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12強棒球錦標賽，台灣擊敗日本全國振奮，許多人也回想起2013年的經典賽複賽，台灣一度領先，最後惜敗的慘痛記憶。巧合的是當年在第九局擊出追平安打的，就是本屆賽盃的日本監督井端弘和。此番井端承擔敗戰責任一臉鐵青，不過井端與台灣也頗有緣分，幾年前曾在新成立的台鋼雄鷹客座，看到曾經指導的選手們發光發熱，相信賽後井端風度翩翩的祝福也是真心誠意。

在一級賽事擊敗日本，是過去台灣球迷不敢想像的事。畢竟日本算是台灣棒球的引路人，從1895年殖民後不久，日本人就在台灣打起棒球，也意外的發現台灣人的棒球天份。因為電影《KANO》而讓大家熟悉的嘉義高農棒球隊，被詮釋成一支混合了日本人、漢人和原住民的多彩球隊，不僅多次打進甲子園大賽，還出了後來在職棒戰場上活躍的「人間機關車」吳昌征選手。

今（2024）年熱血記者鄭仲嵐出版了《追尋岡村俊昭》，談的是戰前在職棒相當活躍，戰後則轉任教練的南海隊選手岡村俊昭的故事。鄭仲嵐從岡村隱身為日本人身分之後的花蓮原住民身世之謎開始，一路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找到日本人治理台灣、理番政策下活躍的「能高團」，也挖掘出日本人在台灣種下的棒球之芽，令人印象深刻。還有稍早一點謝仕淵的作品《臺灣棒球一百年》，則以豐富的學術史料爬梳，寫就一本關於日本人、國民黨與台灣棒球，台灣認同間彼此牽絆糾纏的百年歷史。

「打敗日本」是作為棒球後進的台灣人百年來追求的目標。因此嘉農過關斬將，一路殺進甲子園冠軍賽，台灣人歡聲雷動；「二郭一莊呂怪物」在日職打出好成績，我們開心不已；陳金鋒、王柏融在國際賽砲打日本強投，我們也一定振奮無比。

每一次國際賽對上日本，雖然都知道實力有差距，但還是會對「打敗日本」抱著期待，雖然每次惜敗的都是台灣，直到本屆12強賽會才讓台灣完成悲願。也因為如此，許多球迷都說彷彿經歷了一場隨時可能被喚醒的美夢，直到最終的雙殺前，很多人都還抱著可能被逆轉的PTSD症狀，畢竟過往鍋貼實在吃太多了。

➤殖民地台灣：不想輸，因為不願被輕視

不過「打敗日本」的夢想，又因為政治與社會的變遷，而有不同的幽微變化。日本時代想要打敗日本的心情，比較像是「不輸給日本人」。因為台灣是殖民地，處處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儘管殖民者帶來現代化，但現代化所帶來的文明開化，也讓台灣人有了被歧視、被看輕的感受，因此亟欲證明自己並不輸給日本人，值得被更好的對待。這是台灣人對殖民所採取的抵抗策略。

這個「不輸給日本人」的夢，也不只發生在棒球，在其他領域也很常見。比如在藝術史領域，雕塑家黃土水每天拚盡全力雕塑，就是為了追求精神上的不朽，因為他始終惦記著要為家鄉帶來藝術上的福爾摩沙時代。

畫家李石樵以〈楊肇嘉氏之家族〉入選帝展，因為他知道議會請願上街頭15次，還不如觀賞帝展的天皇一句話問起畫中人物是誰，有何事跡。還有創下台灣人首度在「日本畫」項目中入選帝展的陳進，她留學出發前謹記著「既然去了就不能輸人，要很堅強，不能輸。美術史、日本語都要熟記，認真讀，成績好，別人就不會看輕你。」

也有像是在學習院讀書的辜寬敏，即使父親貴為貴族院議員，在學校仍然經常被同學嘲笑是「支那人」、「清國奴」。他不服氣就和同學打架，證明自己不輸給日本人，因為只要打架贏了，內地人就不敢對他冷嘲熱諷。陳翠蓮在《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書中，對於台灣人在殖民地的文明開化中經歷的認同，與如此認同下交織相纏的抵抗，以及如何在這樣的兩難中有了自治之夢，都有相當精彩的描述。

