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從職棒球員到基礎棒球教育工程推手:周思齊的棒球文化全壘打
在台灣的職棒運動場上,球員周思齊向有「亞洲選球王」美譽。年初甫出版第4本書《棒球場的歷史與養護入門全書》的周思齊還有不少外號,不論稱他為斜槓作家、周董、中職劉德華,甚至負面的「甩恩齋」,背後都有典故,都指向他多元的生命面向。
今年42歲的周思齊,宣布本球季後將從馳騁廿年的職棒舞台退休,引起球迷關注與不捨。他的棒球職業即將結束,然而棒球志業才正開展。
棒球是他的命,他的根,是他思考的圓心,行動的原點。球場之外,周思齊創立球芽基金、攻讀研究所爬梳台灣棒球運動史、寫作出書、推出個人品牌商品,都不離棒球。他說:「我不是斜槓,也不是跨界,而是我的眼界在另外一個地方,我用另一種角度看見棒球。」
周思齊從棒球的角度看人生,又從人生回望棒球。我們也不妨撇開他球員的身分,用另外一個角度看周思齊。
➤認知教育的重要,創辦球芽基金,當台灣小棒球員後盾
周思齊以自律聞名,不打球時,他的生活重心就是讀書和練身。不管是職業球星、歷史研究或創業,他都是透過閱讀,獲得力量,找到方向。
回溯閱讀足跡,在師範學院任教的姑姑對他影響甚深,讓他知道讀書的重要。周思齊的名字便是姑姑取的,他笑說:「我學會的第一個成語,就是『見賢思齊』。」不過,國中、高中念體育班沒有太多時間讀書的他,考上輔大後,才重拾閱讀的習慣。
「閱讀面前人人平等,但受教育並不平等,因為要花錢嘛。」周思齊深刻體會閱讀與教育對於運動員生涯發展的重要性,但他也瞭解:「我們的基層選手練球的時間過長,學校不太重視小選手受教育這件事情。尤其到了重大比賽的時候,球員幾乎沒有在讀書的。」
然而教育和練球必然衝突嗎?周思齊認為不會,而且日本在這方面就做得很好。因此在32歲那年,他創立球芽基金,設立「棒球閱讀教室」、成立棒球獎學金、閱讀獎學金,更贊助有潛力的小棒球員赴日本求學,以實質回饋提供小球員發展機會。
對周思齊來說,這些小球員未來是不是繼續打棒球不是重點。畢竟棒球延伸領域廣,防護員、體育記者、運動行銷、運動產品設計都是可選擇的方向。打球並不是這些孩子唯一的選擇,甚至以後若成為企業家,能夠回頭贊助棒球,影響力更大。
周思齊的棒球之路看似走得風風光光,但背後也曾有辛酸曲折。那些被黯淡籠罩的生命時刻,與最讓球迷痛心的假球案脫不了關係。
➤受假球案波及重挫職涯,靠抗壓性與幽默感走出低潮
台灣職棒史上共發生5次檢調偵破的簽賭打假球事件。其中最讓人痛心的,是2008年米迪亞暴龍隊涉及的「黑米事件」——黑道買下米迪亞球團,操控、利誘球員打假球。事發後,13名棒球員遭起訴,依職聯盟規章,永不錄用。
在此之前的三次假球案,看見涉案球員上警車的畫面,周思齊時時引以為鑑。黑米事件爆發後,周思齊以證人身分赴地檢署應訊,偵察過程前後長達7個月,內心既飽受折磨,也憂慮球迷的觀感。後來,米迪亞球團解散,周思齊雖證明自身清白無罪,卻無球可打,沉寂了一陣子。幸好後來被選入兄弟象,再創事業高峰。
問他如何脫離黑米風暴導致的人生低潮,轉念後從谷底爬升?他表示,關鍵在於抗壓性。
網路酸民的酸度,足以把人心腐蝕到潰爛穿孔。台灣棒球選手的表現常被放大檢視,近如王柏融,頂著台灣四割男榮耀征戰日本職棒,表現不如預期,「大王」稱號即被網路酸民改為「小玉」。周思齊身為球星,有時也難免被酸、被損。只要打不好,PTT網民就把周思齊三個字改為「甩恩齋」。
一般人被這般奚落,或暴跳如雷,或沮喪難受,但周思齊以正向思維,反其道而行。他幽默地將「甩恩齋」這三個字註冊專利,推出個人吉祥物、T恤以及周邊商品,「甩」字就此成為周思齊個人品牌。他曾推出的「甩帽」一時蔚為風潮,「嘲」到一帽難求。他也與諮商心理師許皓宜合著《心智鍛鍊》,結合心理學及運動兩項專業領域,分享運動生涯與個人經驗,歸納出提升心智抗壓性的學習心法。
➤過度關注棒球勝負,來自殖民後的創傷心態
我們請教周思齊,關於「例行賽一條龍,季後賽一條蟲」或者「國內賽一條龍,國際賽一條蟲」的現象,是技術問題或心理因素?他表示,比起追究球員的運動表現,他更關切的是,為什麼我們的社會那麼專注在勝負?
