱法國」真人圖書館;加入林生祥客家歌《種樹》的「聽大樹在唱歌」賞析活動;最後是「小小公民行動篇」,讓雲林沿海6所小學的孩童,學習擬出改善週遭的20個可能。

5歲的「蚊帳大使」凱瑟琳(Katherine Commale)為了非洲兒童,敢寫信跟比爾‧蓋茲募款。巴塞隆納幼稚園的小朋友,為改善全市的公園垃圾桶,集體向市長陳情。19歲的史萊特(Boyan Slat)花了3年時間遊說,讓清理太平洋垃圾的「海洋吸塵器」得以實現。朱靜容說:「沒有什麼不可能。」

她提到,「小小公民行動篇」一所小學的提案,令她印象特別深刻。這群低年級的小朋友覺得「校長室氣氛不好」(因為校長「長得」很兇),所以他們想改善這件事。沒想到小朋友討論正熱烈時,校長突然走進來,現場頓時結冰、全員傻住。可是,結果卻十分美好,因為校長不但接納了小朋友的建議,小朋友也聆聽了校長的心聲(因工作忙碌所以表情才經常比較嚴肅)。

原來,朱靜容心所嚮往的,是「對話」。

小王子:「人沒有想像力。只會重述著別人對他們說過的話……在我的行星上,有一朵花,總是她先開口對我說話。」

無論是婚後回頭念空大、參加讀書會帶領人培訓、加入台中故事協會行列,甚或後來十多年的遠距婚姻,每天靠一通電話互相問候「你今天讀了什麼書嗎?」爾今安然度過27年銀婚,都是因為渴望/滿足於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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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靜容的手作書。

她透過閱讀、畫畫、手作,與人群,與城市,與種種所見的自然/人文事物對話。以致於赴法面試時,被主考官削了一頓:「妳怎麼連從事什麼工作都講不清楚?」還得忍住憋屈不讓自己哭出來。

她說:「圖畫書只是媒介,我不想成為推廣閱讀然後叫你買書回家的匠師,也不想教育誰、翻轉誰。閱讀不是教你怎麼讀,而是對話、互相看見,讓人與人之間通過碰撞,把彼此的世界帶給對方,增加各種可能。圖畫書的世界很寬廣,可以帶來各種驚喜。我對閱讀的熱愛從來不變,我的『工作』,其實單純就是介紹自己喜歡的這些事物。」

如果生活是透過閱讀分享的交互對話,那麼家人便是刻劃朱靜容記憶的年輪了。

當孩子大了、上小學4年級時,她開始對外說故事,講給學校、社區和圖書館的大人小孩聽,如今業已十多年,還擔任教師研習、志工培訓講師。

父親去世後,她發現光靠文字已逐漸無法捕捉父親的完整神形,於是她開始著手做書,從第一本《父親的臂膀》至今已多達數百部,占滿她6個書櫃。

求學時與先生同屬山地服務隊,多年來她依然延續當初的願念,如今觸角更遠達泰北滿星疊村,不但前往當志工,回台後還繼續為那裡的華文教育募書募款、出錢出力。

2012年,為了捐助泰北的華文教育,她動念出版了人生第一部自寫自畫的繪本《小豬的超級任務》;2014年再出《會說話的洞》,連印刷廠老闆都為之感動,當場掏錢助拳。4年來,兩本書三刷,已捐出十多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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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靜容自寫自畫的繪本。

個性總是不得閒的朱靜容,光是去廈門探親三五天,都忍不住跑去當地的幼兒園敲門:「我想說故事給小朋友聽。」害園長大驚失色,以為是侵門踏戶的兒童教材推銷員。

即知即行的朱靜容,總之就是狂。

朱靜容在華視《靴子裡的大世界》節目介紹《會說話的洞》。

2015年赴法前8個月,朱靜容一邊密集重修法文為出國做準備,一邊還不安於室,騰出雙手與空檔,創作純手工縫製、又寫又畫又勞作的迷你雜誌《讀創Zine》,每本都獨一無二,開放臉友訂閱。