➤飄流太平洋，流轉日本、滿洲國、台灣的他們

無疑的，被殖民者的宿命，必是要從備受壓制的殖民體制中掙脫出來，是為「解殖」。當然對手無寸鐵的民眾來說，解殖並不容易。畫家陳澄波和郭柏川的生涯都是例子，他們以優異的成績從東京美術學校畢業，卻無法受到平等對待，最後只好往日本勢力範圍下的中國發展。

也有許多出色的台灣人，因為在日本、在台灣都飽受歧視，只好去了被稱作「王道樂土、五族協和」的滿洲。比如當過滿洲國交通總長的謝介石，他知道在滿洲，他就比滿洲人更像日本人。

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書裡敘述的殖民地官僚朝聖之路中，也有描述過土生白人異地出仕的過程，造成了「我們」克里歐人之所以異於西班牙出生的「他們」之間的差異。可是在19世紀亞洲殖民的過程當中，這種朝聖之路反而創造了殖民者理想中的升遷階序。

這是殖民者的策略，他們希望被殖民者很爭氣，但又忌憚著被超越，因此不管被殖民者實力再好，也不會給你公平待遇。如果你有夢想，那就去其他的殖民地實現，因為在殖民地階序中，你就有機會成為殖民者的一員。

不只是日本，英國在印度、法國在越南，還是更早的西班牙人在中南美，所有的殖民者都用同樣的心態在面對殖民地不想輸的人們。因此嘉農打進甲子園當然很好，但拿到亞軍剛剛好，拿冠軍可千萬不行。吳昌征或者岡村俊昭都很棒，但地位都不可能超過被戰爭耽誤，最終在台灣海域戰死的名投手澤村榮治。

➤沒有國家的冠軍們

這種奇妙的心情也延伸到戰後，譬如王貞治和長島茂雄的一時瑜亮，日本人很明顯是偏向血統純正的「嫡子」長島，而不是拿中華民國護照，非日本籍的「庶子」王貞治。儘管王貞治的成績明顯比長島更出色，而且在日本長大的王根本不會講中國話，在階序中他還是「比較不日本」的那個人。關於王貞治的認同困境，在鈴木尚史的《王貞治百年歸鄉》裡面有精彩的描述。

有「不輸給日本人」夢想的也不是只是台灣。1936年柏林奧運，來自韓半島的選手孫基禎代表日本贏得馬拉松金牌，孫基禎也很掙扎，這面金牌在計算上屬於殖民者日本，他只是一個「沒有國家的冠軍」。這個故事後來拍成電影，在韓國大受歡迎。

戰後留在日本的韓裔棒球選手張本勳雖然創下2000支安打的驚人紀錄，但在他的回憶當中，韓裔身分始終讓他感受歧視，只有打得比日本人更好才能無視於噓聲，討回這筆帳。這個故事在名監督野村克也的《野生教育論》裡面也有提過。

➤以仇日教育，確立民國正當性：紅葉少棒與李登輝的感嘆

不過隨著時代變遷，這種「不輸給日本人」的情緒也有微妙的變化。戰後台日分離，台灣被中華民國接管，後來中華民國又接連遇到內戰敗退、威權統治，和國際社會的正當性危機挑戰。這段期間因為「學做中國人」的國族建立需要而推動的仇日教育，也深深影響著一整代人的意識形態。

那個時代「打敗日本」被國民政府包裝成一種為國仇家恨雪恥的情緒，紅葉少棒就是其中的例子。但也有對國民黨威權統治敢怒不敢言，轉而懷念起當年日本殖民美好昨日的人，這種情緒也在90年代台灣民主化之後迸發出來。司馬遼太郎在《台灣紀行》書中訪問李登輝，談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其實就是在談這種因為出生場所之故，「無法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情緒。

➤台灣民主化以後，美式球風加入，打贏日本是證明自己

不過隨著民主化、本土化成為主流價值後，談「不輸給日本人」已經不再是殖民與被殖民的意義，比較像是實力的自我證明。好的選手像是二郭一莊、呂明賜、陳大豐都在日本打出成績，開始被看作是個人理想的實現。同時期也有挑戰失敗的，像是郭李建夫、陳義信、郭建成、陳大順，他們回到台灣後，也都在新成立的職棒聯盟中有出色表現。日本的夢未圓，也許是機運，也可能是還不夠強，但總不至於會是歧視或國族恩怨。

今年的12強賽中，幾位從日職離開的選手郭俊麟、張奕、陳冠宇都投出好成績，頗有證明自己實力「不輸給日本人」的悲願。但這早已不是殖民時代那種代表台灣不能被看扁的心情，而是個人展現的不服輸鬥志。