周思齊認為,一來,棒球是飽受期待能夠為台灣爭光、讓台灣出人頭地的運動賽事項目,二來,台灣棒球文化沒有建立完備。
「棒球反映台灣社會。棒球是社會的投射,例如對奪牌的渴望。我們把很多榮譽加在球員的身上,但試問:我們的音樂得過葛來美獎嗎?我們的電影得過奧斯卡嗎?我們有多久沒有人得到諾貝爾獎?但卻要求棒球隊每次出去比賽都要得到很好的名次。」
另外,周思齊也特別強調:「我們也很少去了解球員的生命史,只關心重要比賽(球員)有沒有失手。我覺得這是台灣社會殖民後的創傷心態,國府來台以後,百年來都還是有這種心態。」這是周思齊的獨到見解。
周思齊將一般球迷最為關注的表現數據,諸如球賽中的投接打、球隊成績、個人紀錄等等稱為「武化」。武化是文化的對立面,「打得好、接得穩、傳得準、跑得快,這些武化的技術面固然重要,但其實文化也很重要。」周思齊說:「文化好像你的家,武化要做得好,還要靠文化。我現在重視的東西就是棒球文化。」
心繫棒球文化發展的周思齊,在37歲那年,考取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史所,拜在《台灣棒球一百年》一書作者、學者謝仕淵門下,研讀棒球史。
➤就讀歷史研究所,論文研究花蓮原住民傳奇棒球隊「能高團」
歷史感強的周思齊,尤其喜歡閱讀歷史和人物傳記。身上流著阿美族血統、關心棒球發展的他,出於興趣跟使命感,瞄準了故鄉花蓮1920年代打球打出名號的阿美族棒球隊「能高團」(NOKO),作為碩士論文研究主題。
在周思齊之前,完成論文取得學位的職棒選手其實不少,但論文題目大抵不脫棒球技術面的探討,例如:「棒球比賽攻隊佔壘時對投手投球表現差異之研究」、「評估中華職棒例行賽犧牲觸擊戰術得分機率」、「職棒投手之投球策略—以潘威倫為例」,像周思齊這般聚焦於台灣棒球運動史者幾希。
2014年電影《KANO》上映後,許多人知道台灣早期有一支棒球勁旅「嘉義農林棒球隊」,片名KANO即是取自其簡稱「嘉農」。在嘉農出現前,由阿美族青年所組成的棒球隊能高團,其戰功彪炳,卻鮮為人知。能高團是第一支全員由台灣原住民組成,踏上日本棒球聖地甲子園進行比賽的棒球隊。比KANO還早,更比紅葉少棒早(註)。
能高團的傑出表現,讓日本人注意到原住民的運動天賦,來台挖角。出身花蓮馬太鞍部落的羅道厚(伊藤次郎)便成為台灣史上第一位加盟日本職棒的球員。周思齊表示,球芽基金的棒球獎學金中,特別設有一項「羅道厚奬」,便是向這位阿美族棒球好手致意。
➤以出書建立基礎的棒球教育工程
研究所課程已修習完畢,只待完成論文即能取得學位的周思齊,目前已出版4本書。除了《心智鍛鍊》之外,他也與周汶昊共同書寫《Game On!周思齊的九局下半》,以「棒球教會我的那些事」為副題,分享如何戰勝挫折、超越自我,開創屬於自己的另一場人生賽事。
重視棒球文化的周思齊,寫作主題與眾不同。另外兩本著作《圖解跑壘學全書:要得分,就得學會怎麼跑壘》(與許峰賓合著)與今(2024)年出版的《棒球場的歷史與養護入門》,格外突顯他的棒球專業。
即使職棒生涯即將劃下句點,但周思齊有著雄心大志,立志寫滿20本棒球書,主題選定無關投打接的顯學,而是企圖藉由出書建立基礎的棒球教育工程。
周思齊說他小時候讀古文,未必知道文義;練習書法時寫到「松下問童子」等詩句,長大了才懂得意思。閱讀就是這樣,讀了,放在心裡,有朝一日有所領悟,知識就活了。所以聊到「文學無用論」這個說法,周思齊認為,不是無用,而是看你怎麼用。
他很喜歡蘇東坡〈題西林壁〉詩:「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從小耳熟能詳的詩,後來發現不是一首古詩而已,「有一天忽然想到,這不就是我現在在做的事情嗎?」周思齊說:「棒球有不一樣的面向,就像廬山一樣,我看到了棒球的不同面向。所以〈題西林壁〉也可以說是屬於我的〈題周思齊壁〉。」
