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貫以自由與國族間的詰問、辨證和糾纏為寫作關照，新作《放歌》將迴路安置在中國首席獨唱姚天身上，藝術畛域裡，自由與國家主義再次碰撞。這部長篇小說選在疫情高峰、烏俄領土煙硝未止的時刻問世，疫情與戰事下的醫病與生活，無不牽動自由、國家的多重關係，讓《放歌》讀來格外警醒。

➤​從現實推衍出來的移民故事

《放歌》發表會上，遠在美國的哈金與位居台北書展的黃崇凱連線對談，端午佳節，跨世代、跨地域的華人作家團聚，談論著「從流亡到移民——自由不死」。會上由時報出版第四編輯部總編輯嘉世強開場，他提到哈金在《戰廢品》之後，「台灣」不曾缺席，《放歌》還首次出現民進黨，進而好奇小說以英文書寫，美國讀者可了解台灣藍綠對立？好比南加州長老教會的槍擊案，美國媒體或輿論能分辨周文偉的省籍情結？

哈金一開口呵呵呵笑出聲來，黑框眼鏡下一雙烏溜眼珠盯著視訊畫面而非鏡頭，先與十年未見的黃崇凱打招呼，隨之，顛倒問題順序，從後頭答起。

哈金認為美國人關注兩岸關係遠大於藍綠衝突，需要有人解釋作為移民社會的台灣，內部有各種歷史與人物背景，不是死板一塊。他筆下的人物姚天進入中國禁區，被政府交代不能與台獨分子攪和，與其說有實體原型，不如說是「從現實生活邏輯推導出來」。他憶起2001年第一次訪台，有聽眾詢問他對台獨的看法？「我說我是外來人，不該亂指點。但這和中共方針不同，從此再也不能回國，連父母葬禮也無法參加，」他說，「這些事情大陸人都明白，我的小說只是戲劇化一點。」

嘉世強繼而追問，這次選擇對政治天真的知名藝術家當小說主角，有何象徵意義？哈金說：「在另一文化環境生存是很艱難的。我看到很多人生存不下去，回到原來的圈子。」那些成為姚天的底氣，無論一個人過去有多輝煌，來到新環境都得重新起頭，變成普通人辛勤勞動。他重複了艱難二字：「那是艱難的過程，也是移民經驗。小說最後寫病痛、治療、革命的過程，過去文學沒有系統描述過。這是我為什麼寫這本書。」

➤國家和個人是寫作核心

畫面一轉，麥克風已在黃崇凱手裡，他侃侃訴說讀完哈金所有作品後的觀察，首先是小說始終討論「自由裡的不自由」，對讀《放歌》和近日再版的《自由生活》最為明顯。兩本書的主角選擇過真正自由的生活，試著一步步將身上的國族束縛移開，透過寫詩、唱歌來尋求心靈和語言上的自由，可現實殺刀般催逼，人不得不放下身段，賣體力掙錢，根本無法享用自由。黃崇凱覺得無論是《自由生活》裡的武男，或《放歌》裡的姚天，掙脫國族掌控後，必須自己摸索與選擇自己想要的。他想到哈金的寫作生活，「不用漢語寫作，必須靠自己摸索新語言去表達自己，反倒在英文世界寫出一片天。」

他也注意到哈金近十年小說幾乎「充滿國家和個體的矛盾和衝突」。細數《自由生活》中國留學生在美國生存得仰賴體力活，居間還承受不同種族、文化壓力的交互夾擊。《背叛指南》講述擁有雙重祖國的人，若兩個國家都背叛你，怎麼選都枉然。《折騰到底》是哈金少數充滿諧謔與歡快的作品。黃崇凱拿起手機朗讀小說片段，最末一句「要幹一個國家很難，但國家好像隨時可以幹掉你」，藉由床笫之事諷刺國家，辛辣直率，「正是哈金在小說裡層層遞迴的思考」。

黃崇凱接著談小說時間。《自由生活》聚焦1989到98年，《放歌》則約莫2007至18年，兩者相隔10年，姚天經歷過歐巴馬主政時期。黃崇凱好奇若遇美國總統大選，武男和姚天各自會投票給誰？

哈金不假思索回答，武男投共和黨，姚天投民主黨，因為姚天位居的麻省是民主黨中心。「國家和個人，是我十幾年來思考的問題」，他講這句話時眉心一揪，「特別在國外，母國無所不在，左右人民生活，自由受到限制。但民主是國家、個人有個平台互相對話，特別美國，公民、國家可以講道理，甚至上法庭。」