隨著2000年後全球化風潮崛起，亞洲選手挑戰大聯盟也成為一股風潮，日本不再是台灣選手旅外唯一的歸宿，台灣人的棒球夢突然有了日本以外的選擇。陳金鋒、王建民、曹錦輝、郭泓志和陳偉殷，甚至倪福德、王維中、林子偉、張育成都上過大聯盟。觀察他們比賽所帶來的「美式球風」，也成為新的教科書指標，小時候教練教球的日式球風之外的新選擇。

➤21世紀前10年，崛起的中國，外交疲軟的台灣：棒球讓台灣被看見

每年都有選手挑戰日職或者大聯盟，有些成功，也陸續有人鎩羽而歸。這些挑戰都被認為是選手自我成就的挑戰，雖然表現出色的選手被稱作「台灣之光」，但那代表的比較像是在中國打壓下台灣「想被看見」的渴望。尤其在21世紀前十數年，相對於中國正在崛起，台灣經濟不振、外交疲軟，供應鏈上的重要性漸失，國際社會也不太在意台灣委屈的時候，這種「想被看見」的期待特別高，王建民也成為當時台灣的救世主。

不過幾次國際賽對陣日本，最後技不如人敗下陣來，也不會有人用國仇家恨的心情來面對，反而是對陣中國意外敗下陣來，讓台灣人恨得心裡癢癢，一面也憂慮崛起中的中國是不是也會如此將台灣踩在腳底。不過在一系列的國際賽中，依賴幾位標榜美式球風選手的出色表現，也讓許多後進興起去美國闖闖的念頭。至此，台灣棒球開始有了更多美日混血的跡象，走出了自己的路。

➤台美日混血的當代，台日棒球依然緊密

當然，這段時間的台灣棒球也持續和日本緊密相連。出色的選手想要更上一層樓、赴日挑戰的不少，陽岱鋼和王柏融到火腿隊、宋家豪在樂天隊，早些的吳念庭、陳冠宇、郭俊麟、李振昌、姜建銘、林威助等人，一直到新一代的孫易磊、古林睿煬都是，人數雖然沒有小聯盟多，但也是一大群人。也有像陳傑憲、廖任磊這樣去日本念高中，或者退役的張泰山等好幾位選手去打獨立聯盟，有著嘗試挑戰日職念頭的選手。

另外一個台日棒球始終緊密相連的證據，是日本教練大量輸出到台灣。從職棒草創時期的山根俊英、森下俊夫、引地信之到田宮謙次郎，日本教練來去如過江之鯽。去年進入中職季後賽的三隊裡，兄弟的平野惠一、樂天的古久保健二都是東洋總教練。統一的首席教練玉木朋孝也是日本人，富邦也有好幾位日本教練，連號稱美式球風的味全龍也有聘請日籍教練，整個聯盟可以說是濃濃日風。台鋼的總教練洪一中去年在推出回憶錄《勉強自己》時，也提出過日本棒球優於美國的說法，引來美日兩派球迷互戰。

我自己在社區球隊陪小孩打球時，也經常為了這種美日觀念的差異而困擾。我小時候打球的資訊都來自日本，因此各種姿勢、準備都是濃濃日風。但後來王建民在大聯盟掀起風潮，「美式球風」漸漸成為教練圈的新主流，也讓兩種球風的彼此適應成為教練圈的課題。球風倒是沒什麼優劣，但不同文化所帶來的衝擊，小孩各有適應，其實也是台灣棒球漸漸走出混合式新觀念的風格。

➤台灣隊少的，是選手胸前國家的名字

當然，那麼多球員挑戰大聯盟的日本，這幾年的教練風氣也有很大的改變。比如曾闖蕩大聯盟的羅德隊監督吉井理人，在《最好的教練不給答案》當中揭示的球風，包括不輕易改選手動作、引導球員去思考為什麼等等，就和他的大前輩野村克也完全不同。

時代在變，對職業選手而言，到更高的聯盟挑戰，都是個人職涯的規劃。他們成功成為光芒，大家拍手；不幸鎩羽而歸，也能在稍低階的聯盟繼續精進自我。

幾年一度的國家隊比賽，是唯一還有一點國族競爭意味的比賽。但隨著「台灣」在國際上發光耀眼，這些選手打起球來，也越發有自信，越來越不被國仇家恨綁手綁腳。勝利時彼此擁抱慶祝、失敗時互相拍肩勉勵，把混合著美日台球風的隊形好好打出來，不再是「不輸給日本」，而是抱著「一定要贏日本」的信心而來。