有別於其他運動員,周思齊勤於思索,善於類比。從棒球球場到生活戰場,轉換不同角度看棒球,挖掘各種豐富的可能性,也看到生命的不同面向。我們祝福周思齊,告別球場後的人生,運用強大的求知欲和閱讀力,走出未來的嶄新之路。●
棒球場的歷史與養護入門全書 |
作者簡介:周思齊 |
台灣文學在北歐III》瑞典有悠久漢學傳統,台灣文學的譯介較北歐諸國更深更廣
瑞典專門研究東亞文化的東方博物館(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是由發現周口店、仰韶等文物的考古學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所創建。早在1919年,安特生就成立了「中國委員會」,專門研究中國的自然歷史與地質。瑞典也是第一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西方國家,對中文和中國文化不算陌生。
擁有長遠漢學傳統的瑞典,知名的漢學家包括: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等。跟其他北歐國家相比,瑞典對於台灣文學的翻譯做得更深、更廣,翻譯作品數量也較多。
前瑞典學院院士馬悅然是引介台灣文學到瑞典的主要以及重要推手。他除了翻譯多位台灣詩人的詩選,也向其他漢學家與出版人介紹來自台灣的著作,促成了包括李昂《殺夫》以及林海音《城南舊事》瑞典版的出版。
2019年馬悅然過世後,台灣文學的翻譯漸趨疲弱,受到的關注度不如以往,市場反應也遠不比丹麥跟芬蘭書市。
➤台灣文學在瑞典外譯狀況
幾年前,我在網路上偶然看見《南瑞典日報》(Sydsvenskan)刊登評論吳明益《複眼人》與《單車失竊記》的書評,開始對台灣文學在瑞典外譯的狀況產生興趣。
瑞典從很早就開始翻譯台灣作品,除了書籍之外,外國文學相關的期刊雜誌上刊登台灣文學短篇的翻譯,也是在瑞典外譯時常見的。
馬悅然在1991年翻譯了商禽的詩選《冷藏的火把》(Den djupfrysta facklan),收錄80首詩。1992年李昂的《殺夫》(Slaktarens Hustru)翻譯出版,1999年馬悅然又翻譯了9位台灣詩人的詩選《來自台灣的9種聲音》(Nio röster från Taiwan : modern kinesisk poesi)。
這本詩集集結台灣9位重要詩人紀弦、洛夫、余光中、商禽、瘂弦、羅門、楊牧、羅青、夏宇的詩。特別的是,馬悅然在序中詳細介紹台灣從荷蘭統治到日治、民國的歷史,以及這個特殊的歷史背景如何影響台灣的語言與文學。
馬悅然翻譯的《綠騎士:楊牧詩選》(Den gröne riddaren, Dikter av Yang Mu)在2011年出版,獲得瑞典文學界的好評。2015年出版的林海音《城南舊事》(Min Barndoms Peking)也由馬悅然翻譯。2020年吳明益的《複眼人》(Fasetter av liv)與《單車失竊記》(Den stulna cykeln)出版。
比起詩集與小說,台灣繪本更受瑞典人歡迎。幾米的作品在瑞典翻譯出版了4本,插畫家本人也曾親自造訪瑞典。此外,劉旭恭跟陳致元的作品也很受到矚目。陳致元的《Guji Guji》在2015年獲得瑞典國際兒童圖書評議會(IBBY)主辦的「彼得潘獎」(Peter Pan Prize),幾米的《月亮忘記了》在2020年也得到銀星獎(Silverstjärnorna)。