2016年春回國後,見插畫家張真輔的幸福花生收成了,又立刻發動「好書會花生」,自製多用途手工布袋,加上幸福花生及繪本。每天做了幾個,就在臉書上叫賣幾個,盈餘同樣捐輸泰北華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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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靜容(左三)每年將賣書所得捐贈給泰北滿星疊村的華文教育。

2017的雞年,她又訂了新目標。朱靜容說,她想讀遍100本法文繪本,並到處去宣講法國繪本故事。台中國資圖、斗六繪本館、甚至高雄市立圖書館,不小心都可能撞見她「上館子吃到飽」的身影。

她說,走一趟法國之後,感覺整個世界的窗被開得更大了。她還想繼續存錢,在有生之年見識所有法語系的國家。

在各項有趣事物中兜轉的朱靜容,還有第三本自寫自畫,預計描寫「寂寞」的繪本《藍星人》,但未知何時才能完成付梓。停刊的迷你雜誌《讀創Zine》,也不知何時方能復活。

她就像個很新的靈魂,拎了一口很老的提箱。沒有沾染太多社會習氣,用看什麼都很新鮮的一雙眼,探索周遭各種可能,並將五花八門、忙碌閱讀各項事物的人生閱歷,通通塞進那口沒有容量限制的老皮箱。

因為閱讀與創作對她來說,都十分「有機」,一如她家那扇色彩斑斕如百衲被的大門一般。打開它,你不知道將會看見一個做啥裝扮的繪本魔術師,將與你分享箱子裡噴發出來的多少夢幻驚奇。

(本文所有圖片來源:朱靜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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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09 21:30
書評》我是我的正在虛構。我是我所虛構的。

1.

我寫了詩,然後我變成詩人;我寫了小說,然後我變成小說家;我出了專輯,然後我變成歌手……

我是什麼?我是誰?一直是藝術的重要論題,當我將自己詮釋或過度詮釋成某個樣子時,那到底是真實的我?還是虛構的我?

是界限完成了我,還是自由完整了我;而「我」又是活在怎樣的理解裡呢?

當讀者以為《謎樣場景》是一本小說時,黃以曦出乎意料地取消情節。當讀者以為:這不是一本散文嗎?她卻編造個人體驗,讓讀者發現,所謂「經道出的真實人生」,難道不都是虛構的、不都是磨過稜角的圓石、不都只是「作者視角」的嗎?

於是《謎樣場景》成了一本既好看又不好看的書。

好看的是,黃以曦在形式上攪動了文體分類那種「固體觀念」,讓讀者在閱讀之始起了好奇;而內容則從「我」出發,不是循著某個主要故事或是串連高低起伏的情節而成。內容描述或論證或有感的,是由「我」所增生的突觸──是不限於佛洛伊德、拉岡、米德等分類式的,奧德賽追尋式的或黑格爾辯證式的,又或是科幻電影中透過機器擺出面向人類群體般反思式的,而是彷彿沒有一個本來的「我」的「我」。

她拉著讀者一齊思索、質疑「真實的我」。

那個人們閉上眼視為理所當然,並有著堅固定義的「我」,到底是什麼?

黃以曦的「我」包含了經驗、虛構與科學假設及多元演繹之各種,「我」沒有定型,卻也不是百變。「我」是在這個架著堅固岩盤的世界的縫隙中長出的韌性思維。
她讓身為讀者的我,看見清明。

但清明者的代價首先是痛苦,然後是孤獨。

2.

清明對黃以曦而言,無限迷人。
但《謎樣場景》對於一個期待人生如故事般講出的讀者而言,卻是不那麼好看的,缺乏故事主線引導的讀者,將獨自面臨出戲、離題、迷霧與後設。究竟「後設情節要如何情節」?