12強奪冠讓台灣選手們有機會證明自己的實力，現在我們少的，只有選手胸前的國家名字。但我們都很清楚，不正常的不是始終存在的台灣，而是被中國壓力牽著鼻子走，對台灣的光耀多彩視而不見的國際社會。●

➤推薦讀物

• 《追尋岡村俊昭：熱血記者的台日百年棒球超級任務》， 鄭仲嵐著，大塊文化
•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班納迪克．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時報出版
• 《臺灣棒球一百年》，謝仕淵 著，玉山社 
• 《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陳翠蓮著，遠流出版
• 《王貞治百年歸鄉》，鈴木洋史著，李淑芳譯，先覺出版
• 《野生教育論》，野村克也著，蔡昭儀譯，大牌出版
• 《台灣紀行》，司馬遼太郎著，李金松譯，大田文化 
• 《勉強自己》，洪一中、陳祖安著，感電出版
• 《最好的教練不給答案》， 吉井理人著，科科任譯，堡壘文化

深受外國文學影響，著作也被廣泛譯介到國外，讀者從日本遍布到全世界的作家——這樣的形容，會讓你想起誰的名字？

或者換個說法：持續在多部作品中反覆探討同樣的元素與主題，一再參照、重新詮釋自己作品的作家是誰？

有些人會想到大江健三郎，也有些人可能會想到村上春樹。

這樣隨意擷取出這兩位世界知名作家的特徵，或許會讓人覺得他們非常相似。但是——各位應該也都知道——這兩人的特色與創作風格找不到相似之處。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他們位於光譜的兩端。除了《1973年的彈珠玩具》的書名取自《萬延元年的足球隊》以外，這兩人好像沒有任何的關聯。

之所以談起這件事，是因為當我讀村上春樹的新作《城與不確定的牆》的試讀版時，我想起了大江的「晚年樣式」一詞，隨後又聽聞大江的死訊。這兩件事純屬巧合，但我想探究這樣的巧合是否隱含著什麼意義。

對村上春樹這位作家有一定認識的讀者，聽到書名《城與不確定的牆》，應該會馬上聯想到兩件事。一個是曾經刊登於文學界，但基於作者意願，從未收錄到書中的夢幻中篇〈城，與不確定的牆〉；另一個是以〈城，與不確定的牆〉為基礎，改寫而成的長篇《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之前就有大江將《同時代的遊戲》改寫成《M／T與森林中的奇異故事》的知名案例，而村上不只一次改寫〈城，與不確定的牆〉，還改寫了第二次。

《城與不確定的牆》（可能有點容易搞混，在此指的是新出版的長篇）以三部構成。

第一部講述17歲的「我」與16歲的「妳」的影子間的戀愛，以及成年後的「我」在真正的「妳」所在之處，那座被「高牆」圍繞的城裡的生活，兩邊的故事交互出現。

在第二部中，「我」從「城」回到「現實」，開始在福島縣山間小町的圖書館工作。在這裡，「我」遇到前館長子易先生、圖書管理員添田小姐、穿著黃色潛水艇連帽夾克的少年、開咖啡店的女子，與這些人交流的同時，也徘徊在「城」與「町」的界線之間。

到了第三部，我再度進入「城」，然後再一次試著回到「現實」。

這座「城」外有「金色的獸」，要進入「城」需要剝離「影子」。進入「城」的我在「圖書館」負責讀「古夢」，而「妳」就在那間圖書館工作。不僅「城」的構造與設定和舊作〈城，與不確定的牆〉（或者說改寫成長篇的《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十分相似，本作中也充滿村上作品中常見的元素。

過去交往的「心僵硬了」的「妳」和在咖啡店工作的「她」，可以重疊到《挪威的森林》的直子和綠。福島小町的圖書館，或許也讓人想起《海邊的卡夫卡》中的甲村紀念圖書館。有一天再也連絡不上的的「妳」，也宛如《發條鳥年代記》中的妻子久美子。誤闖異世界而後逃離的故事，也與《1Q84》相似。不用說，作品中也做了沙拉、煮了義大利麵，並且同樣出現了深邃的洞穴和井。