哈金說他有個美國朋友，與政府打過幾回官司，全都勝訴。哈金當年隻身赴美，太太晚一年半才獲准出來，小孩等更久，竟要4年。那位朋友問他為什麼不起訴國家？哈金感到不可思議。在他心裡，國家始終強大、至高無上，根本不曾思考過人權、自由問題。而今他在小說中思索，「姚天是不情願地成為移民，他知道藝術比國家更長久，所以追求藝術。」

黃崇凱扣住時間軸接續問，《放歌》的主人翁姚天推算約二十多歲，應出生於1970年後，這時中國經濟蓬勃，他們移居美國，已晚哈金一個世代，兩個世代的移民經驗的差異為何？

哈金回應，由於美國政府不提供留學生獎學金，他任職的波士頓大學，中國留學生泰半家境優越，比他這個世代的人來得富有。這群學生畢業後幾乎都回中國，「我們這代人大部分回不去，所以什麼活都做，有人在小學校做清潔工，和現在年輕人的生活軌跡不同。」他說。

「在美國生活下來並不容易，自由可貴，可是對很多中國人來說是很陌生的狀態。」哈金對自由特別有感觸，想到上海封城，連女性衛生棉都有人控管，「自由是沒人管，生存與否屬於個人事情，」他頓了頓，「但那是很可怕的。」

➤​疫情裡的自由

黃崇凱延續哈金提到的疫情實感，進一步問他關於國家、個體各種層次關係。好比前些日子中國政府為了清零，下令上海封城，擅自遷移北京小區，YouTube上流傳公安警察闖進民宅、押走人民的影片，顯現國家暴力。然而，在自由美國，大家瘋搶物資，社會失序，因而有人認為中國統治模式安穩，反而比民主國家好。

「《解放軍報》承認公安警察的行為不對，將責任推卸給底下的人，不檢討上層，顯然是國家意志，這個小細節很重要。」哈金覺得中國為了證明自己優越，強權高效率，但病毒不是靠人的意志就能轉移。美國有人不打疫苗，是自由選擇，甚至現在很少人出門戴口罩，主要是百姓對政府有基本信任。

黃崇凱提到川普稱Covid-19為Chinese virus，身為華裔，疫情裡是否更感受到種族仇恨和敵意？

「有敵意，」哈金坦率回答，「習近平耽誤疫情是事實，在國外，這需要付很大的法律責任。」

黃崇凱提及美國近年黑人槍擊案、警察過失殺害黑人等社會事件層出不窮。就哈金觀察，有色人種也因黑人社會活動受益不少。縱然種族氛圍未必友好，他仍肯定美國社會的包容度，以加州柏克萊大學出現首位台灣人校長田長霖為例，認為只要足夠優秀，就有機會站上位置。「美國比較理智，素質較高，不一定聽從政府宣傳、輿論。」

別於種族，宗教觸及信仰自由，亦在小說裡開出點線。黃崇凱提到《自由生活》裡武男返回中國東北老家，父母正在練新氣功；到了《放歌》，姚天參加「神韻」晚會，四處登台演出。他將小說對照現實，台灣與世界各地諸多景點常見法輪功信眾拉布條、靜坐，控訴中共迫害，哈金處理敏感議題時，尺度拿捏恐得費心一番。

哈金折返小說的人物心理。姚天的妹妹在東北，那裡是法輪功起源地，一家人加入了法輪功。後來妹妹遭捕，死在監獄，政府始終沒能給出合理解釋。姚天極為憤怒，透過宗教來悼念妹妹。「姚天不是信仰這個宗教，參加神韻晚會，是有個人私情在裡頭，」哈金解釋：「法輪功講求真善忍，滿有善良與抱負。對姚天，他尊敬宗教，那是一種生存方法。」

➤​作品應該要冒犯

「我常覺得你是華文文學的美國叔叔，」黃崇凱語畢哈哈大笑，「在英文世界安家落戶，累積許多作品。」他指出哈金與同輩中國作家的差異，在於小說的時間斷限，中國作家多寫四九年以前，或者更遙遠的歷史古事，像《自由生活》裡的丹寧。但在美國的哈金似乎擁有偌大空間書寫當代中國，「在英文的邊緣空間書寫中國故事，慢慢抵達英文中心地帶，」黃崇凱說：「台灣讀者透過中譯本認識你，美國叔叔講的中文帶著翻譯腔、距離感，好像從另個方向打開寫作的可能性。」

哈金注意到中、外對「作家」的理解有很大差異。在中國，寫出一本代表作，就能一輩子享受作家光環；但西方世界不然，但凡輟筆，便遭淘汰。「只能一步一步往前走，不斷思考怎麼寫出有意思、有趣，又必須嚴肅的作品，所以寫什麼很重要。」他說：「文革、西藏、新疆⋯⋯多少題材，目前都在文學中缺席，作品應該要冒犯，並且在世界文學中找到位置。」