或許這就是黃以曦的詭計。
從目錄來看,如此龐大數量的篇章,很難達到結構上的統一,而她做的便是拆解。標題的長成如種子般,成為該篇文章的核心或關鍵詞,而內容則宛如她的思維所長出的花果葉,龐雜又細碎——「沒想清楚的事情想清楚了?」或是「想清楚的事情想清楚了沒?」問題與答案隨著她思考「我」的各種「不同義反覆」過程而時有繁密、時而稀疏。

有些寫作者總愛設計詭計引誘讀者,卻又不把話講完:
「我想告訴你一個故事,但故事到這裡只有一半,剩下的就交給你自己了」。

但黃以曦不一樣的是,她連一半都不帶讀者去。讀者身在一個未知故事入口的地方,要如何找得到這如迷宮般的人生出口呢?
是夢,夢不需要入口。
走入這本書時,讀者會發現「我」已不是那個固定的什麼了,而是「我與我還有我跟我及我我我」的無盡解離、鏡中映射。
讀者逐步經歷本書的三個部分:「空間」,講述了從「我」與另一個人的關係解離開始,討論存在、討論「我」為何;「劇場」,從愛情與親密關係中看見社會互為依賴的「建構」本性;「時間」,企圖超越孤獨與選擇,走出迷宮、走向昇華。最終,這看似好像有個完結的結束,有個出口了嗎?

沒這麼簡單。黃以曦不想輕易放過讀者,「我」不但是「虛構」的,也是「共構」的,因此讀者在閱讀這本書時,也得自己好好努力。畢竟她展示的寫作目的那麼地有錨無定,方向又如此細碎未知,且論述的內容不僅是表面的分析、故事的體會,更是在事物核心中持續深探。但能挖得有多深,是最難理解的,因為惟有讀者跟得上,才能挖得夠深。
要挖得多深才找得到出口呢?
夢沒有出口,只有醒來。
醒來是痛苦又孤獨的,醒來的人便是清明者。

3.

夢就是悖反;而醒來就是建構。
悖反是徒有虛名的情節與戲劇效果,建構才是人生的本質。

再一次重述看似存在的悖反命題:每一本好看的散文都摻雜了小說的虛構,那是從「我」的角度所看見的「真實」,有點偏頗卻又如此貼近。而每一本好看的小說也都滲著散文的真誠,那是「我」裂解無數個「我」,並循著情節或角色而增生演繹的構作,太過巧合卻又如此精準。
或許是黃以曦有著社會學與心理學的閱讀訓練,其所選用的詞彙充滿架構理論的鑿跡,精彩又精美。但《謎樣場景》以大眾對小說的認知而言,必然是難讀的,也必然是十足挑戰性的。
「我」才是她要談的,而非我的故事。
如果你也是那個想深探「我」,而不僅是閱讀「我是誰」的故事的人,那麼此書想必很適合你,因為答案都是從問題開始的。

aporia.jpg謎樣場景:自我戲劇的迷宮
Aporia
作者: 黃以曦  
出版:一人出版社  
定價:380元
內容簡介cursor_h16_2.jpg

 


作者簡介:黃以曦
台灣彰化人,資深影評人,台大社會系畢業,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肄業。2001年起從事評論工作至今,2005年曾獲選柏林影展新力論壇(Berlinale Talent Press)影評人項目,著有《離席:為什麼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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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09 11:43
日本書房》從前比較好?「回頭看」,你看見了什麼?
伊藤若冲作《仙人掌群雞圖》。(1716~1800)
伊藤若冲作《仙人掌群雞圖》。(1716~1800)

常聽人提及日本珍視昔日故舊,縱使時代淘洗,仍總會設法保留傳統或重述某些記憶,在各種小說、戲劇等作品中,也時常看得到這類故事。然而,每一種「回頭看」的背後,往往有不同的動機與意義。

▉若冲熱潮的後勢

其一是若冲熱潮。若冲,指的是江戶時期以畫風細緻而聞名的畫家伊藤若冲(1716-1800)。過往,他在日本美術史上並未受到太多重視,相關資料也稀少,但近年,隨著歐美率先肯定其畫作,加上許多展覽,例如2000年於京都國立博物館展出的「沒後200年 若沖」、2006年於東京國立博物館展出的「普萊斯收藏 若冲與江戶繪畫」展等等,都重新喚醒了當代日本人的注意,並開始再次評價他的作品。