對於這部作品，我腦中第一個浮現的形容是「村上作品的集大成」。或者以比較壞心的說法，也可評為「再生產」。

這部作品是「集大成」，還是「再生產」？

無論是哪一種，身為一個長年熱愛村上作品的讀者，我想談談過往在村上作品中塑造出故事的技術，至此幾乎已經爐火純青。

沒有任何停滯，平順浸透到體內的淺顯而節奏感極佳的文字，高明到近乎藝術的句讀使用。生與死，光與暗，身體與影子，日常與非日常，讓這些概念互為對比，穿梭在兩者之間的表現手法。被「高牆」圍繞的「城」之虛構，對上被「山」環繞的「町」之現實。在兩個「城」與「町」之間，以死者的身分現身的子易先生模糊了虛構與現實的界線，不時使兩者翻轉過來。將乍見對立的兩個概念翻轉、揚棄，或是移除使對比成立的關鍵，這樣的橋段在本作中反覆出現。累積而成的技術造就這個淺白卻又難解的故事，逼近「講述無法以言語描述的事物」此一文學的核心。

此外，村上的幽默感與比喻能力也依舊如故。身為小說家，比起村上的幽默感與使用的比喻本身，筆者向來更關注他運用的手法（更進一步說，就是想「偷師」）。村上總是能以幽默感或比喻，輕易突破故事中的難關，或是無法以言語表達的場景。他做得實在太舉重若輕，讀者時常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接受了無法理解的事情」，就這樣讀下去了。

比方說，少年失蹤後，「我」在咖啡店與她見面的橋段。先描寫了以前「我」交往過的「妳」，跟眼前的「她」重疊，模糊了過去與現在的界線。「我」想起從前「妳」說過的話，閉上了眼睛。此時「我」被問到「嘿，你在想什麼？」於是回答「俄國五人組。」想不起俄國五人組中的最後一人，跟「我」不會把「她」獨自一個人留下的想法重疊起來，將所有的描寫與對話流暢銜接在一起。原來還有這種寫法。

或者是再次回到「城」裡的「我」，聽黃色潛水艇少年說酋長故事的橋段。少年引用了酋長說的一句話：「誰都可以用腳爬上椰子樹，但還沒有一個人登上比椰子樹更高的地方。」這句話原本是在諷刺歐洲人一味建造摩天高樓的現象，但是透過將滯留在這座遠離現實的「城」，形容為「爬得比椰子樹的高度還要更高」，這樣的類推就說明了「浮在虛空之中」的狀態。

在這裡，從「爬椰子樹」這個單純的小故事衍生出三個層次，分別是「按照文本理解的酋長故事」、「酋長故事的解讀」和「酋長故事的超越」，將每一個層次稍微錯開，就抵達「浮在虛空之中」的結論，也就是說明了「城」的狀態（「城」是什麼？這個問題是構成這部小說的中樞，同時卻也是無法明確說明的）。

這部作品究竟是「集大成」，還是「再生產」呢？

讀了這部作品後會有什麼感受，取決於每一位讀者自己。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對我個人而言，這部作品既不是「集大成」也不是「再生產」，我想稱之為「收成」。如同前面所述，本作中出現了許多村上作品——尤其是長篇——中反覆出現的元素與主題。但是也可以反過來想，在村上作品中反覆出現的元素與主題，全都先在本作的原點，即中篇小說〈城，與不確定的牆〉登場過了。

在出道第二年寫下的中篇小說中，他種下了日後耗費漫長光陰書寫的長篇的種子。累積了寫作經驗的村上在超過40年後，終於收成當初自己種下的種子——我是這樣想的。

如同大江因兒子的影響，將過去出版的《同時代的遊戲》改寫成《M／T與森林中的奇異故事》，村上改寫這部作品的起因之一，毫無疑問是新冠病毒的疫情。被隔離在封閉的「城」中的「我」的故事，也是被隔離在自己家中，無法與他人相見的我們的故事。要留在「城」裡，還是要回歸「現實」？這個沒有答案的問題，必須由經歷疫情的我們來思考「與他人產生關聯」有什麼意義，才能得出結論。

在《大江健三郎作家自語》中，大江將自己評為「20世紀的作家」，村上則是「21世紀」的作家。還記得與這兩位偉大的作家相差一代的我，當初讀到這裡時非常震驚。因為我一直覺得這兩人都是在20世紀出道，在20世紀臻於成熟的作家。

但是現在回頭來看，這兩人之間或許真的隔著一道超越年齡差距、堪比「一世紀」之差的「牆」。他們的作品就是有這麼大的差異。身為一個讀者，我很期待村上春樹收成了出道時埋下的這顆種子後，未來會繼續寫下屬於「21世紀」的故事。●