黃崇凱最後以電影《媽的多重宇宙》為喻，重新詮釋哈金與作品。他覺得哈金的筆下人物彷彿是哈金本人在平行宇宙另外開啟的視窗，譬如《瘋狂》的萬堅是哈金留在中國的版本，《自由生活》的武男也許是他寫作不走運、在中餐館工作的版本，透過小說探索生命裡每個歧路世界。

哈金引述契訶夫的經典名言：生命是短的，只有一次，所以我們要盡最大努力活著，歡快地活著，美麗地活著，有意義地活著。他認為此話道出自由的本質，按自己的心意生活外，還有附帶條件，必須對生計、心靈各方面負責。

嘉世強末尾以《放歌》裡的金句作結：「我愛自由勝過一切，哪怕這個自由讓人膽怯或恐懼，哪怕我要花很長時間去習慣。」自由輕快歡愉，自由也肩挑重擔。那大概是「從流亡到移民」，終於明白自由的刻骨心情。●

在它恐慌之前，它——它是寧靜的。那時我還無法理解，沒有領會它是多麽浩瀚，體會那所有的白晝、所有的夜晚、所有的風與靜謐。

——娥蘇拉．勒瑰恩〈比帝國緩慢且遼闊〉

➤​宇宙的筆記

在讀夏曼．藍波安《沒有信箱的男人》時，我同時在看丹尼爾．艾弗列特（Daniel Everett）的《別睡，這裡有蛇！一個語言學家在亞馬遜叢林》。夏曼．藍波安的新作，以島嶼人的心靈，流過友善與邪惡交混的「外邦人」，後者以一位（與皮哈拉人相處30年的）外來者的身體，進入皮哈拉人的世界：艾弗列特原本以為是「叢林」的詞「歐一」，其實指涉更大的生物圈、或整體空間；皮哈拉人沒有確切的數字概念，也沒有表達特定顏色的詞彙；宇宙以不同的邊界「米基」劃分出層級。

《沒有信箱的男人》中的達悟宇宙，分成9個空間層次，生活在第五層的善良女神，負責了Ivatas和Irala兩個民族的事物，「我們是獨立的小眾之神」。小女神西．洛伐特，負責之事雖小但重大，她讓人之島上的受孕婦女能夠自然生育，不必再遭遇竹片剖腹、以死亡換新生的難關。此後島上才有了存活下來的母親、一胎以上的孩子，人類像泉水、羊群在島上增加，帶來生氣——這是小說第一章節，夏曼．估拉拉摁傳述的故事，包裹了新生兒從產道中誕出時「pok」的初音，也有為人父母的初名。

說故事的人以外，還有做筆記的人：「月的微光繼續照明人群離去的身影的同時，卻有位異鄉人，正運用月亮微光寫筆記。」那是鹿野忠雄的筆記，在夏曼．估拉拉摁的眼裡是「正在偷竊我的語言智慧」。而仙女洛伐特，也有她的記事簿，紀錄她俯瞰的權責世界裡，所有的生命、祝福與懲罰。他們（小女神、說話人、博物學家）都有其追求的「全部」，是誰的工作有了缺憾？

外邦人的書寫與技術是威脅，遮掩島嶼人的心靈與生命。工具、技術的進入與顯現，從來不缺乏例子。在拓拔斯．塔瑪匹瑪（布農語：Tulbus Tamapima）的《蘭嶼行醫記》（1998）裡，是現代醫療系統與傳統身體撞擊的省思；潘壘導演的《蘭嶼之歌》(1965)，則是現代技術的炫奇展示。

《沒有信箱的男人》中醒目、帶來複雜痛感的主題之一，是（非自願的）遭逢以及（近於剝奪的）交換，即使交換來的事物似有所幫助（例如斧頭、銀幣），但絕非是利大於弊、以犧牲求進步。那不可逆的滲入，更讓「我們島嶼的靈魂逐漸混濁了」。

相機吸取靈魂，槍彈使受困的人無法動彈，鐵殼船將人帶離島嶼受審，駐在所襲奪了家屋⋯⋯比起神話時間，那不過是百年轉瞬。夏曼．藍波安的寫作（他的說法是向漢語「借貸」）顯然是一種抵抗，一如小說中的各種「取名」：Torii（鳥居）發音像達悟語的「給」，於是鳥居龍藏成為了「給」先生；槍不離身的日本警察被稱作Pawuben／「槍」先生。