幾米的《地下鐵》跟陳致元的《Guji-Guji》都被改編成兒童劇,劉旭恭的《橘色的馬》在2017年被選入瑞典經典童話選集《我們的寶藏》(Vår skattkammare)中,2019年也獲得IBBY彼得潘獎的銀星獎。
其他曾在瑞典翻譯出版的台灣作品,還有蔡志忠的漫畫《老子》、《聊齋》。紀大偉的短篇小說〈牙齒〉2003年也在瑞典知名譯者陳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翻譯下,刊載在文學雜誌《字與圖》(Ord och Bild)中。陳安娜也在2009年「斯德哥爾摩驕傲周」之際,翻譯紀大偉的短篇〈香皂〉,發表在個人部落格上。2021年斯德哥爾摩大學師生也翻譯了紀大偉的短篇〈一個陌生人的身分證明〉,刊登在該校《東方研究》(Orientaliska Studier)期刊中。
除了翻譯、出版及期刊發表的形式之外,馬悅然的遺孀陳文芬在2023年邀請詩人向陽到瑞典訪問時,也與瑞典重要詩人斯特朗拜(Ingela Strandberg)共同翻譯了向陽《四季》中的數首詩作,印刷成冊並透過讀詩會推廣。
➤漢學傳統如何影響台灣文學在瑞典的翻譯
馬悅然在《來自台灣的9種聲音》與《綠騎士》兩本書的序文寫道,台灣文學所使用的文字與當代中國中文之間有本質上的不同,原因來自於分隔的歷史與語言背景。馬悅然認為,明朝從福建大量移入台灣的移民所使用的方言,塑造了台灣當代語言的基礎,以至於台灣中文的發音與詞序都跟中國官方語有很大的不同。
馬悅然從漢學研究的角度去研究兩岸語言不同的發展歷程與變化,無疑為台灣語言及文學在瑞典奠定了重要論述。
然而,瑞典漢學界對台灣的興趣其實有限。因為在漢學傳統上,中國古典文學的訓練與研究仍然是瑞典各大學中文系的重點,近當代文學的課程與教學者相當少,有興趣的學生也不多。目前除了斯德哥爾摩大學以外,其他大學依然偏重古典文學訓練。
再加上多數教授對中國較熟悉,語言訓練的講師也都多來自中國,自然比較少把目光投向其他使用中文的國家。造成的結果是,瑞典有眾多中國通,但「台灣通」非常稀少,而即使注意到台灣的中國通,也不一定能跳脫中國中心的大中華視角。
中文系出身的瑞典譯者,對台灣的文學、文化和語言普遍不熟悉,甚至讀直排書跟繁體字對他們來說都可能是一件很吃力的事。吳明益《單車失竊記》的譯者秦碧達(Britta Kinnemark)告訴我,雖然她學過繁體字,但書中充滿許多台灣在地的語言與用詞,在翻譯過程中的確常遇到必須去參考英文版的狀況。
➤瑞典翻譯與出版文化
瑞典出版過台灣文學的,有專門翻譯中文小說或專做外國文學翻譯的獨立出版社,也有主流的大型出版社,甚至專門針對爭取諾貝爾文學獎的出版社。瑞典的中文譯者雖然為數不少,但能像馬悅然那樣「主動出擊」,自己決定要翻譯什麼的譯者幾乎是零。
在瑞典,陳安娜可能是馬悅然之後最為人知的中文譯者。她苦笑說,印象中她向出版社推薦作品沒有一次成功過,就連幾年前推薦紅遍全球的中國科幻小說《三體》,也沒被出版社接納。
我訪問的其他譯者也和陳安娜一樣,認為這歸因於瑞典出版產業的高度商業化。大出版社只出版絕對賣座的翻譯書,所以當Netflix確定要將《三體》影視化,並確定會在瑞典播映後,陳安娜才接到了急急忙忙要求她翻譯這部作品的任務,因為出版社希望在播映前讓書上市。
瑞典主流出版社十分仰賴在各國的書探取得國際書市的最新趨勢與出版訊息,出版社通常在譯者推薦之前就已經知道這本書,也已經做好是否出版的判定。
獨立出版社跟譯者的關係雖然相對較親近,但接受譯者推薦的數量也不多。出版李昂《殺夫》的出版社「鶴」(Tranan),負責人Johannes Holmqvist在接受《換句話說》雜誌(Med andra ord)訪問時表示,他們有許多接收出版訊息的管道,譯者是其中之一,但不是主要管道,15本書中可能只有3本透過譯者介紹。