去年春天,於上野東京都美術館舉辦的「生誕300年 若冲」,據說為期一個月的展期內,參觀人數就將近45萬,達到這波熱潮的頂點。同時,去年亦有大量關於若冲的書籍出版,光是雜誌、MOOK,也有十數種以他為專題。

江戶花鳥.jpg若冲畫作之精細,技巧之高超,色彩之鮮豔,各家電視台紛紛以現代科學方法來分析其中奧祕。從科學的角度來觀看繪畫,其實也為當代熟悉科技的一般社會大眾,提供了一種理解藝術的切入角度。無獨有偶,今年1月,講談社就將美術史學者今橋理子22年之前的著作《江戶的花鳥畫——圍繞著博物學的文化及其表象》編成文庫本,重新出版。

此書在當時即已提出創新視角,認為德川江戶時期的日本在鎖國政策之下,雖然縮限了對世界的知識視野,卻意外地開啟人們對身邊周遭動植物的關心,並發展出了類似博物學式的興趣。而人們熱衷於採集、栽培、觀察,進而熱衷於製作各種圖譜、圖鑑,最終,這種風氣也影響了江戶時期的畫家們,並表現在花鳥畫當中。

換言之,花鳥畫在江戶時期的風氣下,獲得了近似於現代科學的觀察精神,使藝術與科學產生接點。此書出版之時即獲三得利學藝賞之肯定,也成為學術研究的里程碑。如今文庫本化,更使得學界的研究成果不只深鎖於學術象牙塔,而能夠搭著前述若冲熱潮的餘溫,普及至社會中。另一方面,這股對若冲的關注,未來也可能再轉化為對江戶繪畫整體的關注,其後勢仍值得留意。

▉復甦的田中角榮

若冲熱潮代表的是以不同的視角、不同的方法來再發現歷史,也讓當代藝術家(如村上隆)從過往的「舊」東西中發現「新」靈感。相對於此,另一「回頭看」的熱潮,所帶有的意義可能更為複雜,其在出版方面引起的效應也更為巨大。那就是從數年前延續至今的角榮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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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前,適逢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去世20週年,而在那段時間前後又有許許多多相關書籍出版,如田中角榮:戰後日本悲傷的自畫像》 (中公新書,2012)、昭:與田中角榮生活的女人》 (講談社,2014)、《田中角榮100句話~送給日本人的人生與工作之心得》(寶島社,2015)等,尚有數十種書籍、雜誌。而去年年初,過去曾大力批判田中角榮的石原慎太郎,也出版天才》 (幻冬社),以類似小說的形式替田中角榮寫下「自傳」,一時蔚為話題。截至今年,這股熱潮依舊方興未艾,甚至還有田中真紀子父親與我》(日刊工業新聞社),以女兒的角度來描寫田中角榮。

田中角榮出身新潟農村,只有小學學歷,卻當上日本首相,並以其手腕在政治界與財經界留下深遠影響。他在任內提出「日本列島改造論」,推動基礎建設工程,令一般民眾印象深刻,卻也因其「金權」招致批判,最後更由於收賄而下台,可謂評價兩極。然而事過境遷,金權帶來的負面觀感已漸漸稀薄,取而代之的則是「田中神話」之復甦,且愈演愈烈。

已有許多評論者注意到這股角榮熱潮,更重要的是,這些評論者都不約而同指出:在這股熱潮背後,存在著對過去的嚮往,以及對現今經濟、政治環境,還有對首相安倍晉三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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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角榮(左)與前美國總統尼克森。(wiki)

雖然這彷彿只是日本社會的輿情,似乎與台灣並無太大干係,不過,若改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卻可能有所牽連。正是在田中角榮任內,日本開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他也被歸類於親中派。同時,日本社會對安倍晉三的不滿,還蘊含著對安倍政府過度親美的不信任,再加上川普當選後的震盪餘波,這些,都多多少少與角榮熱潮有所呼應。