賦名是指認，也是在諸多被否定、取消的事物中，取回最小限度的語言之力——但誰都得承認，與達悟人被奪去的聲音比起來，這完全不成比例。

小說分12章，從神話時間到二戰後，匯聚壓縮一次次的浪潮（或災禍），也許夏曼．藍波安的寫作，同樣是一種「筆記」？並非對應書寫文化與知識系統，而更像仙女手中的記事簿（另一個商借的詞？）——縈繞著語言與生命，成為宇宙的一部分。與夏曼．估拉拉摁的任務相同：「把黑色翅膀飛魚神話故事很完整的匯聚，完整的記憶下來，好讓達悟民族有個中心思想，不被其他強悍的外島民族同化，馴化。」

➤共同體到共鳴體

鳥居龍藏有一篇文章〈支那人與紅頭嶼之歷史〉，末尾記錄了這樣的故事：清政府官員曾於光緒三年時赴紅頭嶼勘查，公務結束後，讓一位來自蘭嶼的17歲左右男性，於恆春滯留了3年。由於思鄉情切，他自製竹筏欲從車城航向蘭嶼。但鳥居在蘭嶼時並未見聞此人物，猜想可能途中意外喪生了。這個未上岸事件，並沒有被「筆記」在《沒有信箱的男人》裡，但小說還有更多上岸離岸的心折故事。

夏曼．藍波安過去的作品中，有許多往來大島與小島的生命線，其中我最喜歡的是《天空的眼睛》，小男孩巫瑪藍姆與未曾謀面的姑姑（也是人類學家）在蘭嶼島上相會的一刻，血緣與機緣在神祕的海洋飄盪，充滿餘波。

在《沒有信箱的男人》裡，這些陌生的登島者各有職責與磨難，他們是人類學家、軍人、警察、傳教士、商人、教師⋯⋯輪番上岸後，也浪流至不同的結局與命運。小說中有兩段情節令我印象深刻，一段是軍人Keijiro的自殺，另一段是描述棄子、二婚到伊巴雅特島的寡婦，後來又返回島上成為野銀部落的先祖。前者是內在無法平息的戰爭，後者是情意、遷移與求生的動力。

夏曼．估拉拉摁訴說野銀部落這段起源故事時，正是戰後初期，島嶼暫時沒有外邦人，得以呼吸的時刻。即使接觸與慾望的地形、外邦人的面貌（或手腕？）層層疊疊，這部小說中的空氣與暗流，卻往往浮現在此類生死迭代交錯的時刻，形成情節本體外的另類信息。

文化人類學家今福龍太，在〈前往「濱田康作共鳴體」的世界〉，以奄美大島攝影家濱田康作的作品，導引出某種與「大陸」、「國家」模型不同的、諸多力量共振的聲音：

「島嶼當然並非樂園。在那裡，生產時間灰燼的大陸／都市苛刻強烈的燃燒力所爆裂的事物之聲響，低沉地迴響著。〔⋯⋯〕拍打水岸的浪聲不斷重複，但沒有任何聲音是一樣的。」

我想暫時借用這樣「共鳴體」的想像，來理解小說中生命的內在拍擊，以及細微有機的對應。

在過去有限的知識裡，我知道巴丹群島與蘭嶼語言相近，有明顯的親緣關係。但在《沒有信箱的男人》裡，島嶼間的關係是：「天神原初再造一個島的本意是，相互照顧」。這種援助、照護的關係，有沒有可能延展，在我們原來如此有限的生命與宇宙觀裡？小說中最迷人的一場對話，來自於草原民族與海洋民族的相視。達悟學生洛馬比克的Mina Morong（莫榮星座、北極星），與來自新疆伊犁的艾克拜爾．米提斯老師記憶中的Shimal Yultuzi（北星）相互映照：

「他們的默劇如星辰，生活在不同的星球，這個島嶼是洛馬比克的星球；艾克拜爾的星球，他還需更努力地繼續追逐。」

先前提及的電影《蘭嶼之歌》，片中飾演島上神父的演員，正是《沒有信箱的男人》中提到的紀守常神父。在謝永泉《追浪的老人：達悟老者夏本．樹榕（Syapen Sorong）的生命史》裡，夏本．樹榕40年後才有機會看到紀守常神父的影像演出，而神父的「聲音」也被取走了：「那個人就是他，但是那個聲音好像不是他的聲音，我認得他的聲音。」

小說多重的上岸航線，不只寄放了一張百年歷史圖景，也是聲音的命運。他們都是「外」，但也不見得是同一種「外」——他們有各自星球的行李。小說裡「沒有信箱的男人」不只一個，歷史裡的信息與聲音也會迷航。或者在抵達之前，我們至少不再請求同一種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