許多譯者因此自立門戶開創自己的出版社,「鶴」就是漢學家羅德保(Lennart Lundberg,也是《殺夫》的譯者)成立的。羅德保因為《殺夫》屢屢遭拒而創立了「鶴」出版社,該社轉手之後,成為專門翻譯外國文學的獨立出版社。
羅德保表示,他因為認識一些文化圈人士,在宣傳時占有一點優勢。相較之下,小出版社資源有限,沒有能量宣傳銷售,很多書籍出版後難以得到媒體的關注,而讀者通常對陌生作品也較小心,新書銷量與注目就難以理想。
➤難登主流版面
瑞典主流媒體對歐美以外的文學與文化普遍來說興趣較低,除了《南瑞典日報》有專門做中文文學的書評以外,《每日新聞報》(DN)算是報社中對外國文學報導比較多的。該報文學主編Jonas Thente告訴我,報社文化版的主要關注還是本國文學,其次是北歐文學、英文文學與歐洲文學,這是讀者最有興趣的。
《每日新聞報》每年大概會收到9000本新書,但他們能評論的大概只有500本。他們較關注大出版社的書,因為大出版社的選書機制相對客觀,也較符合經濟效益。出版社可以說是他們評斷的第一道關卡,但只要出版社寄書訊給報社,報社就有機會篩選這些書。
瑞典資深記者夏谷(Göran Sommardal)本身是漢學家,也從事翻譯。他表示,以他自身的經驗來說,若要讓大報社採用書評,通常作品本身要多少符合商業考量,例如前面提過的《三體》就符合了這樣的標準。
《單車失竊記》的譯者秦碧達認為,近年來中國在瑞典的形象惡化,影響了中國文化與文學的曝光度,瑞典人對台灣的關注增加了許多,讀者對台灣文學的興趣理應存在。她認為所有對台灣有興趣的瑞典讀者,都能從《單車失竊記》中得到許多收穫。
➤站在巨人肩膀上繼續翻譯
雖然目前台灣文學在瑞典沒能被更多人看見,且在馬悅然離開之後,台灣文學少了一位極有份量的推手,但他留下了重要的基礎與論述,讓有心推廣台灣文學的後人繼續耕耘。
瑞典與台灣的學術交流也越來越頻繁,到台灣留學或學習中文的學生,比以往多出許多。
吳明益《複眼人》的譯者羅傑(Roger Eriksson)在翻譯之餘是一名導遊,他在Covid-19疫情後造訪台灣幾次,對台灣有更多認識,除了帶團也推薦朋友來玩。有天他突然來信告訴我,他感覺去過台灣之後,對繁體字的掌握更強了,不再像以前這麼抗拒閱讀繁體書了。
近日羅傑收到瑞典老牌中國通雜誌《Fokus Kina》的邀請翻譯中文小說,艾瑞克森告訴我他打算翻譯紀大偉的短篇,並已開始跟作者聯繫。
斯德哥爾摩大學東亞系教授史艾米(Irmy Schweiger)約莫從2022年開始教授台灣相關的課程,同年也透過文化部補助的「台灣文化光點計畫」,舉辦台灣影展與「台灣視覺與文學文化」線上講座,帶著學生翻譯紀大偉的短篇小說,訪問李家驊導演、魏德聖導演,並將訪談整理發表。
斯德哥爾摩大學的學生透過電影、展覽與文學,學習台灣的歷史、社會、文化。史艾米教授表示她會繼續把視野放在台灣,不只是文學,從政治、宗教、認同等面向認識台灣的課,她還想教更多!
跟瑞典詩人合譯向陽詩作的陳文芬,也展示了一條非傳統的外譯道路。不懂中文的詩人透過與台灣文人的合作,從英文文本把台灣文學譯成優美的瑞典文。陳文芬再利用圖書館等公共空間舉辦讀詩會,讓一般瑞典民眾直接親近台灣文學、認識台灣。這種小而美又富含民主價值的外譯方式,她會繼續推行下去。●
閱讀通信 vol.309》長命百歲也許不難,難的是百歲無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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