在台灣,時常能聽見「台日友好」、「台日攜手」之類的論調。然而這波角榮熱潮所隱含的意向,對比於當前台灣社會之戒慎中國、政府之親美,其實頗為不同。對此,當然不需要完全將台灣與日本這兩造給標籤化、均質化甚至敵對化,但我們依舊可以從這些不同之處展開反思:如果台灣與日本友好,那麼這份友好到底立基於什麼群體?立基於對彼此什麼樣的理解之上呢?或許,這是站在台灣的角度來看角榮熱潮,所能開啟的最基本思索吧。

▉盤整共同體的記憶

「回頭看」,可以是重探過往,也可以如同角榮熱潮,既懷舊也暗批現在。不過,這種「從前比較好」的懷舊敘事,未必真的那麼深植於所有人心中。例如去年,日本公益社團AC Japan推出一支公益廣告「對手是1964」,而無論電視、收音機或報紙廣告的版本,都搭配著同樣的文案:「別在笑容上,輸給那時候的日本人。別在夢想的大小上輸了。別在對人的體貼上輸了。不只是在生活的富裕上,在心靈的豐足上,也絕對不能輸。對手是1964年。」

AC Japan 2016年度活動「對手是1964」,以星野源新歌「Hello Song」為廣告歌曲。(cursor_h16_3.jpg「對手是1964」活動頁

廣告期許日本能再次藉著2020年舉辦奧運而強盛,但是,影片才一推出,卻在網路上引起不少批評。有人認為這是團塊世代意識的過度投射,美化了歷史;有人認為這是轉移焦點,粉飾現在政府工程頻頻出包的窘境;也有人認為過去與現在的社會情況差異太大,根本無從比較;更有人對那個年代陌生、完全不知道何以值得懷念。

可見得,一個群體若缺乏共同的記憶,就無法對同一段歷史感到共鳴。然而記憶也需要整理,也需要專門的學者「回頭看」,從紛雜的陳跡中梳理出清晰的樣貌。文章末了,就來簡單談談今年初甫出版的兩本重要著作,它們的「回頭看」正滿足了這個需求,而且兩者都有同樣的關心主題:「青年」。

佐藤卓己《青年的主張:視線的媒介史》(河出書房)是四百多頁的重量級著作,詳盡研究了NHK過去的長青節目「青年的主張」之流變。「青年的主張」是一個辯論演講比賽節目,於每年成年之日舉行,參加者都是當年度即將滿20歲/成年的年輕人。自1960年於電視播放以來,即成為重要的國民節目,曾媲美紅白歌唱大賽;但從1990年起,該節目改名為「青春message」,最後於2005年停播,如今這個熱鬧一時的節目竟被人遺忘。

佐藤卓己是首位詳盡考察這項辯論演講比賽及直播節目的學者,他細緻地分析當中「青年」形象的變化、如何折射出社會上「大人」們的視線以及對「青年」期待,更藉此描繪戰後日本社會發展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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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本福間良明《「勞動青年」與教養的戰後史:「人生雜誌」與讀者的去向》(筑摩選書)則與佐藤卓己互補。福間考察許多專供青年閱讀的「人生雜誌」(中文或許該稱勵志雜誌),並從中推測其讀者樣貌,也由此替戰後庶民史補白。

這些「人生雜誌」的讀者,多是社會中低階層、受經濟限制而無法升學的青年。他們一方面為了生活而必須忍受高工時與低新,一方面也因為自己與主流的「青年」形象格格不入而感到孤獨,也是因此,才需要在這種「人生雜誌」中尋求安慰。這種心靈勵志雜誌過往總是難以進入學者、學界之眼,但福間卻在這些材料中,找尋到隱沒在歷史與社會下層的身影。

這兩本著作都是難得而紮實的歷史研究,他們「回頭看」那些過去不被知識份子所重視、卻是普羅大眾曾經的共同記憶,更藉此揭露了歷史的原貌,盤整了共同體的記憶,讓人們可以更加明瞭自身的樣子——這是「回頭看」最根本,也最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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